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他说，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姓陈。陈怀瑾。1975年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系统。他给当时的江城分局局长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尽快结案。’第二句，‘不要扩大调查范围。’第三句——”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第三句，‘这件事，到此为止。’”

沈夜澜在笔记本上写下“陈怀瑾”三个字，画了一个圈。

“陈怀瑾现在在哪儿？”

“退休了，”孙建国说，“1980年从省委宣传部退下来的，之后就回了老家，在下面县城住着。具体哪个县，我不知道。”

韩世安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泛黄的通讯录，翻了几页，手指在一行字上停下来。

“临江县，城关镇，建设路18号。”他抬起头看着沈夜澜，“这是我1981年记的地址，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

沈夜澜把地址抄下来，合上笔记本，站起来。

“我去一趟临江县。”

韩世安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现在去？天都快黑了。临江县在江对岸，要坐轮渡，到了天都黑了。明天一早再去。”

沈夜澜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四十。如果现在出发，坐公共汽车到江边码头，再坐轮渡过江，再转公共汽车到临江县城关镇，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到的时候天确实快黑了。

“好，明天一早去。”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孙建国还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握着拐杖，脊背微微躬着，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的一棵老树。他的眼睛闭着，不知道是在想事情还是只是累了，嘴唇微微抿着，脸上的皱纹在午后的光影里显得格外深邃。

“孙科长，”沈夜澜说，“1975年你封存那个案卷的时候，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事吗？”

孙建国睁开眼睛，看着他。

“不觉得，”他说，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让他痛苦了十年的事情，“但我觉得那是‘应该’做的事。上面来了电话，领导发了话，我作为一个科长，我能怎么办？我要是硬顶着不结案，明天被调走的就是我，后天来的新科长还是会结案。我做和不做，结果是一样的。案子还是会封，证据还是会毁，宋怀远还是不会回来。”

他停了一下，握着拐杖的手微微发抖。

“但不一样的是，我做了，这十年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当年我硬顶一次，哪怕只顶一次，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哪怕我第二天就被调走，哪怕我被撤职、被处分、被发配到哪个山沟里去——至少我顶过。至少我可以说，我尽力了。”

他的声音终于哑了下去，像一盏油灯烧尽了最后一滴油。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握在拐杖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青筋暴起，像是一张皱巴巴的旧地图，每一条纹路都指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我没有说‘不’的权力。但我有说‘不’的资格。我选择了权力，放弃了资格。”

沈夜澜站在门口，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

“孙科长，如果你现在有机会重新选择，你会说什么？”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沈夜澜，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不’。我会说‘不’。我会说‘这个案子不能结’。我会说‘让我查下去’。我会说——”

他的嘴唇剧烈地抖动了两下，眼泪无声地从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流了下来。

“我会说，‘对不起。’”

沈夜澜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着，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敲着一面古老的、生了锈的钟。他走下楼梯，走出分局的大门，站在建设路的路边。下午的阳光还很好，金黄色的光铺在路面上，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忽然觉得很想见林柏舟。

不是“可以见”，是“想见”。想现在就见，想立刻就见，想把今天下午所有的沉重都放在书店的那张旧桌子上，放在那盏绿色的台灯下面，放在那些散发着旧纸张气味的书架之间。

他加快脚步，拐进了梧桐巷。

33号的门开着，暖黄色的光从里面漏出来，在青石板路面上画了一条细细的光河。他走到门口，看见林柏舟正蹲在炉子前面，往里面添蜂窝煤。他的动作很慢，一只手拿着火钳，另一只手扶着炉子的边缘，脸颊被炉火映得通红。

听见脚步声，林柏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

“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没有。”

“我炖了排骨汤，热着呢。”林柏舟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柜台后面，从炉子上端下一个砂锅，放在桌上，“你先坐，我给你盛。”

沈夜澜在柜台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林柏舟在柜台后面忙碌的身影。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细白的小臂。他的手很小，手指很细，端着砂锅的时候指节微微泛白，但动作很稳很轻，像是怕把砂锅里的汤洒出来一样。

他把一碗汤放在沈夜澜面前。

排骨汤，放了莲藕和红枣，汤色清亮，莲藕炖得软烂，排骨已经脱骨了，红枣的甜香混着肉香，一丝一丝地往鼻子里钻。沈夜澜端起来喝了一口，很烫，很鲜，莲藕的甜和排骨的咸在舌尖上交织成一种恰到好处的、让人想要一口接一口喝下去的味道。

“好喝吗？”林柏舟在他对面坐下来，双手托着下巴，看着他。

“嗯。”

“比我上次做的怎么样？”

“差不多。”

“差不多是比上次好还是比上次差？”

“差不多就是差不多。”

林柏舟看了他一眼，端起自己的碗，吹了吹热气，慢慢地喝了一口。他的嘴唇被热汤烫得微微发红，舌尖伸出来舔了一下嘴唇上的汤渍，那个动作是无意识的、不经意的，但沈夜澜看见了，并且觉得那个动作很好看。

“你今天去见孙建国了？”林柏舟问。

“见了。”

“他说什么了？”

沈夜澜端着碗，看着汤面上浮着的一层薄薄的油光。

“他说了‘对不起’。说了三遍。”

林柏舟的手指在碗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他该说。”

“是，”沈夜澜说，“但他说了之后，我忽然觉得——我原谅他了。”

林柏舟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点惊讶，更多的是心疼。

“你为什么要原谅他？他封存了案卷，毁了证据，让宋怀远和苏晚沉冤十年。他有什么值得原谅的？”

沈夜澜喝了一口汤，慢慢咽下去。

“因为他是第一个说‘对不起’的人。赵伯没说，因为他没有对不起谁，他只是一个害怕了十年的老人。沈鹤亭没说，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谁。顾衍之没说，因为他不会说。陆维民没说，因为他不敢说。吴明没来得及说，因为他死了。我舅舅没说，因为他到死都没有等到一个可以听他说的人。”

林柏舟的手伸过桌面，轻轻地、试探性地覆在了沈夜澜的手背上。

“你呢？”他问，“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沈夜澜看着那只覆在自己手背上的手，看了几秒钟，然后翻过手掌，把那只手握在了手心里。

“有，”他说，“但不是现在。等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我会说。”

林柏舟的手在他手心里微微颤了一下。

“好，”他说，“我等着。”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梧桐巷被暮色笼罩在一片深蓝色的天幕里。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轻轻摇晃，几片枯叶从树上飘落下来，在路灯的光里旋转着，像是一些小小的、不愿意落地的舞者。35号的黑门紧闭着，门头上的木牌在风里微微晃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41号的门口还拉着黄色的警戒线，但在暮色里，那条黄色的带子看起来不那么刺眼了，它和梧桐巷的灰墙黛瓦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这幅黄昏画卷里安静的一部分。

沈夜澜握着林柏舟的手，坐在书店的旧桌子前，喝完了那碗莲藕排骨汤。

汤已经不那么烫了，温度刚好，刚好暖到胃，刚好暖到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