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晨，沈夜澜到分局的时候，比报到时间早了四十分钟。

他不是故意的，这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病。不管前一天晚上几点睡，第二天早上六点之前一定会醒，醒了就再也躺不住。在省厅的时候，同事们私底下叫他“闹钟”，不是因为他准时，而是因为他永远比闹钟先响。

分局的大铁门还半掩着，传达室的老头正端着搪瓷盆吃早饭，见到他进来，筷子夹着的花生米差点掉出来。

“哎哟，小伙子，这才几点？”

“七点二十。”沈夜澜说。

“七点二十你来上什么班？八点半才上班！”

“我习惯早到。”

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继续吃花生米。

沈夜澜上楼，发现刑侦科的门已经开了。他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人正趴在桌上奋笔疾书——是昨天那个打瞌睡的胖警察。胖警察姓刘，大名刘建国，三十五岁，是刑侦科的老人了，据说在分局干了十二年，什么案子都经过，什么案子都没破过。

当然，最后一句是沈夜澜自己观察出来的。他看人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说什么，而是看这个人桌上放什么。刘建国的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1982年刑侦系统表彰大会留念”的字样，杯子很旧，但洗得很干净，说明他很珍视这个东西，说明那可能是他职业生涯里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一个把表彰纪念杯摆在最显眼位置的人，多半不是因为他骄傲，而是因为他需要用它来提醒自己——我也有过干得不错的时候。

沈夜澜进门的时候，刘建国抬起头来，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

“小沈？来这么早？”

“睡不着。”

刘建国“嘿嘿”笑了两声，把桌上的文件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一块空地来。他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但还是咽了下去。

“昨天老韩跟你聊了吧？”

“聊了。”

“聊什么了？”刘建国问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沈夜澜注意到他的目光在韩世安办公室的门上停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地移开了。

“聊了江城的基本情况，”沈夜澜说，“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刘建国重复了一下这几个字，笑了一声，那笑声有点干，“江城的‘历史遗留问题’多了去了，你指的是哪一个？”

沈夜澜没有回答。

他不确定刘建国是在试探他，还是只是随口闲聊。在新环境里，他向来是先听、再看、再说。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这是他在省厅那几年用无数个坑填出来的经验。

刘建国见他不说话，也没再追问，低下头继续写他的文件。

过了一会儿，其他人陆陆续续来了。

刑侦科加上沈夜澜一共七个人。科长韩世安，五十二岁。副科长空缺，据说原来的副科长半年前调走了，一直没补上。剩下的五个侦查员：刘建国，三十五岁；赵明远，二十六岁，大家都叫他小赵；周国平，四十出头，看着沉默寡言；孙丽，二十八岁，刑侦科唯一的女侦查员；还有一个叫王浩的，三十一岁，今天请假没来。

沈夜澜坐在韩世安给他安排的位置上，靠窗，挨着刘建国。他把从家里带来的那本1980年的江城地图放在桌角，又从抽屉里翻出几支铅笔和一本空白的工作笔记，把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上日期和姓名，字迹工整得像印上去的。

小赵凑过来，看了看他的笔记本，吹了声口哨。

“沈哥，你这字写得也太好看了吧？跟字帖似的。”

沈夜澜抬了下眼皮：“习惯。”

“我写的字跟狗爬似的，老韩每次看我写的笔录都骂我，”小赵笑嘻嘻地说，露出一口白牙，“以后能不能帮我写？”

“不能。”

小赵也不恼，嘿嘿笑了两声，回了自己的位置。

沈夜澜注意到，从进门到现在，有一个人在看他。不是偷偷摸摸地看，而是光明正大地看，目光里有审视，有好奇，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警惕。

周国平。那个四十出头、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他坐在沈夜澜斜对面，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面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一双眼睛一直在沈夜澜身上打转。

沈夜澜没有回避那道目光，直接迎了上去。

周国平和他对视了两秒钟，然后率先移开了视线，低下头去看手里的报纸。但那两秒钟里，沈夜澜捕捉到了一些东西——不是敌意，更像是一种观察者的冷静，像是在打量一个闯入自己领地的不速之客。

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在心里给周国平打了一个标记：注意。

八点二十五分，韩世安推门进来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警服，头发也比昨天整齐了一些，嘴里照例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他扫了一眼办公室，目光在沈夜澜身上停了一下，然后拍了拍手。

“都到了？我说两句。”

所有人抬起头来。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沈夜澜，从省厅调过来的。之前在省厅办过大案，成绩不错，大家多关照，也多学习。”韩世安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沈夜澜，目光在办公室里来回扫，像是在确认每一个人的反应。

“小沈，你也说两句？”韩世安看着他。

沈夜澜站起来，腰背挺直，双手自然垂在身侧。

“沈夜澜，二十四岁，之前在省厅刑侦总队。刚到江城，什么都不熟，请各位多指教。”

五秒钟，不到二十个字。干净利落，没有一句废话。

刘建国带头鼓了两下掌，小赵跟着拍了几声，孙丽微笑着点了下头，周国平没有鼓掌，只是微微抬了下眉毛。

韩世安把那根没点着的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一圈，似笑非笑地看了沈夜澜一眼。

“行了，干活吧。小沈，你跟我来。”

沈夜澜跟着他走进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韩世安把门关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

“这是科里目前在办的几个案子，你看看，挑一个你有兴趣的跟。”

沈夜澜接过文件夹，翻开。里面是五份不同的案卷材料，有盗窃、有伤人、有两起邻里纠纷引发的斗殴，还有一个是最近发生的抢劫案。

他看了一遍，把文件夹合上。

“老韩，我想继续查宋怀远的案子。”

韩世安的眼睛眯了一下，嘴里的烟跟着抖了抖。

“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案子你用你自己的时间查，科里不会给你安排——”

“我知道，”沈夜澜打断了他，“我的意思是，白天的正常工作时间，我会跟科里的案子，不耽误本职工作。下班以后和周末，我自己查宋怀远。两边不冲突。”

韩世安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裹着烟雾——他终于还是把烟点着了——灰白色的烟雾从他鼻腔里喷出来，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

“行，”韩世安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一天上面有人来找你谈话，让你停，你就停。不是因为你怕他们，是因为——你要留着这条命，才能查下一个案子。”

沈夜澜看着韩世安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在别的领导身上见过的东西。

不是关心，是亏欠。韩世安觉得自己欠宋怀远一个真相，也欠十年前那个年轻的、被调去管户籍的自己一个交代。

“我答应你。”沈夜澜说。

韩世安点了点头，把那根烟吸到最后一口，掐灭在搪瓷茶缸里。

“出去吧，小赵手头有个入室盗窃的案子，你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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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沈夜澜和小赵从分局出发，去建设路的一个居民区勘查现场。

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案。报案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住在三楼，昨天晚上出门去买菜，忘了锁窗户，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丢了一个金戒指和两百多块钱现金。

小赵在屋里拍照、采指纹，沈夜澜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楼下的地形和窗户的位置，然后转身问了老太太三个问题：

“你昨天出门的时候，楼下有没有见过生面孔？”

“你丢的那个金戒指，有几个人知道？”

“你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起过冲突？”

老太太想了想，摇了摇头。

沈夜澜没再问。他在勘查笔录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把小赵叫到一边。

“这案子不是惯偷，”他说，“窗户是从外面推开的，但窗台上的灰尘只有一处手印，说明作案的人只碰了这一个地方。惯偷会先试探、观察、找多个入口。这个人直奔这扇窗户来的，他提前知道这扇窗没锁。”

小赵眨了眨眼：“所以——熟人？”

“至少是踩过点的人，”沈夜澜说，“问问老太太的邻居，最近有没有人在楼道里转悠，或者有人打听过她家的作息。”

小赵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像是从“新来的同事”变成了“这个人好像有点东西”。

“行，沈哥，我去问。”

沈夜澜点了下头，在笔录上又加了两行字。

他干活的时候很专注，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眼前的案子。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手头的案子永远是优先级最高的，不管他心里还在想着什么别的案子，在现场的时候，他必须是百分之百在这里的。

但当他走出老太太家的门，下了楼，走到建设路上的时候，他的脑子自动切换了频道。

建设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