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是在周三下午敲响32号房门的。

沈夜澜那天下午请了半天假，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整理线索。他把韩世安的案卷、林柏舟舅舅的笔记、那张被粘合的黑白照片，还有那片暗红色的布料，全部摊在桌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成一条长龙。

1975年10月26日，雨夜，宋怀远失踪。

10月26日之前——苏晚怀孕？宋怀远发现了什么？顾衍之在怕什么？

10月26日当晚——35号画室的灯亮了整夜。黑色轿车停在巷口。画室地上有血迹，有另一个人的足迹。油画被划破。

10月27日之后——韩世安介入调查，发现异常。文化局的陆副局长出现。调查被叫停。案卷被封存。

1976年春——记者吴明死于“意外”。

1983年冬——林柏舟的舅舅去世，笔记本被人闯入翻动，六页被撕掉。

1985年秋——沈夜澜搬进32号。

他把这些时间节点写在笔记本上，在它们之间画上箭头和问号。箭头的尽头指向一个名字：顾衍之。

但他的笔停在那个名字旁边，迟迟没有往下写。

方远说的对——他没有证据。他有的是碎片、猜测、直觉，以及一个老刑警不甘心的记忆。这些东西在法庭上一文不值，在真正的较量中不过是风中尘埃。

他需要一个人。

一个人，愿意开口，愿意站出来，愿意说出1975年那晚他真正看到的东西。

敲门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的。

笃，笃，笃。

三下，不轻不重，带着一种犹豫的节奏——像是敲门的人想了很久才下定决心，下定了决心之后又怕自己太冒失，所以每一击都收着三分力气。

沈夜澜起身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老人。

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出来的，深得能夹住一粒米。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领口别着一枚已经褪色的**像章。他的背有些驼，但站得很稳，两只手拄着一根竹杖，竹杖的底部已经被磨得发亮。

他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着沈夜澜，嘴唇翕动了两下。

“你是……警察？”

沈夜澜点了下头。

“省厅调来的那个？”

“对。”

老人又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近乎于审视的郑重，像是在确认眼前的这个人值不值得他说出下一句话。

然后他说：“我叫赵德茂，住41号。巷子最里面那家。”

沈夜澜侧身让开。

“赵伯，进来说。”

赵伯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地跨过门槛，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他走进屋里，环顾了一圈，目光在那张铺满了材料的桌上停了一下，然后迅速移开了——不是没看见，是故意不看。

沈夜澜注意到了。

“坐。”他拉过一把椅子。

赵伯在椅子上坐下来，把竹杖靠在腿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十根粗糙的、关节变形的手指交握在一起。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像是在看一件很遥远的东西。

沈夜澜没有催他。

他倒了一杯水，放在赵伯面前。水是凉的，从水龙头里接的，搪瓷杯上印着一朵已经掉了大半颜色的牡丹花。赵伯看了一眼那杯子，没有拿起来喝，只是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杯壁，像是在确认水的温度——或者确认这个给他倒水的人的温度。

沉默持续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赵伯开口了。

“我知道你是警察，”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被砂纸打磨过的铁器，“我打听过了。巷口老张说你从省厅来的，之前在省里办过大案。隔壁陈老头说你到分局第一天就去找了老韩——老韩就是韩世安，当年查宋怀远案子的那个警察。”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动。

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把他查了个底朝天。

“你想查宋怀远的事。”赵伯抬起头，看着沈夜澜的眼睛，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忽然有了一丝锋利的光，“对不对？”

沈夜澜没有否认。

“对。”

赵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他低下头，重新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屋里的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是给他戴上了一顶金色的帽子。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他终于说，声音比刚才更低更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三十五号那个画家失踪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一个人。”

沈夜澜的身体微微前倾，但他没有动笔，没有拿笔记本，没有任何会让对方感到压力的动作。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树洞，无声地告诉对方——我在听，你说。

赵伯的目光落在了窗外。

窗外是梧桐巷，午后的阳光把青石板路晒得发白，老槐树的影子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半条巷子。一只花猫从屋檐下窜过去，倏忽不见了。

“那天是十月二十六号，”赵伯说，“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我老伴的忌日。她走了十一年了，每年的那天我都会去江边坐一会儿，跟她‘说说话’。我老伴活着的时候最爱看长江，说看着江水她就觉得心里敞亮。”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那天傍晚下着雨，不大，毛毛雨，但很密。我从江边回来的时候大概七点多，天已经全黑了。我撑着伞往巷子里走，走到35号门口的时候——”

他又停了一下。

沈夜澜看见他的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我看见35号的灯亮着。这本来不稀奇，宋怀远那个画家经常晚上画画，有时候亮到半夜。但那天的灯不是画室里的灯，是前厅的灯。宋怀远从来不在前厅待着，他说前厅太小，憋得慌。所以那天我看见前厅的灯亮着，就觉得有点不对。”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看见窗帘动了一下。不是风吹的——那天的窗户是关着的，我记得清楚，因为雨是斜着下的，打在玻璃上啪啪响。窗帘是被人从里面拨开的，露出了一条缝，缝里有个人在往外看。”

“你看清那个人的脸了吗？”沈夜澜问。

赵伯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把两只手分开，放在膝盖两侧，用力按着，像是在压制身体里某种想要冲出来的东西。

“看清楚了，”他说，声音开始发颤，“就是因为看清楚了，我这十年才一个字都不敢说。”

他抬起眼睛看着沈夜澜，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惧——不是对过去的恐惧，而是对现在的恐惧，对说出了这句话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恐惧。

“那个人不是宋怀远。”

“是谁？”

赵伯的嘴唇剧烈地抖动了两下，他用干裂的舌尖舔了舔嘴唇，像是在给一个生锈的开关最后拧上一点润滑油。

“那个人的名字，我后来打听到了。1980年，他调到文化局当副局长，上了江城的报纸，我看见了照片。1983年，他当上了局长，又上了报纸。每一次我看到他的照片，我都把报纸翻过去，不敢看第二眼。”

他闭了一下眼睛。

“他姓顾。顾衍之。”

沈夜澜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这是他控制情绪的生理反应，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顾衍之。

这个名字从赵伯嘴里说出来，和他自己从案卷里推断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分量。前者是证据，是有人愿意用自己十年沉默换来的真相。

“赵伯，”沈夜澜的声音很平稳，平稳得像一潭死水，“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那天晚上下雨，光线不好，隔着一道窗帘——”

“我看了他足足有十秒钟，”赵伯打断了他，声音忽然提高了半度，然后又迅速降了下去，像是怕被外面的人听见，“他从窗帘缝里往外看，我也站在外面看他。巷子里的路灯虽然暗，但他站在灯旁边，脸正对着窗户，我看得清清楚楚。方脸，浓眉，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右边眉毛上面有一颗痣。我不会记错的，我当了三十年钳工，看什么都看得准，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右边眉毛上面有一颗痣。

沈夜澜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特征。韩世安的案卷里没有这一条，林柏舟舅舅的笔记里也没有。这是新的信息，是赵伯用十年沉默换来的一句实话。

“然后呢？”他问。

赵伯的喉结又上下滚动了一次。

“然后我就走了。我站在巷子里看了他十秒钟，他看了我十秒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清我的脸，巷子里黑，我又撑着伞——但他看了我，我看了他，这是躲不掉的。”

“第二天，宋怀远没有出现。第三天，第四天，都没有。后来韩世安来了，在35号进进出出，问东问西。他敲过我的门，问我26号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我那天下午从江边回来就睡了，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声音终于彻底哑了下去，像一盏油灯烧尽了最后一滴油。

“我撒了谎，”他说，眼泪无声地从这个七十多岁的老钳工眼眶里涌出来，顺着那些深如刀刻的皱纹往下流，“我跟警察撒了谎。十年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那十秒钟。梦里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他笑了。”

沈夜澜把搪瓷杯往赵伯面前推了推。

赵伯没有喝，只是用颤抖的手握住了杯壁，像是抓住一根浮木。

“赵伯，你知道你今天的证词意味着什么吗？”沈夜澜问，声音依然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仔细打磨的刀刃，“如果你愿意在正式的询问笔录上签字，或者在法庭上作证，你就是指控顾衍之与宋怀远失踪案有关联的关键证人。”

赵伯握着杯子，指节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