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瑾说出的那个名字，像一颗钉子，钉进了沈夜澜脑子里最深的地方。他带着那个名字走出32号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梧桐巷的路灯还没有亮，整条巷子笼罩在一种暧昧的、介于黄昏和夜晚之间的灰蓝色光线里。老槐树的枝桠像无数只瘦长的手臂，在暮色里伸展着，仿佛要把整片天空都攥在手里。

他没有立刻去书店，而是站在32号门口，靠在门框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他不抽烟，但口袋里总是揣着一包，这是韩世安教他的——“跟人打交道的时候递根烟，话就好说了。”现在没有人需要他递烟，他只是想用烟雾来填充一下这具身体里忽然出现的、巨大的空洞。

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在暮色里慢慢散开，像一声无声的叹息。

他想起四岁的时候，沈鹤亭离开的那个冬天。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是“走”，什么是“不回来了”。他只知道家里少了一个人，少了一双大手，少了一个会在晚饭后把他举过头顶、让他在天花板上摸到自己的影子的男人。后来他长大了，懂了，但他从来没有问过沈鹤亭为什么。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他怕听到的答案不是“我不爱你妈妈了”，而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们”。

烟雾散尽了。

他把烟掐灭在门框上，烟蒂弹进路边的排水沟里，推开书店的门。

林柏舟正在收拾书架。他踩在一把椅子上，踮着脚尖，够最上面一层的书。他的毛衣下摆从裤腰里跑出来一截，露出一小段后腰，皮肤白得在昏黄的灯光下几乎透明。

沈夜澜走过去，把他从椅子上抱了下来。

不是“扶”，是“抱”。两只手卡住他的腰，轻轻一提，像提一只不听话的猫一样，把他从椅子上稳稳地放到了地上。

林柏舟站稳之后，抬头瞪了他一眼，脸颊有些泛红：“你干什么？”

“太高了，我来。”

沈夜澜接过他手里的书，踩上椅子，把那摞放歪了的书重新码整齐。他的动作很快，很利落，不像林柏舟那样每本书都要摸一摸、看一看、想一想放在哪里最合适。他把书码好之后，从椅子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

林柏舟还站在原地，抱着胳膊，看着他的眼神里有了一点不太一样的东西——不是感激，不是感动，是那种在某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值一提的瞬间，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可以托付终身的、让人心脏发紧的东西。

“陈怀瑾跟你说了什么？”林柏舟问。

沈夜澜走到柜台前面，拉开椅子坐下来。林柏舟跟过来，在他对面坐下，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手指微微张开，像是一个准备好了接受任何消息的姿势。

“他告诉我了一个名字。”沈夜澜说。

“谁？”

沈夜澜看着林柏舟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出了一个名字。

林柏舟的手指猛地蜷了起来，指甲在桌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刺耳的声响。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比纸还白，嘴唇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整个人像是被人从身体里抽走了什么东西，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薄薄的壳。

“不可能，”他的声音在发抖，“他是我舅舅的朋友。我小时候他还抱过我。他来书店的时候，会给我带糖果，会给我讲故事，会教我认字。他——”

“他是陆维民，”沈夜澜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陆维民是他的本名。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名字，从江城文化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变成了另一个人，重新出现在这条巷子里，出现在你面前。他接近你舅舅，不是因为他们‘碰巧’是朋友。他是故意的。他要监视你舅舅，要确保你舅舅不会把查到的东西说出去。你舅舅的笔记本被翻动、关键页被撕掉，不是陌生人干的。是他干的。他有钥匙，他知道你舅舅的习惯，他知道笔记本放在哪里。他撕掉了那几页，留下了一颗子弹作为警告，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做你舅舅的‘朋友’。”

林柏舟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他的胸口起伏着，手按在心脏的位置，脸色白得像一张纸。沈夜澜立刻站起来，绕过柜台，蹲在他面前，一只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按在他的后背上，感受着他急促的、紊乱的心跳。

“深呼吸。”沈夜澜的声音很低很稳，像是暴风雨中唯一没有摇晃的那根桅杆。

林柏舟闭着眼睛，跟着他的节奏，慢慢地吸气，慢慢地呼气。吸了四次，呼了四次，心跳的频率渐渐慢了下来，脸色也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血色。他睁开眼睛，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他不是一个会轻易流泪的人，至少在别人面前不是。

“他现在在哪儿？”林柏舟的声音哑得不像他自己的。

“32号。他一直住在32号。”沈夜澜说，“你舅舅去世之后，他搬进了32号，用陈怀瑾老战友的身份住了下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怀疑他，因为他已经换了一张脸、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个身份。他是这条巷子里最安全的人，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那他为什么现在要暴露自己？他等了十年，为什么现在忽然要让你找到他？”

沈夜澜把林柏舟的手握紧了一些。

“因为他怕了。”

“怕什么？”

“怕我们查到沈鹤亭。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沈鹤亭身上，就会忽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沈鹤亭远在省城，他不可能直接操控江城文化局的每一条线。他需要一个中间人，一个在江城本地、能帮他做事、能帮他掩盖真相的人。那个人就是陆维民。沈鹤亭给了他权力和资源，他帮沈鹤亭在江城铺路。他们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也跑不了。”

林柏舟的手指在沈夜澜的手心里微微颤抖着。

“那陈怀瑾呢？他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沈夜澜沉默了片刻。

“陈怀瑾是那个打电话的人，但不是主动打电话的人。是陆维民找到了他，告诉他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让他出面给江城分局施压。陈怀瑾当时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系统，他的电话分量足够重。他用那通电话，亲手封存了一个案子，亲手埋葬了真相，亲手把宋怀远和苏晚钉在了‘失踪’的标签下面，一钉就是十年。”

“他为什么要听陆维民的话？”

“因为陆维民手里有他的把柄。”沈夜澜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陈怀瑾没有细说，但我从他的表情和语气里能感觉到——那是一个让他害怕了十年、内疚了十年、想要赎罪但又不知道怎么赎的、沉重的、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秘密。”

林柏舟沉默了。

书店里很安静，静到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能听见书架上的旧书在干燥的空气里发出的细微的、纸张纤维收缩的声响，能听见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落、落在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

“沈夜澜，”林柏舟终于开口了，声音恢复了一些力气，但还是带着一点沙哑，“你打算怎么办？”

沈夜澜从他面前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把椅子拉近了一些，近到两个人的膝盖几乎碰在一起。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吴明的调查报告、赵伯的证词、秦芳的尸检报告、陈怀瑾的信，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排成一条长龙。

这些纸张有的已经泛黄发脆，有的还崭新如初，它们来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但此刻它们肩并肩地躺在柏舟书店的旧桌子上，像是一群失散多年的老战友，终于在硝烟散尽之后重逢了。

“证据链还缺最后一环，”沈夜澜说，手指在吴明的报告上点了一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在法庭上指证陆维民就是顾衍之背后之人的证人。陈怀瑾可以作证，但他的证词分量不够——他当年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只知道陆维民是文化局副局长，不知道陆维民和顾衍之之间的关系。他不能直接证明陆维民参与了谋杀或包庇。”

“那谁能？”

沈夜澜看着林柏舟，目光里有犹豫——那是林柏舟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犹豫。沈夜澜从来不是一个犹豫的人，他做决定的速度比大多数人眨眼睛还快，但此刻他犹豫了，因为他要说的下一句话，可能会伤害到林柏舟。

“你舅舅。”他说。

林柏舟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我舅舅已经去世了。”

“但他的笔记本还在。笔记本里被撕掉的那几页，才是整个案子的关键。陆维民撕掉了那几页，但他不知道的是——你舅舅在被撕掉那几页之前，已经把内容抄在了另一个地方。”

林柏舟的瞳孔微微放大了。

“什么地方？”

沈夜澜从口袋里掏出那把从周国平那里借来的折叠小刀，打开刀片，走到书架前面。他蹲下来，在最下面一层的角落里，找到了那本他第一天来书店时林柏舟给他看的老地图——1980年江城城区图。他把地图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封底，牛皮纸的，比内页厚一些，看起来和其他旧书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沈夜澜用小刀的刀尖沿着封底的边缘轻轻划开，牛皮纸下面露出了另一层纸——一张被精心藏在地图封底夹层里的、折叠成小方块的、薄得几乎透明的信纸。

他把信纸取出来，展开，放在桌上。

信纸上的字迹很小，很密，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是写字的人在争分夺秒地记录着什么，生怕慢一秒就会忘记。字迹是林柏舟舅舅的，和林柏舟的字很像，但更潦草一些，笔锋更硬，带着一种上了年纪的人特有的、不妥协的力道。

林柏舟凑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信纸上记录的是1975年10月26日晚上，林柏舟的舅舅从书店窗户里看到的一切——

“10月26日，雨。深夜11时许，35号画室的灯亮着。我从书店二楼的窗户看到宋怀远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像是在等什么人。12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车上下来两个人。第一个是顾衍之，我认识他，他来过画院，也来过书店。第二个人的脸看不太清，但他走路的姿势我认识——那个人来过书店很多次，和我聊过天，喝过茶，买过书。他姓陆，是文化局的，但他告诉我的名字不是陆维民，是另一个名字——陈维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假名，但我记住了他的脸，记住了他走路的姿势，记住了他右手食指上戴的那枚银戒指。”

“凌晨1时许，35号里传出争吵声。声音很大，隔着雨声我都能听见。我听不清在说什么，但我听见了宋怀远的声音，很激动，像是在质问什么人。然后是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倒下了。之后安静了很长时间。凌晨2时许，后门开了，两个人从35号的后院走出来，沿着夹道往巷口走。第一个人走得很快，低着头，看不清脸。第二个人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在擦手。巷口的路灯照到他脸上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脸——是那个姓陆的。他的右手上全是血，那枚银戒指被血糊住了，在灯光下闪着暗红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