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车在黑暗中行驶了四个小时，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停在了半路上的一个小县城。司机把车停在一个简陋的加油站旁边，点了根烟，跳下车去上厕所，顺便抽烟。车厢里其他乘客都在睡觉，有的打鼾，有的磨牙，有的把脑袋靠在车窗上，随着车身的颠簸一下一下地磕着玻璃。
沈夜澜没有睡。
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林柏舟给他的布袋子放在旁边的空座上，公文包抱在怀里。车窗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偶尔掠过的远处村庄的几点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闪即逝。夜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深秋特有的干燥和清冷。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借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又看了一遍——“9月16日，到江城的第一天。豆浆要咸的。”
这是他自己的笔迹。他到江城的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最后写下这行字，放在枕头旁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日期，为什么要写豆浆的咸甜，为什么要写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忘记。不是害怕忘记这个日期，而是害怕忘记这个日期所代表的东西——那一天，他搬进了梧桐巷32号，对面的书店老板端着一碗青菜豆腐汤站在路灯下，仰头看着他。
那是他到江城的第一个晚上，是他和这条巷子、和这个人之间所有事情的开始。
他把纸条重新折好放进口袋，闭上眼睛。
脑子里停不下来。沈鹤亭的脸他已经快想不起来了——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他才四岁，能记住的东西太少了。他记得的只有一些碎片：一只大手牵着他的小手，走在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里；一个男人的背影，穿着军绿色的大衣，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一片雾里；一个女人的哭声，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像是怕被人听见的哭声。
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
他从别人嘴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了那个男人的形象——沈鹤亭，一个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干部，能力很强，野心更大。在他四岁那年的冬天，沈鹤亭和妻子离婚，净身出户——不，不是净身，他带走了所有的存款和股票，留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和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人说他是为了攀附权贵，娶了某个领导的女儿；有人说他是在省城已经有了人，老家这边的妻儿只是累赘。沈夜澜从来没有去求证过。他不关心原因，他只关心结果——结果就是，他从此没有了父亲。
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改嫁，继父是个老实人，对他不坏，但也不亲。他在那个家里待了十二年，考上了警校，离开了那个家，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把那些碎片从脑海里赶走，重新睁开了眼睛。
车窗外的夜色还是那么浓，浓得像一堵墙，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这辆车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省城，接近那个二十年前抛弃了他的人。每过一分钟，距离就缩短一公里。每过一分钟，他就离那个他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更近一步。
他闭上眼睛，没有再睁开。
但口袋里那张纸条，他一直攥在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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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五十分，班车驶进了省城长途汽车站。
省城的秋天比江城更凉，天还没有亮，车站的广场上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一群等着拉客的三轮车夫。沈夜澜下了车，在车站的洗手间里洗了把脸，用林柏舟给的毛巾擦干，又从布袋子里拿出那包饼干，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吃了几块。
他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等着天亮。
省城他来过的次数不多。警校在这里，但他毕业之后就去了省厅，在省厅的三年里他几乎没怎么出过省厅的大门，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从单位到宿舍的那条路。现在他坐在这里，发现自己对省城的地理几乎一无所知——他不知道省政府大院在哪个方向，不知道沈鹤亭的办公室在哪一栋楼，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见一个二十年来从未联系过的人。
他决定先去省厅。
省厅在人民路，从长途汽车站坐公共汽车要四十分钟。他到省厅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时间，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部分人穿着警服，少部分人穿着便装。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而是绕到了侧门，找到了他以前的同事、后来调到省厅办公室的马骏。
马骏比他大两岁，在省厅办公室当文秘，消息灵通，人脉广泛，是整个省厅最会来事儿的人。沈夜澜以前在省厅的时候跟他关系一般，但马骏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对所有“有关系”的人都格外热情，而沈夜澜现在虽然被调走了，但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某些时候可以变成筹码。
“沈夜澜？”马骏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看见他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那亮光里混合着惊讶和一种职业性的、不动声色的算计，“你怎么来了？不是去江城了吗？”
“有点事，”沈夜澜站在走廊里，没有进去，“问你一个事。”
“说。”
“沈鹤亭，分管文化的副省长，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马骏的表情变了。那种变化很微妙——不是惊讶，而是一种瞬间收紧的警觉，像是一只猫闻到了危险的气味，竖起耳朵，拱起脊背，做好了随时逃跑或攻击的准备。
“你问他干什么？”
“私事。”
马骏盯着他看了几秒钟，似乎在判断这个“私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私事。然后他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沈夜澜，我可听说了，你在江城搞的那个案子，已经有人往省里递话了。你要是想通过沈鹤亭走关系——”
“不是走关系，”沈夜澜打断了他，“我跟他之间的事，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
马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他。
“省政府大院，2号楼，3层，301室。他的秘书姓陈，你要见他，得先过陈秘书那一关。陈秘书这个人不太好说话，你做好心理准备。”
沈夜澜接过便签纸，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
“谢了。”
“沈夜澜，”马骏叫住他，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你刚才说‘私事’，你跟沈鹤亭到底是什么关系？”
沈夜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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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大院在省城的中心位置，是一大片灰白色的建筑群，被高高的围墙围着，门口有武警站岗，铁门紧闭，只留了一个小门供人进出。沈夜澜走到门口，被武警拦住了。
“找谁？”
“沈鹤亭副省长。”
“有预约吗？”
“没有。”
“那不能进。”
沈夜澜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和铁门后面灰白色的建筑群，站了大约半分钟。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证件，翻开，举到武警面前。
“我是公安系统的，有重要情况需要向沈副省长当面汇报。请你转告他的秘书，就说——江城公安局刑侦科沈夜澜，有事求见。”
武警看了他的证件，又看了看他的脸，犹豫了一下，拿起了旁边的内线电话。
沈夜澜在门口等了大约五分钟。
五分钟里，他看见省政府的院子里有人在打扫卫生，扫帚扫过水泥地面的声音沙沙地响，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青石板。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叶子已经黄透了，金灿灿的，在晨光里像一把巨大的金色伞盖。有几个人从2号楼里走出来，穿着深色的中山装或西装，步伐很快，手里都拿着文件或公文包，表情严肃而匆忙。
他们看起来都很忙。忙到不会注意到门口站着一个从江城坐了六个小时夜班车赶来的年轻警察，正等着见一个二十年没有见过的亲人。
武警挂了电话，朝他点了点头。
“进去吧。2号楼3层，陈秘书在楼梯口等你。”
沈夜澜走进大门，沿着院子的主路走了大约两百米，到了2号楼的门口。楼是老式的五层建筑，外墙刷着浅灰色的涂料，窗户是那种老式的钢窗，玻璃擦得很亮，反射着秋天的阳光。楼前立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
他上了三楼。楼梯是水磨石的，磨得很光滑，走上去有回音。走廊很长，铺着深色的地毯，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木门，每扇门上都挂着铜质的门牌，上面写着不同的处室名称。
301室在最里面。
走廊的尽头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裤，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看见沈夜澜，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在他的警服外套上停了一下，然后微微皱了下眉。
“你是沈夜澜？”
“是。”
“沈副省长现在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你进去之后，长话短说，不要问与工作无关的问题。”
沈夜澜看着陈秘书，看着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滴水不漏的表情，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他与工作无关的问题——他要问的问题，恰恰是与工作无关的。或者说，是与工作有关但与身份无关的。
陈秘书敲了敲门，推开门，侧身让开。
“沈副省长，江城公安局的沈夜澜同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