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衍之是周三上午十点出现在分局门口的。沈夜澜刚从韩世安的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陈怀瑾那份签了字的证词，准备去档案室复印。他走下楼梯的时候，透过一楼大厅的玻璃门，看见了那个站在台阶上的人。

灰白色。这是沈夜澜对顾衍之的第一印象。灰白色的中山装，灰白色的头发，灰白色的皮鞋，就连脸上的肤色都是一种近乎于透明的、没有血色的灰白。他大约五十岁出头，中等身材，微胖，脸型方正，浓眉，眼睛不大但有神，右边眉毛上面有一颗小痣——和赵伯描述的、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沈夜澜已经在脑子里刻画了无数遍的那颗痣。

他站在台阶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姿态从容，表情平静，像是一个来分局办事的普通机关干部，而不是一个被证人指证为杀人凶手、背后牵涉着一条跨越十年的人命链条的、整个案件的核心人物。

顾衍之看见沈夜澜出来，目光在他手里的文件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到了他的脸上。那双眼睛不大，但很亮，瞳孔深处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挑衅，而是一种类似于“终于见面了”的、带着某种隐秘的、近乎于期待的情绪。

“沈夜澜同志，”顾衍之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机关干部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让人听了觉得舒服但又隐隐不安的语调，“我们见一面，不占用你太多时间，十分钟就够了。”

沈夜澜站在玻璃门后面，没有推开那扇门。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一道门框，和大约三步的距离。晨光从玻璃门外涌进来，照在顾衍之灰白色的中山装上，把那层灰色照得更浅、更淡、更接近白色。阳光落在他的肩膀上，但没有给他增添任何暖意，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幅褪了色的老照片，轮廓还在，颜色还在，但那种属于活人的、鲜活的、有温度的东西，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这具躯壳里被抽走了。

“聊什么？”沈夜澜问。

顾衍之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浅，浅到像是在嘴角停留了不到半秒钟就消失了，但沈夜澜还是捕捉到了。那是一个老练的、经过无数次练习的、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出错的笑容——既不热情也不冷淡，既不高傲也不卑微，恰到好处地保持着一种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滴水不漏的社交距离。

“聊聊你手里的那个案子，”顾衍之说，“聊聊宋怀远，聊聊苏晚，聊聊你这些天查到的东西。你放心，我不是来妨碍公务的，我只是想——在你把这些材料交上去之前，跟你当面说几句话。”

沈夜澜把手里的证词换到左手，推开玻璃门，走了出来。

他和顾衍之面对面站在分局门口的台阶上，中间隔着两级台阶——沈夜澜站在高的一级，顾衍之站在低的一级。身高的差距加上台阶的高度，让沈夜澜不得不低头才能看到顾衍之的脸。晨风从建设路上吹过来，吹得两个人的衣角轻轻翻动，沈夜澜注意到顾衍之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从始至终没有拿出来过。

“就在这里说。”沈夜澜说。

顾衍之看了看四周。分局门口人来人往，不时有穿着警服的同事进出，有人朝沈夜澜点头打招呼，有人朝顾衍之多看了两眼，但没有人大惊小怪，没有人停下脚步，没有人在意两个站在台阶上说话的中年人和年轻人。

“好，”顾衍之点了点头，把左手也插进了裤兜里，整个人站得更放松了一些，像是一个做好了长谈准备的人，“那我就直说了。”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沈夜澜。纸张是普通的A4打印纸，折了两折，折痕很新，像是刚折好不久。沈夜澜接过来，展开。

是一张名单。

上面列着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具体的职务和简要的备注。七个名字沈夜澜都认识——不，不是认识，是在过去十几天里，从案卷、笔记、证词、照片里反复看到过的。这七个人，有的是江城文化系统的在职干部，有的是已经退休的老领导，有的是画院和报社的相关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层级、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所有人串在了一起。

顾衍之在最下面，名字后面写着一行字：“上述人员均不同程度参与或知情1975年宋怀远失踪案及后续掩盖行为。”

沈夜澜把名单看了两遍，抬起头。

“这是什么？”

“自首材料的一部分，”顾衍之说，声音依然平静，但语气里有了一种沈夜澜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带着某种决绝意味的东西，“我准备向省纪委和公安厅提交的自首材料。这七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在材料里被如实反映。我会详细说明1975年10月26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之后十年里，我和其他六个人是如何掩盖真相、销毁证据、威胁证人、阻碍调查的。”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从沈夜澜的脸上移开，看向建设路的方向。街上有一辆公共汽车正从远处驶来，车身在晨光里闪着绿色的光，车顶上两根辫子与电线摩擦发出细微的、滋滋的电流声。他看着那辆车，眼睛里映出车窗玻璃反射的阳光，亮晶晶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干干净净的玻璃珠子。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求情，不是来讨价还价，不是来试探你掌握了多少。我是来告诉你——你赢了。你用了不到二十天，查到了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掩盖的东西。你找到了证人，找到了证据，找到了那个藏在地图封底夹层里的、所有人都以为已经不存在了的笔记本。你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你让真相，有了开口说话的勇气。”

他转回头，看着沈夜澜，那双眼睛里终于有了表情——不是悔恨，不是愧疚，不是任何一种沈夜澜预想过的、一个有罪的人在最后时刻应该有的表情。那是一种奇怪的、近乎于解脱的、像是溺水的人终于决定放弃挣扎、任由身体沉入水底时的表情。

“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这张名单上。”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凝。

“谁不在？”

顾衍之把那张名单从沈夜澜手里抽回去，折好，放回公文包里。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更小的信封，米黄色的，没有写任何字，封口用一小块透明胶带粘着。他把信封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和沈夜澜的指尖轻轻碰了一下。顾衍之的手指是凉的，不是那种秋天晨风里的凉，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仿佛血液已经很久没有正常循环过的凉。

“这个，等我提交了正式的自首材料之后，你再打开。”

沈夜澜接过信封，没有拆。

“里面是什么？”

“一个名字，”顾衍之说，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一个不在那张名单上的、比我更早知道宋怀远失踪的人。一个在1975年10月26日晚上、在顾衍之还没有从35号跑出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宋怀远不会活着走出那间画室的人。”

沈夜澜的手指捏紧了信封。

“那个人是谁？”

顾衍之看了他一眼，嘴角又浮现出那个浅得几乎不存在的笑容。这一次，那个笑容里有了一种沈夜澜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东西——不是狡猾，不是得意，不是任何他在过去十几天里从案卷和证词中拼凑出的关于顾衍之的印象。那是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发凉的悲哀。

“你以为那张网的中心是我，”顾衍之说，“你错了。我只是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