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棠住在省城东郊的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里，从长途汽车站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沈夜澜和林柏舟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阳光正好，别墅院子里那棵银杏树的叶子金灿灿的，在秋日午后的光线里亮得像一把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炬。

别墅的围墙很高，大约三米，墙头上拉着铁丝网，铁门紧闭，门口有武警站岗。不是那种老式的、坐在传达室里打瞌睡的武警，而是穿着笔挺制服、腰间别着手枪、站得笔直如松、目光如炬的真正意义上的哨兵。

沈夜澜走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证件，翻开，举到武警面前。

“江城公安局刑侦科沈夜澜。有事需要面见程绍棠同志，麻烦通报一下。”

武警看了他的证件，又看了看他身后拎着绿色台灯的林柏舟，面无表情地拿起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挂了电话，他看着沈夜澜，面无表情地说：“程老的秘书马上出来。”

他们等了大约十分钟。别墅的院子里很安静，听不到任何人声，只有风吹过银杏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林柏舟站在沈夜澜的左边，把台灯换到右手拎着，左手垂在身侧，指尖无意识地轻轻碰着沈夜澜的手背——不是握，只是碰，像是怕他在漫长的等待里会不知不觉地消失。

铁门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裤，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标准的、滴水不漏的、既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冷淡的公事公办。他上下打量了沈夜澜一遍，目光在他的警服外套上停了一瞬，然后在林柏舟身上停了一下——主要是停在他手里那盏绿色的台灯上。

“沈夜澜同志？”秘书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机关干部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节奏。

“是。”

“程老今天下午有安排，不见客。你改天再来吧。”

沈夜澜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是来作客的。我是来办案的。程绍棠同志与一桩正在侦查的重大案件有关，我需要向他了解情况。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

秘书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嘴角微微抿了一下——那个动作很短，不到半秒钟，如果不是刻意去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程老的身体不好，医生交代了不能劳累、不能受刺激。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说，我转告程老，等他身体好一些了再答复你。”

“不行。我需要当面问。”

秘书看着他，沈夜澜也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三四秒钟，秘书先移开了目光。不是认输，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圆滑的、更滴水不漏的退让——你赢了这一回合，但我不会让你赢下一回合。

“那你等着吧。程老现在在午睡，醒了之后有没有时间见你，我不确定。”

他说完转身走了进去，铁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质地的“哐”，像一口大钟被敲响之后那一声悠长的、久久不散的余音。

林柏舟走到沈夜澜旁边，把台灯放在脚边，拉了拉他的袖子。“他让我们等着，我们就等着？”

“等着。”沈夜澜说。

“等多久？”

“等到他见我们为止。”

林柏舟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又看了看沈夜澜的侧脸。沈夜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太阳穴附近的青筋微微凸起，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加速流动、加速燃烧、加速为即将到来的对峙做着某种看不见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准备。

林柏舟没有再说话。他弯下腰，把台灯捡起来，站在沈夜澜的左边，安安静静地等着。

两点半，没有人出来。三点，没有人出来。三点半，院子里传来说话声和笑声，似乎是有人在院子里喝茶聊天，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午后传得很远，像一些在水面上跳动的、碎碎的、抓不住的光斑。林柏舟听了听那些声音，分辨不出哪个是程绍棠的——他从来没有听过程绍棠说话，不知道他的声音是低沉还是高亢、是沙哑还是清亮、是温和还是严厉。

四点，铁门开了。

不是程绍棠，是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女人，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杯茶和两碟点心。她把托盘放在门口的台阶上，看了沈夜澜和林柏舟一眼，目光里有同情，也有无奈，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进去。铁门又关上了。

林柏舟看着那两杯茶和两碟点心。“这是让我们吃？”

沈夜澜弯下腰，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茶是龙井，新茶，香气清高，汤色清亮，入口有一丝淡淡的豆香。他端着茶杯，站在秋天的阳光里，慢慢地喝着，像是在自家院子里喝茶一样从容、一样自在、一样不慌不忙。林柏舟也端起了一杯，捧在手心里，茶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瓷杯壁传到他的掌心里，暖洋洋的，让人安心。

五点，太阳开始西斜了。银杏树的影子从院墙里探出来，像一只巨大的、金黄色的手，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爬过铁门前的空地，爬过沈夜澜和林柏舟的脚面，爬过那两碟已经凉透了的点心。林柏舟把那碟点心用纸巾包起来，放进布袋子里——“带回去给招财吃，别浪费了。”他说。

六点，天开始暗了。秋天的傍晚来得很早，五点多太阳就下山了，六点已经是暮色四合、路灯初上的时辰。别墅门口的灯亮了，是一盏老式的铁艺庭院灯，奶白色的球形灯罩，发出柔和的、暖黄色的光。林柏舟把那盏绿色的台灯也打开了，放在两个人之间的地上，绿色的光和暖黄色的光交织在一起，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奇特的、两种颜色交融的光圈，像一个小小的、发光的、与世隔绝的岛屿。

六点二十三分——沈夜澜看了一眼手表——铁门开了。

程绍棠拄着拐杖站在门口。

他比照片上老了太多。沈夜澜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浓密、脸型方正、下颌线条刚硬的中年男人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脊背微驼的、满脸皱纹的、皮肤上布满老年斑的老人。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像冬天田野里残留的最后几株枯草。他的眼睛也浑浊了，不是那种洞察一切的、锐利的、让人不敢直视的亮，而是那种被岁月磨去了所有棱角的、温柔的、甚至有些涣散的浑浊。

但他拄着拐杖的姿势很稳。不是那种需要靠拐杖才能站立的、弱不禁风的稳，而是一种“我有拐杖但我其实不需要它”的、习惯性的、带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稳。他的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戒指——不是银的，是金的，比银戒指更宽、更厚、更沉，在庭院灯的暖黄色光里闪着沉甸甸的、内敛的、不张扬的光。

他看了沈夜澜很久。

目光从沈夜澜的脸上慢慢滑过——额头的轮廓、眉骨的形状、眼睛的颜色、鼻梁的高度、下颌的线条——像是一个老画家在端详一幅很久以前画过的、已经快要忘记了的、忽然又出现在眼前的画。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细节，都在和他的记忆一一对账。对上了，就会在心里打一个勾；对不上，就会在心里画一个问号。

“你跟你父亲年轻时，长得真像。”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不紧不慢的、每个字都要说得很清楚才甘心的节奏。

沈夜澜看着他那双浑浊的、涣散的、但在这一刻忽然聚起了一点光的眼睛。

“我不是来找你叙旧的。”他说。

程绍棠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那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是意料之中的了然，是面对一个不懂规矩的年轻人的宽容，是一个站在权力顶端太多年的人对任何冒犯都已经免疫了的、近乎于慈悲的淡然。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问罪的。”他把拐杖换到左手，右手扶着门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从沈夜澜身上移到林柏舟身上，又在林柏舟手里那盏绿色的台灯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重新落在沈夜澜身上。“进来吧。站在门口说话，让站岗的同志看了笑话。”

他转身走了进去，步伐很慢，拐杖每点一下地面，就往前走一小步，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像是一个已经走了一辈子路、知道终点在哪里、所以不必着急赶路的人。

沈夜澜看了林柏舟一眼，林柏舟点了点头，拎起台灯，跟在他身后，走进了那扇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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