那几个月我把自己埋在书里。专业课的书，厚厚一摞，码在书桌左边，看完一本就移到右边，像拆一堵墙，拆了左边砌右，咖啡喝到胃疼，疼了就用手按着，按一会儿继续写。他不让我喝那么多咖啡，给我寄了茶叶，说是朋友从国内带的，铁观音，装在铁盒里，盖子很紧，每次打开都要用美工刀撬一下。

我泡了一杯，很苦，比咖啡还苦，但苦过之后有一点点回甘。我喝了一口，想起他说过的话——“苦过之后会甜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茶还是别的。

他去西班牙是突然决定的。那天我正在背英语作文模板，他打来视频，背景是机场，玻璃窗外是灰色的天。

“我要去西班牙了。”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你去干嘛？”

“打工，读书。”

“多久。”

“两年。”

视频里他的脸有点模糊，可能是信号不好，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笑了笑，“回来我们就结婚。”

我看着屏幕里那张笑得很淡的脸，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知道，他去西班牙，不是因为想去西班牙。

那个女人叫刘素莉，算是星的后妈，医院的护士，听他说和蒋伟杰是初恋。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监狱门口，天上下着雨，星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很直，直得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已经不会弯的树。我走过去想握住他的手，还没碰到，一个女人从后面冲上来，穿着黑色的连衣裙，裙摆溅了泥，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的，像一把剪刀在剪什么东西。她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哭得很响，响到整个走廊都是她的回声。

她哭着说：“你爸要死了，我怎么办？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也是你的兄弟啊。”她哭的时候脸上没有泪，我仔细看了一眼，确实没有。

他低头看着那个女人抱着他胳膊的手，那双手涂着深红色的指甲油，指甲很长，掐进他袖子的布料里。他没有推开她，也没有说话，只是把胳膊从她手里抽出来，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拆一个炸弹。女人愣了一下，哭声停了半秒，又续上了，比刚才更大，更响，更像真的。

后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小三。

她知道了他父亲可能会涉及经济犯罪了。那个女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请律师，不是打听案情，是找会计。她要把家里的资产理清楚，要把那些不在名下的东西转到自己名下，要证明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有继承权。她来星家里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坐在沙发上，把文件一份一份地摆在茶几上，摆得很整齐，边角对齐，像在布置一个什么仪式。

她说：“这是你爸的孩子，有继承权，法律规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摸着肚子，肚子是平的，看不出任何起伏。他坐在对面，看着她，不说话，不看那些文件，就那么看着她。她被看得不自在，把目光移开，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她皱了皱眉。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他的脸被窗外的路灯光切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亮的半边没有表情，暗的半边什么都看不见。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肩膀很硬，硬得像石头。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站着。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我妈的孩子都没了，她凭什么有孩子……”

我也没有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过了两个多月，孩子没了，我们去了医院，医生说胎停，原因不明。

那个女人来找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她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头发烫了卷，化着妆，看不出任何悲伤。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茶是红茶，她加了两块方糖，用小勺子搅着，搅得很慢，杯壁上沾了一圈茶渍。

她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但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她说到“说清楚”的时候，勺子碰了一下杯壁，叮的一声，很脆。

她说：“你和她，从高中就在一起了吧？”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星，他的脸没有变化。她说：“那种感情我懂，初恋嘛，谁都忘不了。我和你爸也是初恋，他追了我很久，我等了他很久，我们的感情和你们是一样的。”她说“一样的”的时候声音放软了，软得像棉花糖，甜的，黏的，一捏就扁了。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石头从高处落下，一颗一颗地砸在地上。

他说：“你们算什么东西……能和我们比。”他看着她——他的后妈——眼睛没有任何感情，没有恨，没有厌恶，什么都不带。那个女人愣住了，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她站起来，走了，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嗒嗒嗒的，和殡仪馆那天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急躁，一样的虚张声势。门关上了，关上的那一瞬间，他伸出手，端起了那杯她没喝完的红茶，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把杯子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很久，冲了三遍，倒扣在沥水架上。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杯被倒掉的茶，看着那个被冲了三遍的杯子，看着那只被扣在沥水架上的、滴着水的、干干净净的杯子，忽然觉得，他这辈子最擅长的事，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人从生活里清理出去，清理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包括那个女人，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自己。他把自己也清理出去了。

我端起那杯倒扣的杯子翻过来，杯底还有一滴水，凉凉的，滴在我手心里。我把手攥起来，把那滴水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久到水滴干了，手心里什么都没有了。我把手张开，掌心的纹路还是那些纹路，不会多一条，也不会少一条。

西班牙很远，时差七个小时。我早上起床的时候，他那边是凌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边是下午。我们的视频时间挤在缝隙里，他下了工回宿舍的路上，我刚吃完午饭；他睡前，我刚下课。他的脸总是出现在不同的背景里——出租屋的白墙，超市的货架，街边的长椅，一个不知道什么广场的喷泉前面。他瘦了，比在国内还瘦，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但眼睛比以前亮，亮得像两颗被打磨过的石头。他说他在餐厅打工，端盘子，洗碗，有时候帮厨。他说老板是中国人，对他不错，管一顿饭。他说西班牙语学得很慢，只会点菜和问路。

“你拍一下你住的地方。”

他把镜头转过去，一间很小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窗户，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的墙，很近，伸手就能摸到。桌上放着一盒抹茶饼干，铁盒的，蓝色的，丹麦的城堡。我的眼眶忽然红了，没让他看见，把手机扣在桌上，扣了几秒，拿起来，笑了笑，说，“你好好吃饭。”

“你也是。”

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不是“打工读书”这四个字能说清楚的。视频的时候他偶尔会走神，眼睛看着镜头外面，看着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眼神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铁轨。那种眼神我见过，在很久以前，在他还没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在那个我还不了解他的时候。那种眼神不是在看什么，是在等什么。等一个东西结束，等一个东西开始，等一个计划。

“你在想什么？”

他回过神来，笑了一下，说，“想你。”

我也笑了，但我的手在发抖。她没有说破，谁也不比谁干净，谁也不比谁坦荡。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一种很深的、很暗的、不见光的默契，像水底的石头，水流过去了，它们还在那里，长满了青苔，滑滑的，踩上去就摔。

考试是在初春天。最后一门考完，她走出考场，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在地上。

那栋房子我来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钥匙还在门口的花盆底下，用保鲜膜包着，保鲜膜上落了一层灰。我打开门，屋里很黑，很冷，暖气没开，打开灯，光很白，白得像手术室。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杯子，杯底有一圈干了的茶渍，是他走之前喝的最后一杯茶，铁观音，杯壁上还贴着一片泡开的茶叶，干透了，脆了。

书房的门锁着，他从来没有让我进去过。我站在那里，手放在门把手上，门把手是凉的，凉的像我小时候从门缝底下伸过来的那只手机，拧了一下，锁着。我从包里拿出一根发卡，弯成L形，插进锁孔里，捅了几下，咔嗒一声，开了，是他教会了我一个人在家里藏东西的时候，另一个人总有办法找到。找到了。

书桌上摊着很多文件，我一份一份地翻，不记得自己看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更久。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从黑色的天幕上飘下来，落在窗台上，落了薄薄一层。那些文件里有很多人名，很多数字，很多看不懂的法律条文，但我看得懂结果。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从他去西班牙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只是现在才确认。我把文件整理好，按原来的顺序放回去，把抽屉关上，把灯关了，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等着。等一个人回来。

他开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刀。一把小刀，开刃的，刀刃在门厅的灯光下闪了一下，像一只睁开的眼睛。他看到沙发上坐着的人，刀停在半空中，停了两秒，放下来了。他把刀放在鞋柜上，换鞋，走进来，站在我面前。他的衣服上带着外面的寒气，围巾上沾着雨，亮晶晶的。他没有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没有问我怎么进来的，没有问我看了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被抓住了的人，但脸上没有害怕，只有一瞬的惊讶。他好像在等我来，等了很久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东西我认识，以前不认识，现在认识了。那是不容易的，那些他恨的人，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那些让他变成一个不常笑的人的人。

“他们会判死刑吗？”

他看着我，我看到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上下滚动了一次，很慢，像有什么东西从那里咽下去，咽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再也浮不上来的地方。

“会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稳的，稳得像一根钉进墙里的钉子，钉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他看着我的脸，想从我的表情里找到什么，害怕，厌恶，松了一口气，他什么也没找到。

“谢谢你。”

我把他的手拉过来，贴在自己脸上。他的手指慢慢弯曲，掌心的温度很低，低的像冬天的铁轨，但我靠着那双手，靠了很久，久到那双手被我的脸捂暖了，久到他的手指开始微微发抖，抖得很轻，轻到只有我能感觉到。

他猛地转过身，蹲下来，瞳孔放大，眼睛放大，里面好多谜团，红红的，湿润的，脑子里开始把那团线理得越来越乱，缠得越来越紧了吧。

那只眼睛被他杀了。

那个夜晚，我们坐在黑暗里，手握着冰凉的刀柄，我大笑，笑得像碎掉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