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

卷二·春萌

第049章巷口

一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

林五月从床板上坐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像从水底浮上来似的，憋着一口气，闷得胸口发疼。她侧耳听了听，隔壁房间母亲翻了个身，弹簧床发出一声短促的呻吟，然后又归于沉寂。

她没有开灯。

摸黑穿衣服这件事，她已经练了整整一个礼拜。左手捏着衣领，右手顺着缝线往下捋，三下两下套进脑袋。裤腰上的纽扣是铜的，凉冰冰地贴在肚皮上，她咬着下嘴唇扣了两次才扣上。袜子里有个线头硌脚趾，她犹豫了一下，没脱下来重穿。时间不够了。

灶台上昨晚泡的黄豆已经胀得鼓鼓囊囊，像一盆小石子。她把豆子倒进石磨旁的铝盆里，又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添上。磨豆子的活计她从前看母亲做过无数次，轮到自己上手，才发现那只石磨比她想象的重得多。磨杆压在掌心，推第一圈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在推一堵墙。

嘎吱，嘎吱。

石磨转起来了。豆浆从磨缝里渗出来，白的，稠的，带着生豆子特有的腥气。她盯着那股白浆往下淌，忽然觉得自己也是被碾进去的什么东西。被碾碎了，碾成浆，碾成渣，碾成一种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状。

推磨的节奏不能快，快了出浆粗。也不能太慢，慢了豆子磨不细，浆水浑。母亲教她的时候说："匀着来，一口气推到底，中间别停。停了再推，磨纹对不上，出来的浆粗细不匀。"她记住了。可记住是一回事，手上做出来是另一回事。头两天推完磨，两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第二天早上连梳头的手都打颤。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胳膊还是酸，但那种酸变成了一种钝钝的沉，像灌了铅，沉归沉，还能动。

磨完三斤黄豆，大约花了四十分钟。她把浆水倒进纱布袋里过滤，豆渣留在袋里，浆水漏进下面的搪瓷桶。桶是白铁皮的，边沿上碰了个瘪塘，是前年父亲还在的时候摔的。父亲摔桶那天，跟母亲拌了几句嘴，具体为什么拌嘴，林五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把桶往地上一搁，铁皮咣一声响，桶沿磕在门槛上，瘪了一块。母亲捡起桶看了看，没说话，拿锤子在灶台上把瘪塘敲了敲，没敲平，算了，就这么用。

桶还在用。瘪塘还在。父亲不在了。

豆浆煮开的时候，灶房里弥漫着一层白雾。雾气黏在脸上，湿漉漉的，带着豆子煮熟后那种温厚的甜香。她把火压小，守着锅，等浆温降到七八成热度。点卤的时机全凭手感，早了豆腐老，晚了豆腐散。母亲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闭着眼睛都能判断。林五月没有那个本事，她只能盯着锅里的浆面看，看气泡的大小，看蒸汽的浓淡，看浆水表面那层薄膜皱起来的纹路。

卤水是从供销社买的，装在一只棕色玻璃瓶里，瓶身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写着"食用凝固剂"几个字。她用一根竹筷子蘸了一点卤水，在浆面上画了个圈。浆水微微颤动了一下，像被惊扰的池面。她等了几秒，又蘸了一点，再画一圈。

慢慢地，浆水开始凝。先是絮状，像一朵一朵碎云飘在锅里。然后絮状物越聚越多，越聚越紧，渐渐沉下去，清水浮上来。她用木勺轻轻舀了一下，勺底碰到凝实的豆腐脑，软弹弹的，像碰着了什么活的东西。

她松了一口气。今天的卤点得还行。不老不嫩，正好。

把豆腐脑舀进铺了白纱布的木匣子里，包好，上面压上那块青石板。石板是父亲在世时从河滩上搬回来的，青灰色，巴掌大小，光滑得像被人摸了几百年。浆水顺着匣子四角的缝隙往下淌，滴在下面的搪瓷盆里，滴答，滴答，像一只坏掉的钟。

二

去年腊月二十三，厂里的通知发下来。

不是辞退，是"待岗"。车间主任老周把那张薄薄的通知书递给她的时候，手是抖的。林五月接过来一看，白纸黑字，盖着红章，写着"因生产结构调整，部分岗位人员暂予安排待岗，待岗期间发放基本生活费"。

"五月，这不是我定的。"老周嗓子发哑，"上面压下来的名单，我也不好说什么。"

林五月没说话。她把通知书折了两折，塞进工装口袋里，转身走了。

她知道是怎么回事。

去年九月，厂里技术科要报一批去省城培训的名额，她报了名。材料交上去，被卡了。卡她的人是副厂长老陈。老陈的理由冠冕堂皇："林五月同志进厂不满三年，业务能力尚需在本岗进一步锻炼。"

可报上去的另外三个人，有两个进厂才两年。还有一个是老陈妹夫老马的外甥，进厂才一年半，连图纸都看不全。

她去找过老陈。老陈坐在办公桌后面，手边摆着一只搪瓷茶缸，缸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老陈听她说完，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嘴角往下一撇："小林啊，你还年轻，路长着呢，急什么？培训名额有限，总得有个先来后到。"

"陈厂长，我进厂两年零十一个月，按年限够了。"

"按年限够了？年限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看看你写的那个改进方案，参数调得倒好，可你知不知道，你一调参数，质检科的工作流程全得跟着变？老马他们跟了多少年的老流程，你说改就改？你眼里有没有别的同志？"

林五月愣了一下。她改进三号机床走刀参数的那份报告，是经过车间主任老周审核签字的，也跟质检科沟通过。老马当时没说不同意，只说"看看再说"。后来参数调了，废品率从百分之七降到百分之三，厂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技术科。表扬的时候，老马上台领了一个"质量管控优秀奖"。奖状是老马领的，活是林五月干的。

老马脸上挂不住，回去跟老陈诉苦。老陈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记下了。

从那以后，林五月就感觉到老陈看她的时候，眼神不对劲。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不对。像一碗看起来清澈的水，底下沉着东西，拿筷子搅一搅，浑的就翻上来了。

去年年底，厂里效益不好，车间停了一条线。要减人的消息在厂区里传了半个月，人人自危。林五月没太担心，她是技术科的业务骨干，手上握着三号机床的全部参数档案，走了她，那台机床的参数得重新摸索。她觉得自己的位置是稳的。

通知下来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待岗名单上有十七个人，她是唯一一个技术科的。其余十六个，都是车间的普通工人，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唯独她不一样。她是技术科的，业务能力强，进厂不到三年就拿过两次技术革新奖。可偏偏就是她，被放进了名单里。

她想去找老陈理论。走到办公室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是老马的声音："……这回让她走了，三号机床的参数谁来管？"老陈的声音跟在后面："参数又不是只有她一个人懂。老刘头在车间干了二十年，什么参数没见过？让她去待岗，又不是开除，发着生活费呢，有什么好说的。"

林五月站在门外，手已经抬起来准备敲门，悬在半空中，停了很久。最后她把手放下来，转身走了。

回去的路上经过车间，她从窗口往里看了一眼。三号机床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铁皮上蒙了一层薄灰。她在那台机床前趴了无数个夜晚，改参数，调走刀，算公差。台灯的光圈罩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计算尺推了一遍又一遍。窗外的月亮照在车间屋顶的铁皮上，泛着冷光。

那些都不重要了。

基本生活费每月四十二块。比她原来的工资少了将近一半。

她没哭。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蒸馒头，热气从锅盖缝里往外冒，白茫茫一片。她站在厨房门口，闻着馒头的麦香味，忽然觉得饿。那种饿不是胃里的，是从更深的地方涌上来的，像一个黑洞，把她整个人都吸了进去。

"回来了？"母亲头也没抬。

"嗯。"

她把通知书压在了枕头底下。

三

过完年，待岗的人陆续开始找门路。有人托关系调去了别的厂，有人在街上蹬三轮，有人回了老家种地。林五月谁也没找，她在家里待了两个月，把母亲做豆腐的方子从头到尾学了一遍。

那两个月是难熬的。

不是没事干的难熬，是心里堵着东西的难熬。她每天早上五点醒，醒了以后躺在床上听院子里的声音。鸡叫了，隔壁老李家的收音机响了，母亲在灶房里烧火了。这些声音从前她从来不注意，现在每个声音都像针一样，一下一下地扎进耳朵里。她在床上躺着，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看。裂纹从墙角延伸到中间，分了岔，像一条干涸的河道。她盯着那条裂纹看了整整两个月，看到闭上眼睛都能把它的形状画出来。

母亲没有催她。母亲这个人，从来不催。父亲去世那年，她十六岁。母亲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没跟任何人诉过苦，没掉过一滴眼泪。她只是在灶房里多磨了几板豆腐，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担子去镇上的早市卖。卖完豆腐回来，还要去厂里上白班。那几年母亲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耸起，手腕细得能一把握住。可她从来没在林五月面前叹过一口气。

林五月有时候觉得，母亲身上有一种她不具备的东西。那种东西不是坚强，坚强是咬着牙硬撑的意思。母亲不是硬撑，母亲是自然而然地扛着，像那堵院墙扛着瓦片一样，不需要用力，也不需要谁看见。

三月底，新政策吹下来了。说是个体经济放开，街边摆摊不再算"投机倒把"。巷口的张婶第一个行动起来，在门口支了张桌子卖茶叶蛋。赵叔在街对面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居委会的王阿姨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没说话，走了。过了几天，区里的通知正式下发了，说是鼓励个体经营，简化手续，办个临时执照就能出摊。

林五月听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过头顶，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柴没劈准，斧头斜着劈进木桩，卡住了。她费了好大劲才把斧头拔出来。手心里磨出了一个水泡。

她把水泡挑了，用碘酒擦了擦，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想了很久。太阳照在院子里，三只母鸡在她脚边转来转去，有一只跳上了她的鞋面，被她轻轻拨开了。

那天晚上，她跟母亲说："妈，我想去巷口摆摊卖豆腐。"

母亲正在纳鞋底，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母亲没有抬头，针继续穿过鞋底的厚布，发出细微的嗤嗤声。过了很久，她说："石磨在灶房角落里，你搬得动吗？"

"搬得动。"

"黄豆用今年的新豆，去年的陈豆出浆率低，磨出来发灰。"

"我知道。"

"点卤的时候手要稳，急了就老，慢了就嫩。你爸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吃嫩的。"

"嗯。"

母亲说完这些，再没开口。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林五月忽然发现，母亲额角的皱纹比她记忆中深了很多。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到底没说出来。

四

天蒙蒙亮的时候，林五月已经把第一批豆腐压好了。

木匣子里的豆腐裹着白纱布，上面压着青石板，浆水还在往下滴。她揭开纱布的一角看了看，豆腐成色不错，白净，细腻，按一下能弹回来。她满意地点了点头，把纱布重新盖好。

她蹲在灶台边上，借着灶膛里余烬的微光，把昨晚写好的价签看了一遍又一遍。价签是用烟盒纸裁的，背面用毛笔写着：鲜豆腐，三角一块。

三角钱一块豆腐。

她算过账。一斤黄豆八分钱，出三斤豆浆，三斤豆浆能点两块豆腐。加上水电、柴火、卤水，一块豆腐的成本大约一毛二。卖三角，挣一毛八。如果一天能卖三十块，就是五块四。一个月下来，一百六十二块。比在厂里上班还多。

但她不知道一天能不能卖三十块。巷口的人流量她观察了三天。工作日早高峰从六点半到八点，大约有二百人经过巷口。其中买菜的占三成，大约六十人。六十人里头，愿意停下来买豆腐的，能有多少？她不敢想。就算十分之一，也就六个人。六块豆腐，挣一块零八分。连本钱都不够。

可总得试。

她把东西归拢好，用扁担挑着。一头是装豆腐的木盆，一头是折叠桌和马扎。扁担压上肩的那一刻，她整个人往右边歪了一下，又硬生生扛住了。木盆里的豆腐晃了晃，水渗出来，沿着盆沿滴在地上。她换了个肩膀，走了两步，又换回来。两边的重量不一样，右边的木盆重，左边的折叠桌轻，扁担在肩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像跷跷板似的。

从家门口到巷口，不到三百步。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天边刚刚泛出一点鱼肚白，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和扁担吱呀吱呀的呻吟。路过老李家窗下的时候，收音机已经响了，播的是天气预报。播音员说今天晴转多云，气温十五到二十三度。她没心思听天气，低着头走过去了。

到巷口的时候，张婶已经在了。

张婶的茶叶蛋锅架在一只蜂窝煤炉上，锅盖揭开，酱色的卤汁翻着小泡，蛋壳敲碎的纹路里渗进酱油的颜色，像一锅碎裂的青花瓷。张婶看见她挑着扁担过来，眼睛瞪圆了。

"五月？你这是……"

"张婶，我来摆个摊。"

"卖什么？"

"豆腐。"

张婶啧了一声，脸上的表情很复杂。那种复杂林五月看得懂，是同情里掺着一点意外，意外里又掺着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张婶在巷口摆了小半年的摊，见过来来去去的人，知道个体户的滋味。赚的时候是自己的，亏的时候也是自己的，没有人给你托底。

"你这丫头，厂里不发工资了？"

"发一点。不够。"

张婶唉了一声，没再问。她伸手从自己锅底下摸出两只还温热的茶叶蛋，硬塞进林五月口袋里："先垫垫肚子。出摊之前不吃东西，撑不到中午。"

林五月没推辞。她把扁担放下，开始支桌子。

折叠桌的腿有一条不平，搁在地上晃。她从地上捡了块碎瓦片垫在桌脚下面，桌子稳了。白布铺上去，搪瓷盆端出来，揭开纱布，四块豆腐整整齐齐地码在盆里，白白嫩嫩的，在晨光里微微冒着热气。她把价签立在盆边，然后在马扎上坐下来。

巷口的空气里混着多种气味。张婶的茶叶蛋卤香是浓的，霸道的，从煤炉上翻涌出来，裹住了半个巷口。赵叔那边还没来，修自行车的摊位空着，地上有几块黑色的油渍，像陈年的地图。主街上有人在支早点摊，油条下锅的声音嗤啦一声传过来，紧接着是油烟的味道，焦黄的、酥脆的，跟茶叶蛋的卤香搅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属于清晨的、属于街巷的、属于活着的人的气味。

五

天亮了。

第一个从巷口经过的人是个穿蓝工装的中年男人，骑自行车，骑过去了又刹住，回头看了她一眼。林五月的心提起来，手不自觉地往盆边凑了凑。男人看了一眼价签，问："多少钱一块？"

"三角。"

男人哦了一声，蹬着车走了。车轮碾过路面的碎石子，咯吱咯吱响了几声，拐上了主街，不见了。

林五月把手收回来，攥了攥。掌心全是汗。

第二个来的是个老太太，佝着背，拎着菜篮子。老太太蹲下来看了看豆腐，伸手按了按，指甲在豆腐表面戳了一个浅坑。

"嫩了。"老太太说。

"新点的，今早的。"

"嫩了。"老太太重复了一遍，站起来走了。她的菜篮子晃荡着，里面装着一把蔫了的韭菜和两根胡萝卜。

林五月低头看了看盆里的豆腐。老太太按过的那块上留下一个指印，坑坑洼洼的，像一个塌下去的小酒窝。她用纱布把那块豆腐轻轻盖住，没动它。

太阳升起来了，光线从灰白变成金黄，打在白布上，打在搪瓷盆上，打在她脸上。她坐在马扎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有人看一眼，有人不看，有人停下来问问价又走了，有人连问都不问。

一个提着网兜的女人走过来，网兜里装着两条鲫鱼，鱼尾巴露在外面，一翘一翘的。女人看了看豆腐，问："你这豆腐能炖鱼吗？"

"能。老豆腐炖鱼最好，但我这是嫩的，煎着吃或者凉拌都行。"

"嫩的炖鱼容易碎。"女人说完就走了。

林五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她应该说的，应该说"明天我做老豆腐，给您留着"。可话到嘴边，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吐不出来。她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懊恼。明明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就是张不开嘴？她在厂里汇报工作的时候，面对一屋子的人，她能条理清晰地把改进方案从头讲到尾，一个字不磕巴。怎么到了巷口，面对一个买菜的路人，反而哑了？

张婶那边倒是热闹。茶叶蛋的香味顺着风飘过来，勾人。一个穿红格子衬衫的女人在张婶摊前站了半天，买了三个蛋，走的时候瞥了林五月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

林五月认出了她。那是厂里行政科的小孙。小孙还在上班。她的红格子衬衫是去年厂里发福利时统一采购的那批，林五月也有一件，压在柜子底下没穿过。

小孙没认出她，或者认出了装没认出。那目光一扫而过，像一阵风掠过水面，连波纹都没留下。

林五月觉得脸上发烫。不是被太阳晒的那种烫，是从颧骨底下往上翻涌的另一种热度。她低下了头，盯着搪瓷盆里的豆腐看。豆腐还是白的，嫩的，安安静静地卧在盆里，不知道自己没人要。

她想起上个月在厂门口碰到的一个同事。同事叫刘芳，原来跟她一个车间，关系不算亲近，见面也能聊几句。那天刘芳从厂门口出来，看见林五月站在路对面等公交车，犹豫了一下，低着头快步走了过去。林五月叫了她一声，刘芳回了一下头，笑了笑，说了句"我先走了啊，赶时间"，然后拐进了旁边的小巷子。

林五月站在原地，看着刘芳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她知道刘芳不是赶时间，刘芳是怕跟她走得太近，被老陈看见。待岗的人就像染了瘟，旁人怕沾上。不是恨你，也不是讨厌你，只是怕。怕跟你站在一起，下一个待岗的就成了自己。这种怕不丢人，谁都不丢人。丢人的是她林五月，站在路对面，像个傻子一样叫住了人家。

人走茶凉这四个字，她以前只当是书面上的成语。现在她知道了，那四个字是有温度的，是凉的。凉得像冬天的石板，坐上去，寒气从屁股往上蹿，一直蹿到心口。

六

上午十点，四块豆腐一块都没卖出去。

她把纱布掀开一条缝，豆腐已经开始出水了，盆底积了一层薄薄的浆。她用手指碰了碰豆腐的表面，还弹手，没坏。但放久了不行，到中午就会发酸。

张婶的茶叶蛋已经卖了两锅，重新煮了第三锅。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着泡，蛋壳在沸水里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叮声。张婶一边捞蛋一边用勺子敲蛋壳，啪啪两下，纹路裂开了，酱色的卤汁渗进去，蛋变成了一颗颗深浅不一的褐色石头。

赵叔那边也来了，八点到的。支起摊子没多久就修了三辆自行车，手上全是黑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泥。他干活的时候嘴里哼着小调，调子是《十五的月亮》，哼得跑调，但很自在。

巷口的热闹是别人的，她这里冷冷清清，像一块被遗忘在岸边的石头。

她从口袋里摸出张婶早上塞给她的茶叶蛋，剥了壳，咬了一口。蛋是咸的，咸得她眼眶发酸。她使劲嚼了几下，咽下去。又咬了第二口。咀嚼的时候，她的目光没有落在任何地方，只是直愣愣地盯着对面墙上的一块石灰斑。那块斑像一张脸，歪着嘴，像在笑她。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从巷口跑过去，跑了几步又退回来，蹲在她摊子前面看豆腐。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脸蛋红扑扑的，鼻涕快流到嘴边了。

"姐姐，这是什么？"

"豆腐。"

"豆腐是什么？"

林五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她今天第一次笑。笑容很浅，像水面上掠过的一道风痕，稍纵即逝。

"拌了白糖就好吃。"

小男孩咽了口口水，伸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枚一分钱的硬币，摊在掌心里："够吗？"

"不够。一块豆腐三角钱。"

小男孩的手缩回去了，低着头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很纯粹的东西，像是遗憾，又像是渴望。林五月看着他小小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前站过很久。柜台上摆着一排水果糖，红的绿的黄的，每一颗都亮得刺眼。她兜里没有钱，只能趴在玻璃上看看，用手指在玻璃上描那些糖的轮廓。后来父亲来接她，看见她趴在柜台上，二话没说，掏出一分钱买了一颗红糖塞进她嘴里。糖在舌尖上化开的时候，她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甜的。

父亲的手粗糙、温暖，指缝里嵌着铁屑和机油的味道。那种味道她这辈子忘不了。

七

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不是来卖豆腐的。是厂里的老周。

老周骑着自行车从主街上拐进巷子，远远地看见林五月坐在马扎上，前面摆着一盆豆腐，整个人僵了一下。他的脚从踏板上放下来，蹭着地滑了几步，停在路边。他下了车，推着车走过来，站在摊子前面，半天没说话。

"周主任。"

老周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嘴唇动了动，像是有一肚子话堵在嗓子眼，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冒出来，把他的脸遮住了半边。

"五月，你怎么在这儿？"

"摆摊。"

"卖豆腐？"

"卖豆腐。"

老周又吸了一口烟，手指夹着烟杆，指尖发黄。他没看豆腐，看的是她的手。林五月的手搭在膝盖上，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豆渣痕迹，掌心磨出了茧子，虎口处还有一道被石磨划的口子，结了痂，暗红色的。

"厂里……"老周开了个头，又停住了。他蹲下来，跟她的视线平齐，声音压得很低，左右看了看，确认张婶和赵叔都听不到，才继续说下去。

"五月，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林五月抬起眼看他。

"待岗那个名单，不是结构调整。"

她没说话，等着。

老周把烟头摁灭在地上，烟灰散了一小片。他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老陈。他跟区里的人走了关系，拿待岗做幌子，把技术科不听话的人清出去。不是你一个，还有两三个人在下一批。"

林五月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她早就猜到了，但听人亲口说出来，感觉还是不一样。猜是模糊的，像雾里看东西，影影绰绰的。说破了就是一根针，扎在心口上，不疼，但胀。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的背影比半年前佝偻了不少，四十出头的人，头发白了一小半。他看着巷口外的主街，人来人往的，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

"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年，眼看着好好的一个厂，被这些人糟蹋。"他的声音很涩，像砂纸蹭在木头上，"去年那批设备更新的事你知道吧？上面拨了八万块，到厂里只剩五万。那三万去哪了？谁都不说。五月，你改进三号机床参数的时候，报上去的材料我看过。你写得很实诚，数据是数据，分析是分析，一步一个脚印。可你知道最后报上去的版本是谁改的？老马。他把你的名字抹了，换成了他自己的。报给区里的技术革新奖，领奖的人是他，不是你。"

林五月的嘴角动了一下。她不知道这件事。她只知道厂里表扬了质检科，不知道老马拿她的东西去报了奖。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她缓缓地说，"是想让我怎么办？"

老周回过头来看她。他的眼睛里有血丝，眼底发黄，是长期熬夜的痕迹。

"我没什么想让你办的。我就是觉得，有些事你应该知道。"他顿了顿，又说，"五月，你年轻，有本事。别耗在那里面了。那个厂，迟早要烂在老陈那些人手里。你出去看看，外面的路不是只有一条。"

他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放在桌上："给我来块豆腐。"

林五月看着他。老周的目光躲开了，盯着搪瓷盆里的豆腐看。

"周主任，豆腐不卖了。"

"什么意思？"

"放了一上午，老了。回去我重新点，明天给您送家里去。"

老周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一声。那笑声很干，很短，像是从喉咙里弹出来的。他把两块钱硬塞到她手里："拿着。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你今天第一天出摊，我总得支持一下。"

然后他骑上车走了。车轮碾过巷口的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骑出去十几米，又回过头喊了一声："五月！"

她站起来。

"石磨推不动就少推点，别把胳膊弄废了！"

说完他一弯腰，蹬着车拐上了主街，消失在人流里。

林五月握着那两块钱，纸币被老周的手攥得皱巴巴的，带着一股烟味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她没有追上去还钱，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老周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拐角。

她忽然想起去年秋天，在技术科办公室里改那组走刀参数的夜晚。她一个人趴在图纸上，台灯的光圈罩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计算尺推了一遍又一遍。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车间屋顶的铁皮上，泛着冷光。她改完最后一组数据，抬起头，脖子咔嚓响了一声。那时候她觉得，只要把活干好，别的都不重要。

现在她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

干得好没用。你干得好，就有人不舒服。人家不舒服，就想办法让你更不舒服。你以为凭本事吃饭，可人家吃的是关系的饭，碗比你大，筷子比你长。

她把那两块钱叠好，放进口袋里，跟张婶的茶叶蛋壳挨在一起。

八

下午两点，太阳最毒的时候，巷口没什么人了。

张婶收了摊，走之前把剩下的半锅卤汁倒进一个搪瓷桶里，用盖子捂好。她拎着桶路过林五月摊前的时候，停了一下。

"丫头，别丧气。头一天都这样。我在巷口卖了半年茶叶蛋，第一天就卖了四个。你猜我那天回去怎么想的？"

林五月摇了摇头。

"我想的是，明天煮六个，总有几个人馋。"张婶拍了拍她的肩膀，手劲儿挺大，"明天早来半个钟头，趁早市的人多。你那豆腐是新鲜玩意儿，跟我的茶叶蛋不一样。茶叶蛋到处有卖，豆腐嘛，菜场有，但不是现做的。你这现磨现点，就是卖点。你要让人知道你的豆腐跟菜场的不一样。"

"怎么让人知道？"

"吆喝呀！"张婶的声音一下子亮起来，"你没听见菜市场那些卖菜的吗？新鲜的黄瓜嘞，刚摘的西红柿嘞。你吆喝了，人才知道你在这儿卖什么。你不吆喝，人家以为你搁这儿乘凉呢。"

林五月低下头，没接话。吆喝这件事，她想过了。不是不会，是张不开嘴。她在厂里是技术科的，跟图纸、数据、公差打交道惯了。张嘴说话是有对象、有内容的，说参数，说工艺，说材料系数。让她站在巷口喊"新鲜豆腐嘞"，跟让她在大街上脱了衣服跑一圈没什么区别。

张婶看出来了，没再劝。她叹了口气："慢慢来吧。不吆喝也行，你就在牌子上写清楚，'现磨鲜豆腐，每日限量'，让人看着觉得稀罕。"

"限量？"林五月有些不解，"我怕卖不出去，怎么还限量？"

张婶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过来人的通透："你就是太实诚了。卖东西不是卖多少的问题，是让人觉得稀罕的问题。你写限量，人家就觉得你这东西好，不赶紧买就没了。你摆一盆豆腐搁那儿，人家觉得多的是，什么时候来都行。人都是这个心理，越容易得到的东西越不想要。"

林五月想了想，觉得这话有道理，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她还没想明白哪里不对，张婶已经拎着桶走了。

赵叔也走了。修自行车的家伙装进一辆小推车，推起来哐当哐当地响。他路过林五月摊前的时候，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盆里的豆腐。

"姑娘，你这豆腐点得不错。我看你这成色，比菜场的强。菜场那些豆腐不知道放了几天了，表面发黏，你用手按一下都不弹。你这是今天的？"

"今早四点磨的。"

"行，明天给我留一块。我家那口子虽然说嘌呤高不让吃，但我自己想吃。她管不了我。"赵叔咧嘴笑了笑，露出一颗缺了角的门牙。

"好。明天给您留。"

赵叔推着车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嗓子："明天要还卖不动，你就吆喝两声！摆摊不吆喝，谁知道你卖啥！"

跟张婶说的一样。

九

林五月坐在马扎上，看着空荡荡的巷口。

风从主街上灌进来，吹得白布角翻起来，露出桌面上的一道划痕。她伸手把白布压住，风从另一边又掀起来。她摁住这边，那边又起来。摁了一会儿，她松了手，白布被风卷起来一角，又落下去。

搪瓷盆里的豆腐真的老了。表面泛着一层淡黄色的水渍，边角发硬，按上去不再弹手。她揭开纱布，看着那四块豆腐，整整齐齐的，白白净净的，一块没卖出去。

她拿起一块，掰开。里面还是嫩的，带着豆子特有的清香。外面的老皮是风吹的，太阳晒的，不是豆腐本身的错。

她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凉的。有卤水的微涩，也有豆子的甜。嚼了几下，咽下去，喉咙里滑过一道凉线。

她又掰了一块。

然后就着白开水，蹲在巷口的墙根底下，把那块豆腐吃完了。没蘸料，没放盐，什么都没有。就是白豆腐。白豆腐就白开水，蹲在墙根底下吃。她蹲的姿势不好看，两只脚掌平平地踩在地上，膝盖抵着胸口，背靠着墙。路过的一个中年女人瞥了她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好像在说：年纪轻轻的，怎么蹲在墙根底下啃东西？

林五月没抬头。她嚼着豆腐，把那个木光跟豆腐一起嚼碎了，咽了下去。

她吃着吃着，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冬天，父亲还在。大雪封了路，家里只剩半袋黄豆。母亲磨了豆腐，他们一家三口围着灶台，蘸着酱油吃。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火光映在父亲脸上，一跳一跳的。父亲吃了一块又一块，母亲说："你慢点，还有呢。"父亲说："好吃，多吃点。"他的嘴角沾着豆腐渣，笑起来的时候，牙很白。

"五月的豆腐做得好。"父亲对母亲说。母亲低着头没接话，但嘴角翘了一下。林五月那时候小，不懂这些。她只记得灶膛里的火很暖，豆腐蘸了酱油很香，父亲笑起来的时候，整个灶房都是亮的。

那是她记忆里关于豆腐最早的画面。

后来父亲走了。走得很突然。厂里锅炉爆炸，他当时在隔壁车间检修管路。等林五月赶到医院的时候，白布已经盖上了。她没看到父亲的脸。母亲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没哭。母亲从那天起就没在别人面前哭过。林五月有一次半夜醒来，听见隔壁房间有声音，很轻很轻的，像猫叫。她贴着墙壁听了一会儿，才分辨出来，那是母亲在哭。哭声被枕头捂住了，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她没有推门进去。她知道母亲不想让人看见。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听过母亲哭。

她把最后一口豆腐咽下去，拿袖子擦了擦嘴。袖子上沾了一点豆渣，她用手指弹了弹，弹不掉，算了。

巷子深处传来谁家收音机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在放一首老歌。旋律飘过来，被风切碎了，拼不完整。她听了一会儿，听出是《小城故事》。歌声飘到"小城故事多"那一句就断了，断在"多"字上面，余音拖了一截，像一根被扯断的丝线。

她站起来，把搪瓷盆端起来，剩的三块豆腐倒进一个布袋里。回去还能吃，切成小块，用盐水泡上，能放两天。折叠桌收起来，白布叠好，马扎夹在胳膊底下。扁担重新压上肩，扁担还是那根扁担，可她觉得比早上轻了。

不是东西轻了，是人麻了。

走出巷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待了一整天的那个位置。墙根下有她蹲过的痕迹，地上有一小片水渍，是搪瓷盆渗出来的浆水。太阳已经偏西了，那片水渍正在慢慢缩干，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好像从来没有人在这里蹲过。

十

走到巷子中段，迎面碰上了一个人。

是个男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穿一件灰色夹克衫，头发梳得很齐整，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他走路很快，低着头，像在找什么。看见林五月挑着扁担过来，他侧身让了一下，然后又停住了。

"请问，"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带着一点外地口音，"这条巷子里，有没有卖豆腐的？"

林五月看了他一眼。

"你找卖豆腐的干什么？"

男人笑了笑。那笑容有点局促，像是不太习惯跟陌生人搭话。"我是后面招待所的，刚调来。今天跑了一天街，买了些菜回去，就想配块豆腐炖个汤。巷口张大姐说这巷子里有人卖豆腐，是个姑娘，今天头一天出摊。我来迟了，到巷口一看，摊子已经收了。"

林五月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回头看了看自己挑着的扁担，布袋里的三块豆腐隔着布皮散发着隐约的豆香。太阳西斜了，巷子里的光线变得柔和，打在男人脸上，他的五官轮廓清楚，鼻梁挺直，眉心有一颗很淡的痣。

"我就是。"

男人愣了一下："你就是？那……还卖吗？"

"卖。不过今天的豆腐放久了，不太嫩了。你要是不介意……"

"不碍事，炖汤正好。炖鱼还是炖白菜？"

"你买了什么菜？"

他把公文包打开，里面除了文件，还塞了一把小油菜和半斤排骨，用报纸包着，报纸上洇了一块暗红的血迹。

"排骨炖豆腐，行。"林五月点了点头，把扁担放下来，解开布袋，拿出一块豆腐。掰开一个角给他看："你看，芯还是嫩的，皮有点老。要的话，一毛五。"

男人凑过来看了看，点头："行。一毛五。"

他掏钱的时候，林五月注意到他的手指修长，指甲剪得齐整，不像是做粗活的手。他从公文包侧袋里摸出几张零钱，数了一毛五递过来。一枚一毛的硬币，一张五分的纸币。纸币很新，折痕都没有。

"你明天还出摊吗？"

"出。"

"明天我再来。你明天早上一共做多少块？"

"看豆子。多的话，十来块。"

"那你给我留两块。我每天下班过来取。"

林五月把豆腐用一片荷叶包好递给他。荷叶是早上从院子里摘的，洗过了，碧绿碧绿的，衬着白豆腐，像一件小礼物。男人接过豆腐，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她会用荷叶包。他又笑了笑，说了句"谢谢"，转身往巷子里走了。

走了几步，他回头又问了一句："对了，你叫什么？我好找你。"

"林五月。"

"五月？好名字。"男人点了点头，"我姓宋，宋明远。后面招待所的，你找我就行。"

他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回响，渐渐远了。灰色的夹克衫在夕阳的光线里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拐了个弯，不见了。

林五月把那一毛五分钱攥在手心里，站了好一会儿。

一毛五。第一天，卖了一块豆腐。张婶的茶叶蛋她还没还。老周的两块钱她也没还。但她手里有一毛五分钱，是自己挣的。不是厂里发的，不是谁施舍的，是自己磨了豆子、点了卤水、蹲在巷口晒了一整天太阳，挣来的。

她把那一毛五放进口袋，跟老周的两块钱放在在一起。

十一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喂鸡。

三只母鸡围着一只搪瓷盆啄食，玉米粒撒在碎砖地上，鸡冠子红得像三团小火焰。母亲听见门响，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了。夕阳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

"今天怎么样？"

林五月把扁担放下，把剩下的两块豆腐拿出来放在灶台上。

"卖了一块。"

母亲嗯了一声，没多说。她弯着腰撒玉米粒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数，又像是在想别的什么事。

"有个叫宋明远的，订了两块。"

母亲撒玉米的手停了一下："谁？"

"招待所新来的。今天碰上了，说明天来取。每天两块。"

"每天两块？"母亲转过身来，看着她，"你认识他？"

"不认识。今天头一回见。"

母亲的眼神在她脸上停了几秒，没再追问。她把剩下的玉米粒倒进鸡盆里，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往灶房走。经过林五月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步。

"五月。"

"嗯？"

"明天把那件蓝布衫换上。你今天穿的这件太旧了，领口都磨毛了。"

林五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领。的确毛了，白色的线头翘出来，像一排细小的触角。

"蓝布衫洗了还没干。"

"明天早上能干。"母亲说完，进了灶房。灶膛里的火光映出来，在她背上投下一片暖黄色的光斑。她的背影瘦削而笔直，像灶房门框上嵌着的一根木条。

林五月站在院子里，看着三只母鸡低头啄食。它们吃得很专注，一下一下地啄，从不抬头看天。她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些鸡没什么两样。低着头，一下一下地啄，啄到什么算什么。可鸡不需要抬头，因为天上的东西跟它们无关。她不一样。她抬过头，她见过天是什么样子。

天很大，风很硬。

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听到灶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声音。笃笃笃的，很稳，很匀，像一首节奏简单的曲子。母亲切了几十年的菜，刀法从来没乱过。不管日子怎么变，那把菜刀落下去的节奏永远是一样的。炉子在灶膛里呼呼地响，锅里的油开始冒烟了，母亲把菜倒进去，嗤啦一声，油烟升起来，灶房里弥漫着葱花爆锅的香味。

"进来帮忙。"母亲喊了一声。

林五月进了灶房。灶房里热，蒸汽和油烟混在一起，黏在皮肤上。她拿起另一把刀，开始切那两块剩豆腐。刀落下去的时候，她的手很稳。一块豆腐切成八小块，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母亲瞟了一眼她切的豆腐，没评价。

"明天多磨一升豆子。"母亲说。

"嗯。十斤。"

"十斤够出二十块。你那个送什么远，留两块。赵叔那边留一块。老周那边你送一块去，不要收钱。"

"妈，老周给了两块钱，我没收他的豆腐。"

"那就明天送。他帮你，你记着。能还的就还，不能还的也记着。人活一辈子，账要清楚。"

林五月点了点头。她把切好的豆腐端到灶台边，母亲接过盘子，把豆腐块拨进锅里。锅里是白菜炖粉条，豆腐加进去，汤色立刻变得浓白起来。

"五月，"母亲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今天在巷口，有人认出你了吗？"

林五月的手顿了一下。

"有。厂里行政科的小孙。"

"她跟你说话了？"

"没有。"

母亲沉默了几秒，用勺子搅了搅锅里的汤，没有再问。但林五月知道母亲在想什么。母亲在想的不是小孙有没有跟她说话，而是小孙回去以后会怎么说。厂里的人会知道林五月在巷口卖豆腐。知道了以后会怎么看？会说"林五月混不下去了，沦落到摆地摊了"。会说"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蹲在街边卖豆腐"。

母亲在乎这些。母亲这一代人，脸面比命重。父亲在世的时候是厂里的八级钳工，走到哪儿都有人喊一声"林师傅"。母亲跟着父亲，在厂区家属院里也是有头有脸的。后来父亲走了，母亲一个人撑着，靠卖豆腐供她读书。那些年母亲卖豆腐是偷偷卖的，天不亮出去，天亮前回来，碰见熟人就说"去早市买点菜"。她不想让人知道林家的日子过得紧。

现在林五月要在巷口摆摊卖豆腐，光明正大地卖，就在家门口卖。母亲没有反对，但她的沉默比反对更重。

"妈，"林五月看着锅里的豆腐在沸汤里翻滚，"我不怕人看。"

母亲没说话。她把火关小，盖上锅盖，转身去揉馒头面了。揉面的时候，她的手很用力，掌根压下去，往前推，再折回来，再压下去。面团在她手底下反复变形，发出噗嗤噗嗤的闷响。

过了很久，母亲说了一句："不怕就好。"

四个字，很轻，像四粒落在地上的玉米。

十二

吃完饭，林五月洗碗。母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继续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细细密密的，像蚕在咬桑叶。

"妈，爸以前在厂里，有没有被人挤兑过？"

母亲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怎么想起问这个？"

"今天老周跟我说了一些厂里的事。老陈把我的名字加进待岗名单，不是工作原因。是因为我去年改进三号机床参数的事，得罪了老马。老马是老陈的妹夫。"

母亲沉默了很久。灯光照在她脸上，半明半暗的，皱纹像沟壑一样深刻。

"你爸在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车间里也有个姓黄的副主任，跟你说的那个老陈差不多。你爸手艺好，八级钳工，全厂公认的技术标兵。可标兵不是官，官有官的圈子。你爸不会来事，不爱走动，不给人送礼，也不参加那些应酬。黄副主任就看不上他，评先进的时候卡他，分房子的时候也卡他。我们住的那间半平房，是按规定分的，可黄副主任硬压了一年才给钥匙。你爸去找他理论，他说'排着队呢，又不是你一个人'。可后来搬进那栋新楼的人里头，有三个比我们晚进厂三年的。都是关系户。"

林五月没有接话。她蹲在灶台边，手里攥着一只洗了一半的碗，水从指缝间往下滴。

"你爸不让我跟你说这些。他说小孩子不用管大人的事，把书念好就行了。"母亲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继续穿鞋底，"后来锅炉出事那天，你爸本来不该去隔壁车间。是黄副主任安排他过去的，说那边管路有问题，让他去看看。其实那天锅炉检修的活不是你爸的，是另一个师傅的。那个师傅请了假，黄副主任就让你爸顶上去。你爸去了，就再没回来。"

碗从林五月手里滑了一下，她赶紧抓住了。水溅在灶台上，溅在她脸上，凉的。

"后来呢？黄副主任……"

"后来厂里赔了一笔钱，抚恤金。黄副主任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说你爸是因公殉职，是厂里的好同志，号召全厂向他学习。"母亲的声音没有波动，"再后来，黄副主任调走了，调去了别的系统。走的时候，没人提那台锅炉的事。"

林五月把碗放在灶台上，擦了擦手。她站在灶房里，看着母亲的背影。母亲还在纳鞋底，一针一针的，节奏没变。可林五月看见，母亲握针的那只手，指节发白。

她没有再问。

有些事情的答案，问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父亲回不来了。锅炉出事的真相也许永远没人知道，也许知道了也没人在乎。她能做的，就是不要再走父亲走过的那条路。不是不努力，是不把命押在别人的良心上。

别人的良心靠不住。只有自己的手靠得住。

十三

她进屋，把灯点上。

煤油灯的光圈很小，只够照亮桌面上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她坐下来，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本子，在一页空白纸上写下几行字：

豆子：三斤，出六块。

卤水：适量。

柴火：约三斤。

售价：三角一块。

今天：售出一块，收入一毛五，折价。

成本：约一毛二。

毛利：三分。

她看着那个"三分"，沉默了很久。

三分钱。她在厂里一天的工资是两块三。现在蹲在巷口晒了一整天太阳，挣了三分钱。

她又翻了一页，在新的纸面上写下明天的计划：

豆子：十斤，出约二十块。

固定客户：宋明远两块，赵叔一块，老周一块不收钱。

零售目标：十块。

她想了想，又加了一行：

需要解决：吆喝？还是不吆喝？

她在"吆喝"后面画了一个问号，又画了一个圈，把问号圈在里面。张婶说得对，赵叔也说得对。摆摊不吆喝，谁知道你卖什么。可她就是张不开嘴。她在厂里做了两年多技术员，习惯了用图纸和数据说话。让她站在巷口扯着嗓子喊"新鲜豆腐嘞"，她做不到。至少今天做不到。

那明天怎么办？

她盯着那个圈看了很久。圈里的问号像一个钩子，勾着她心里某个不敢碰的地方。她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是脸面。是"我读了十二年书、进了国企、当了技术员"的那个身份。是蹲在巷口被人看一眼就觉得脸上发烫的那层皮。

张婶没有这层皮。张婶是家属院的普通妇女，没有"身份"可丢。赵叔也没有。他们是自然而然地站在街边的，像树长在土里一样，不需要理由。可她不一样。她是从国企出来的，是从技术科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她身上还穿着那件工装改的旧衬衫，口袋的位置还残留着别钢笔的痕迹。

那层皮能撕掉吗？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不撕掉那层皮，日子就过不下去。四十二块钱的基本生活费，交完水电、买完米面，连给母亲买一双布鞋的钱都不剩。而她不能让母亲再穿那双打了三个补丁的旧鞋了。不能了。

她把笔放下，没有合上本子。那几个数字在灯光下安安静静地待着，像几粒掉在桌上的豆子。她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然后在本子最下面又加了一行字：

明天：加量。十斤豆子。二十块。价签改写，现磨鲜豆腐，当日限量。

写完这行字，她的手停了一下。笔尖在纸上留下一个墨点，圆圆的，像一个句号。

不，不是句号。

她把墨点上画了一笔，改成了一个逗号。

院子里起风了。风从墙头翻进来，吹得窗棂嗡嗡地响。林五月抬头看了看窗外。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不大，弯弯的，挂在屋顶的瓦楞上，像一块没切完的豆腐。

她关了灯，躺回床上。

黑暗里，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很慢，很稳，一下一下的。像母亲切菜的刀声，像石磨转动的节拍，像巷口那些来来往往的脚步声。

明天五点，石磨还会转起来。

她闭上眼睛之前，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那个叫宋明远的男人，三十来岁，手指干净，拎着公文包，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一个招待所的人，为什么要跑到巷子里买豆腐？主街上的国营菜场不是有卖的吗？便宜，还不用跑远路。

她翻了个身。

也许是招待所离巷子近。也许是他懒得走远。也许是张婶随口指了个路，他就顺着来了。没什么好想的。

可她还是想了一下。

不是想那个人，是想那个"两块"。每天两块，一个月六十块。光是这一个客人，就能抵上基本生活费的一多半。如果再有五个这样的固定客人呢？十个呢？她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十个固定客户，每人每天两块，一天二十块。加上散客，一天能卖三十块。三十块乘以三角，九块钱。一个月二百七十块。

二百七十块。是她在厂里工资的两倍多。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心跳快了一点。不是紧张，是另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像一粒种子，被埋在土里很久了，今天被风掀开了一条缝，漏进来一丝光。

她不知道那粒种子能不能发芽。但她知道，明天早上五点，她会去浇水。

十四

灶房里，石磨沉默地蹲在角落，等着天亮。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渗进来，落在石磨的磨盘上，像一层薄薄的霜。磨盘上有今天残留的豆浆痕迹，已经开始干了，结成一层白色的薄膜，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明天要用的十斤黄豆已经提前泡上了。豆子在水里泡一夜，胀得饱满，皮发亮，像一盆小小的月亮。

巷子深处那台收音机又响了。这回听的不是歌，是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庄重而平稳，说南方某座城市又批准了一批个体经营执照，说政策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说个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那些字词从收音机里飘出来，穿过几堵墙，传到林五月的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变得很轻很轻了，像羽毛落在水面上。

但有几个字她听清了。

自谋职业。

她在黑暗中把这四个字默念了一遍。自谋职业。自己给自己谋一条路。没有人给你安排，没有人给你保障，也没有人给你穿小鞋。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摔了也是自己摔的，赚了也是自己赚的。

这四个字听起来轻飘飘的，落下去却很沉。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被子是旧棉花胎打的，盖了好几年了，棉絮结了块，硬邦邦的，不怎么暖和。她把被子裹紧了一点，蜷起腿，缩成一小团。

明天五点，石磨会转起来。豆浆会从磨缝里淌出来。豆腐会在木匣子里一块一块地压成型。她会把搪瓷盆端到巷口，支起折叠桌，铺上白布，把价签立好。

至于吆不吆喝的事，明天再说。

意识模糊之前，她听见巷子里有一阵脚步声经过。不急不慢的，脚步声很轻，像猫踩在青石板上。她分不清是真实的还是做梦，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融进了夜风里，什么也听不见了。

院子里，风把鸡窝旁边的干草吹起来几根，在空中打了个旋，又落下去。月亮移了一寸，从瓦楞上滑到了屋脊上，照着整个院子。三只母鸡挤在窝里，缩着脖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林五月睡着了。

她没有做梦。

（约12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