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只有四十七秒。

前面四十秒是钢琴曲，和昨晚一模一样——《月光》。但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和空气里传来的不一样，磁带里的更闷更模糊，像是隔着一堵墙、一场雨、十年的光阴。

最后七秒，琴声停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录音里传出来，很轻很低，像是怕惊醒隔壁睡觉的人，又像是故意压着嗓子不让声音被辨认出来。他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清楚到沈夜澜在电话听筒里听得一字不差——

“32号，你听到了吗？”

然后是“咔嗒”一声，磁带录到头了，录音机自动弹起的声响。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沈夜澜把听筒举在耳边，又等了五秒钟。

忙音。

他把听筒放回去，转过身，靠在电话亭的玻璃壁上。

这是建设路和新华路交叉口的公用电话亭，离分局不到两百米。他每天早上上班路过这里，从来没有在这个电话亭里打过电话。但今天早上，他刚到分局门口，传达室的老头就喊住了他——“小沈，你的电话，打到我这儿转给你的。”

“谁打来的？”

“没说，就说让你去建设路口的电话亭等。”

沈夜澜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十二分，距离他到分局还不到两分钟。他没有上楼，转身出了分局大门，走到建设路口，进了电话亭。

电话铃在他走进电话亭的第三秒响了起来。

他接了。

然后他听到了那段录音。

沈夜澜站了几秒钟，把这段四十七秒的录音在脑子里回放了两遍。他注意到几个细节：录音里的钢琴声和昨晚听到的几乎一模一样，但多了层底噪——不是现场收音，而是录好之后又转录了一次。男声很低，但咬字很清楚，没有口音，用词简短直接，不像是临时起意，更像是精心准备过的。

那声“咔嗒”也很清楚。不是普通家用录音机的按键声，更像是一种老式的盘式录音机，按键更大、更沉、回弹的声音也更钝。这种录音机在80年代初期已经不常见了，一般是机关单位或者广播站还在用。

他推开电话亭的门，走了出去。

秋风迎面扑来，他眯着眼睛，站在路口看了一会儿。早高峰的建设路车水马龙，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公交车喘着粗气从身边驶过，卖早点的摊贩在路边吆喝——“包子哎——热乎的包子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刚刚接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回到分局，上楼，走进刑侦科办公室。

小赵已经到了，正趴在桌上啃包子，肉馅的，油从包子褶里渗出来，滴在昨天的《江城日报》上，糊了“江”字的半边。刘建国端着搪瓷杯在喝早茶，孙丽在整理一摞厚厚的卷宗，周国平不在，王浩今天来上班了，正坐在角落里削铅笔。

“沈哥，吃包子不？”小赵举起手里的纸袋，里面还剩两个，油已经浸透了纸袋，透出亮晶晶的油渍。

“不了。”

沈夜澜走到自己座位上，把笔记本翻开，用铅笔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录音，德彪西《月光》，盘式录音机，男声，32号。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划掉了“德彪西《月光》”，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林柏舟说的。

林柏舟说的。他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这四个字，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这个世界上，能听懂德彪西、能在凌晨两点认出《月光》并准确说出作曲家和曲目名称的人，据他所知，只有一个。

他不确定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在凌晨两点闯入梧桐巷35号弹钢琴、录成磁带、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分通过分局传达室的电话线传到他耳朵里——但至少他知道，那个人也懂德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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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沈夜澜没有去食堂。

他等办公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走到韩世安的小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韩世安正趴在桌上打盹，嘴边挂着一点口水，见是沈夜澜，赶紧用袖子擦了擦嘴角，坐直了身体，从抽屉里摸出一根烟叼上。

“怎么了？”

沈夜澜把上午接到匿名电话的事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删减。他说得很简短，像是在做一份正式的工作汇报。

韩世安听完，烟从他嘴里掉下来，他手忙脚乱地接住了，重新叼上，没点。

“你看清楚来电显示了吗？”他问。

“公用电话。我看了来电号码，回去查了一下，是江边码头的一个公用电话亭。”

“码头，”韩世安重复了一下，把那根烟从嘴里取下来，在手指间转来转去，“那个人让你去建设路口的电话亭等，他自己却从码头打过来。他在转移你的注意力，不想让你知道他的真实位置。”

“也不一定，”沈夜澜说，“他可能根本不在意我知不知道他的位置。他让我去建设路口接电话，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位置，是为了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确认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如果我接了，说明我听到了录音。如果我没接——他的录音就白录了。”

韩世安把那根烟捏了捏，又叼回嘴里。

“你觉得这个人是敌是友？”

沈夜澜沉默了几秒。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道我在查宋怀远的案子。他知道我住在32号。他知道我能接触到分局的传达室电话线路。他不是普通人。”

“你在江城的熟人不多。会不会是——方远？”

沈夜澜摇了摇头。

“方远的声音我认识。不是他。而且方远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联系我。他有我的直接电话。”

韩世安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叼着烟的那个角度，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在苦思冥想的算命先生。

“我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见过不少用匿名电话传递信息的。一般来说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怕被报复，不敢露脸，只能躲在暗处递消息；一种是钓鱼，故意放个饵出来，看你上不上钩；还有一种——”他顿了一下，把烟从嘴里取下来，用两根手指夹着，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是试探。试探你是不是那个值得他冒险的人。”

沈夜澜想起林柏舟舅舅笔记里的那句话——“有些事，活着的时候不能说，死了的时候来不及说。”

“老韩，”他说，“梧桐巷里，除了赵伯，还有谁知道1975年那晚的事？”

韩世安想了想，掰着手指头数：“赵德茂算一个。老张——张记早点那个老张，他1980年才搬来梧桐巷，时间对不上，他不知道。王婶——34号的王翠花，她1970年就住在梧桐巷了，但她那个人嘴巴不严，如果她知道了什么，早就嚷嚷得满城皆知了。还有谁……”

他想了想，忽然皱起了眉头。

“老周。周国平。”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动。

“你说的是——”

“我说的不是咱们科里的周国平，”韩世安摆了摆手，“我说的是你房东的老周，周国良，就是你那套32号房子的主人。他是老周的哥哥。周国良1975年就住在梧桐巷了，和宋怀远是邻居，也是朋友。1975年10月以后，他搬走了。”

“搬走了？”

“对，搬得很突然。1975年11月初，有一天他来找我，跟我说他要去外地做生意，房子钥匙交给我保管，让我帮他处理后面的事情。我当时正在查宋怀远的案子，忙得焦头烂额，也没多想。后来案子结了，我想找他问问宋怀远的一些事情，发现他留下的地址是假的，电话号码是空号。他就这么消失了。”

“再也没有消息？”

韩世安摇了摇头。

“再也没有。你住的那套32号，就是他当年住的那套。他走了之后，房子空了十年。老周——我是说周国平，咱们科里的那个周国平——是他的亲弟弟。周国平一直在江城，但他从来不提他哥的事。我问过一次，他说‘他死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沈夜澜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像锁舌弹进了锁孔。

周国平。

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削铅笔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他从来不提他哥的事。

“老韩，”沈夜澜的声音压得很低，“周国平在我们科里待了多久？”

“七年。1978年调进来的。”

“1975年他哥消失。1978年他调进刑侦科。”

“对。”

“一个哥哥离奇消失的人，主动要求调到刑侦科来工作，”沈夜澜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你觉得他是为什么？”

韩世安把那根烟从嘴上拿下来，放在桌上，用指腹慢慢碾碎了。

“我一直觉得，”他说，声音很低，“周国平进刑侦科，是为了查他哥的事。但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从来不问。在这个系统里待久了，你学会了一件事——别人的伤疤，不要主动去揭。”

沈夜澜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

“老韩，周国平今天下午在不在？”

“应该在。他没请假。”

“我去跟他聊聊。”

韩世安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拦住他，但最后什么也没说。他把那根碾碎的烟丝拢了拢，倒进搪瓷茶缸里，拍了拍手。

“去吧，”他说，“但记住——不要逼他。有些人用了十年才把嘴闭上，你用十分钟不可能让他把嘴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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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沈夜澜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周国平正坐在他自己的座位上，面前摊着一本很厚的书。

沈夜澜走过去，在周国平对面坐下来。

周国平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和之前一样——冷静、审视、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距离感。他的脸瘦长，颧骨很高，嘴唇很薄，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像是随时在生气，但沈夜澜注意到他的眼角有一些细纹，那些纹路的走向不是生气的方向，更像是长期皱眉留下痕迹——不一定是愤怒，也许是不安，也许是痛苦，也许只是一些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情绪。

“周哥，”沈夜澜第一次这么叫他，“我想问你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