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乙竹走过去，在赵参谋长身边坐下。她坐得很端正，腰背挺直，双膝并拢，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这是她在文工团练出来的坐姿，好看，得体，不出错。

“这是老钱，你叫钱叔叔就行，”赵参谋长指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这是老孙，孙叔叔。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

白乙竹一一叫了人，微微欠身。钱叔叔和孙叔叔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笑着点了点头。

赵参谋长亲自给她倒了一杯茶，用的是茶几上一套紫砂茶具，小小的杯子，只够喝一口的量。白乙竹双手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首长”。

“叫什么首长，”赵参谋长笑呵呵地说，“叫赵叔叔就行。”

白乙竹改口叫了一声“赵叔叔”，声音不大不小，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腼腆。

赵参谋长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开始问她话。问得很随意，像是聊天，但每一个问题都很具体——哪里人，家里几口人，父母做什么的，哪年参军的，在文工团几年了，跳过哪些舞。

白乙竹一一回答，声音平稳，条理清楚。她说自己老家在苏北农村，父亲种地，母亲喂猪，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赵参谋长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听到她说父亲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复员回家种地，他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那种客套的、应付式的点头，而是真正的、带着敬意的认真。

“老兵啊，”赵参谋长放下酒杯，语气郑重了一些，“哪个部队的？”

白乙竹说了一个番号。

赵参谋长想了想：“三十八军的？”

“是，”白乙竹点头，“父亲说在朝鲜待了两年多，腿受过伤，现在阴天还疼。”

“不容易，”赵参谋长叹了口气，“那批老兵都不容易。回国以后好多都回农村了，也没个安置。你父亲能把你培养出来，更不容易。”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赵西洲一眼。赵西洲仍然翘着二郎腿，那根烟还叼在嘴里，没点，目光落在天花板上的一个水晶吊灯上，不知道在看什么。

白乙竹注意到了这一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

钱叔叔在旁边插话：“老赵，你这眼光可以啊，这姑娘不错，根正苗红。”

孙叔叔也跟着说：“关键是人家姑娘自己也好，文工团的骨干，模样也好，配你家西洲绰绰有余。”

赵参谋长被说得高兴了，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仰头喝了。他把酒杯放下，转过身来正对着白乙竹，脸上的笑容收了一些，换上了一种更认真的、更郑重的表情。

“小白，”他说，“我也不跟你绕弯子。”

白乙竹的心跳了一下。她知道要来了。

“我观察你有一阵子了，”赵参谋长说，“去年八一建军节的演出，你在台上跳那个《红色娘子军》，我就注意到了。后来我又去看过你们几次演出，每次都看你。不是光看跳舞，是看你在台上台下的样子，待人接物，跟战友相处，对待工作的态度。”

白乙竹垂下眼睛，睫毛微微颤动。她心里在飞速地转。他观察了我一年？

一年里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痕迹都没发现。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位参谋长的行事方式比她想象的更沉稳、更有耐心。也说明她这一年来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卖力、每一次主动跟首长搭话、每一次恰到好处的笑容，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她忽然觉得后背上有一层薄薄的冷汗。

但她的脸上什么都没有流露出来。她只是微微低着头，耳朵尖泛了一点红，像是一个被长辈夸奖了的小姑娘，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说话直，”赵参谋长接着说，“我觉得你是个好姑娘，懂事，能吃苦，有上进心。我们家西洲今年三十了，之前在部队，后来上了军校，曾在野战部队当连长，现在是总参二部最年轻的中校。他妈走得早，我一个大老粗把他带大，别的都不愁，就愁他的终身大事。”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赵西洲。赵西洲仍然没有反应，那根烟终于被他从嘴里取下来了，拿在手里转，一圈，两圈，三圈。

“我今天把话说在明处，”赵参谋长转回头来，目光直视白乙竹，“我中意你做我的儿媳妇。不是随便说说，是认真考察过、认真考虑过的。你要是愿意，咱们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白乙竹的呼吸停了一瞬。

她的心跳得很快，但她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嘴角微微抿了一下，脸颊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红晕，眼皮垂下来，睫毛扇了扇，像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有些手足无措。

这是她在文工团学到的另一种表演。不是在舞台上，是在生活中。恰到好处的矜持，恰到好处的害羞，恰到好处的不知所措，多一分显得做作，少一分显得轻浮。她练过，对着镜子练过，就像练那个露六颗牙齿的笑容一样。

“赵叔叔……”她开口了，声音轻轻的，带着一点颤。

她正要往下说——

“爸。”

赵西洲的声音从沙发那头传过来，不大，但很清晰，像是刀切豆腐一样，利落地把她的话截断了。

白乙竹的话咽了回去。

赵西洲坐直了身子，那根烟被他搁在了茶几上，没有点，也没有掐灭，就那么横躺着。他看了他父亲一眼，然后目光移开，落在茶几上那瓶茅台酒的商标上。

“哪有这样问的，”他说，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分量，“人家姑娘头一回来，话还没说上几句，你就问这个。合适吗？”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钱叔叔和孙叔叔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白乙竹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的手，脸上的红晕还在，但耳朵尖上的那点红色正在慢慢退去。

赵参谋长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响，整个房间都在震，茶几上的酒杯轻轻晃了晃。

“好好好，”他拍了一下大腿，“是我急了，是我急了。西洲说得对，哪有一见面就问这个的？不像话，不像话。”

他拍了拍白乙竹的手背，动作亲昵，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小动物。他的手很厚实，掌心干燥温热。

“小白别见怪啊，”他说，“我这人就是性子急，想到什么说什么。今天不问了，不问了。你先喝茶，喝茶。”

白乙竹抬起头来，笑了一下。

“赵叔叔言重了，”她说，“我理解的。”

赵西洲没有再说话。他又靠回了沙发背上，重新拿起那根烟，这次点上了。打火机的火苗跳了一下，照亮了他半张脸。他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烟雾在灯光下散开，模糊了他的表情。

赵参谋长似乎心情很好，又喝了两杯酒，脸上红扑扑的，话更多了。他站起来走到钢琴前，拉开琴凳坐了下来。

“来，”他拍了拍琴盖，“给你们露一手。”

白乙竹有些意外。她看着赵参谋长把双手放在琴键上——那双手粗短厚实，指节突出，一看就是拿了几十年枪的手。但当他按下第一个音符的时候，白乙竹发现他的指法出奇地熟练，每一个按键都干净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他弹的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钢琴的声音在房间里流淌开来，低沉、缓慢、柔和，像月光照在水面上。赵参谋长微微闭着眼睛，身子随着旋律轻轻晃动，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了许多，甚至有些脆弱。

白乙竹看着他，心里忽然动了一下。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年人。

在她有限的认知里，当官的人就是当官的人，开会、批文件、训话、喝酒，脸上永远挂着一种固定的表情，那种威严的、不动声色的、让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此刻坐在钢琴前面的赵参谋长，脸上的那种表情卸掉了，露出底下的另一个人——一个年轻的、柔软的、有梦想的人。

弹完之后他把手从琴键上抬起来，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转过身来，冲着他们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自嘲的意味。

“我这辈子，”他说，“要是生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也许能成一个弹钢琴的。贝多芬那样的，不敢说，但起码——”

“但这双手，”他说，“拿了几十年枪，签字，盖章，就是没正经弹过几回琴。”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但白乙竹听出了那笑声底下的东西。不是后悔，不是遗憾，是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清醒认知。他生在乱世，十几岁参军，打仗，升迁，结婚，丧偶，把孩子带大，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钢琴是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事情，跟这个时空没有交集，可惜可叹。

钱叔叔拍了拍手：“老赵，你这手艺没丢啊，比上次弹得好。”

孙叔叔也附和：“就是，再来一首。”

赵参谋长摆摆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他走回沙发边上，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然后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不早了，”他说，“今天先这样。小白，过两天我让人去接你，咱们好好吃顿饭。今天太仓促了，不算数，不算数。”

白乙竹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赵叔叔”，又跟钱叔叔和孙叔叔道了别。她看了一眼赵西洲——他已经站起来了，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面无表情地往门口走。

赵参谋长送她到电梯口，拉着她的手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大意是让她别多想，回去好好休息。白乙竹一一应了，脸上始终挂着得体的笑容。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走廊里的笑声和酒气被隔绝在外面了。

电梯里又只剩下她和赵西洲两个人。

这次赵西洲站在她旁边，不是后面。两个人并排站着，中间隔了大约一尺的距离。

电梯一层一层地往下走。数字从3跳到2，再跳到1。

赵西洲忽然开口了。

“我爸那个人，”他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想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观察了你一年，那就是真的观察了你一年。他做事情向来这样。”

白乙竹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但你不要以为，”他顿了顿，“他看中的，就是我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