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新闻传播从口头到文字
一、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
我们伟大的祖国土地辽阔、历史悠久，早在180万年到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山西芮城、云南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和北京、湖北、贵州、辽宁等地，已经出现了猿人的踪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即在10万年到1.8万年前，猿人已由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山西、陕西、辽宁、四川、内蒙古、宁夏、广西、北京、河南等地则有了他们更多活动的形影。旧石器时代，人的生存环境恶劣，他们打猎、捕捞、采集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群居互助，结合成原始人群。在群居互助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信息的交流。到了距今4万到1.8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原始人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血缘为标志的原始社会即氏族社会，信息的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氏族社会中，人们从事的劳动比原始直立人群更为复杂，共同的打猎、捕捞、采集等劳动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互相协作的机会增多，共同协作的好处对每个氏族成员来说都一目了然，在劳动中他们已经到了非协作不行的地步，到了彼此有什么想法非说不可的地步，于是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便由手势语言进步到不完善的语言，再进步到音节清晰的语言，最后形成了作为人类标志的语言。真正具有新闻意义的信息传播是在语言形成后出现的。新闻传播也是信息交流活动，但它与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信息传递
(求偶、觅食)不同，它是语言产生后较高层次的大众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氏族社会中的人类，其思想活动比原始人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已经具备了清晰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理解接受能力，他们的婚姻关系也由血缘群婚向外婚制转化，社交活动逐步扩大，原始的宗教、艺术、科学都已出现，人类已能把自己获得的新闻事实概括成语言信息传递给对方，受者也能经过语言载体而获得新闻信息，新闻口头传播的条件已经形成。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是距今1.8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也是氏族社会的人，他们曾经持有一种当地不产的海蚶壳，这说明当时他们已与百里之外的沿海居民进行交往了，在交往中，双方必然要以语言为中介，也必然含有新闻信息的交流。到了稍后的人类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新石器时代，新闻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青海民和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个陶制的喇叭筒，长约二尺，形状同现代的纸卷、铁皮喊话筒相似，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面向大众的传播工具。
二、文字传播的出现和初期发展
早在大约五千年前的中国氏族社会，人们已经使用符号和简单的文字，到了距今大约三千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中国的文字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甲骨文的总字数已达四千六百多个，能够较为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客观事物，但是由于甲骨文被掌握在少数巫师和贵族手中，尚未用于传播新闻。
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新闻传播仍然主要靠口头，不过烽火报警在传递军事信息上发挥了特殊作用。《史记·周本纪》中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明此事至少在周代已经出现。此外，这时文字也已用来传递信息，不过范围很小，《诗经·小雅·出车》有“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的句子，说的是周代大将南仲带兵抵御俨狁，胜利归来的途中又担心周王写在竹简上的紧急军情和讨伐敌人的命令再来，实际上不久就真的来了。春秋战国时代，文字主要用于王侯大将私人间的信息沟通上，如《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说的“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书之以策，通之诸侯”，是说齐桓公对辅助他完成霸业的国相管仲给了许多赏赐，记录下来只通报给诸侯，没有向大众传播，还不具有新闻传播的意义。
把文字作为面向群众的新闻传播是从秦代开始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封建集权的大帝国，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即以笔画比较简单的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文字。从此结束了六国文字异形混乱的情况，基本消除了用文字向全国发布政令和传播新闻的障碍。
秦代向全国发布新闻的传媒是皇帝的诏书，如公元前221年捺印在陶制量器上的秦始皇的一篇诏书就是如此:“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①它传播了全国统一、赢政称皇帝和统一全国度量衡的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量器上的这份诏书竟是用戳子印上去的，一个木戳四个字，十个恰好合成这篇诏书，这种活版排印技术加速了这条新闻在全国的广泛传播。
汉代继承了秦的传统，朝廷也是以诏书形式向地方发布官方新闻，例如元狩中期(公元前125年前后)，汉武帝把汉代开国功臣萧何的孙子萧庆封为酂侯，享受酂县2400户人家的赋税供俸。与此同时，汉武帝还给自己的“秘书处”即御史府下诏将此事“诏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②。这份诏书新闻与上述秦的诏书新闻比较，可以看出除新闻事实外，还有更加明显的宣传目的。
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是中央下设的郡、县、乡、亭等组织。地方的军事机构是督尉府及下属各级机构，御史府把官方文书经过邮驿发到郡后，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即按军民两大系统抄发给都尉府和县衙门，然后再由他们转抄下发，由于抄发的数量较多，所以抄传的内容多为摘要。
第二节唐代新闻传播媒介的演进
一、“新闻”概念的形成
“新”与“闻”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先秦两汉魏晋直到隋朝的诗文中频繁使用，但这两个字从未结合成一个词。“新闻”一词最早见于初唐，神龙年间(705-706年)一位名叫孙处玄的官员曾写信给当朝的执政大臣恒彦范，评论时事得失，他同时还发出“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的感叹。这反映了初唐不仅有人关心时事，而且还迫切需要新闻传播媒介传播新闻。感叹中的“新闻”无疑指时事政治。晚唐有位叫李咸用的诗人还把“新闻”一词写在诗中，他的《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写道:“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这里的“新闻”显然也是指时事、最新消息，其中“说”有传报的意思。这说明“新闻”一词是对以前“新”与“闻”两字字义的继承和发展，也可看出唐代的“新闻”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新闻”概念有了相似之处。
“新闻”这个词在唐代刚刚诞生，当时人们对它的理解还不一致。晚唐尉迟枢的《南楚新闻》写的都是些奇闻趣事，虽然不是时政，但是也让人感到新鲜、有趣味。
二、唐代新兴传媒及其特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从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灭隋建唐开始，到天宝14年(755年)安史之乱前，这一百多年间，与前代相比，唐朝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并有了国际交往。百官要了解朝政，对外也需作宣传介绍，这种形势必然促进政治、经济信息的公开传播，而传播工具如笔、墨、帛、纸等都已具备，于是，新兴的传播媒介即最早的
手写新闻--封建官报便应运而生了。封建官报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朝报”。开元年间(713-741年)首都长安皇宫门外，朝廷每日分条发布有关皇帝与百官动态的朝政简报，如某天皇帝亲自到自己名下的那份田地耕作了，举行了拨土九次的礼仪;某天在宣政门宰相与百官因政事发生了争论;某天百官在安福楼南举行射猎大典;某天一些邻国的国君请求作为皇帝的侍从跟随皇帝到泰山祭祀天地;某天皇帝从泰山祭祀回来了，对不同的人给了不同的赏赐。这种简明的朝政公报，就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当时，有人还将它抄寄外地，扩大了传播范围，唐人孙樵《经纬集·读开元杂报》中说他在襄樊一带得到的数十幅这种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并称之为“开元杂报”，也属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
简明朝政公报本来没有什么名称，到了后唐，人们便把这类官文书称为“朝报”。朝报就是朝廷发布的公告，它是当时中央政府直接公开发布宫廷新闻的最重要的形式。
除了朝报，新兴传播媒介中还有“进奏院状”。进奏院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汉朝初建时称邸，唐代大历12年(777年)改称进奏院。进奏官为地方诸道军政长官委派，进奏官除呈递和承转文书、查询有关地方政务外，还向他们所在道的军政长官提供京都信息，其中有朝报的内容，也有他们自行采访的特别是与本地有关的新闻，甚至还有朝廷绝密消息。这种报告是进奏官只上呈给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阅读的半官方情报，带有“新闻信”性质,人称“进奏院状”。
除了朝报和进奏院状外，唐代官方的新闻传媒还有诏书、露布、观察使牒等。“露布”原指不加封检、公开发布的文书。唐代指打了胜仗，军事长官送给京城的捷报，它被写在丝绸上，悬挂在高竿上，沿途百姓可以看见，形成舆论声势。“观察使牒”是面向更多受众的新闻传媒。道的最高军政长官一般是节度使，他得到皇帝的诏书或进奏院状后，往往通过自己的副手观察使向下属官员发出牒报，通报重要信息，这些消息有的在官场传播，有的由州、县长官派人抄写在大木板上对基层民众发布。
第三节宋代的邸报和小报
一、宋代的邸报
鉴于安史之乱和唐王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历史教训,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以后就进行政治改革。他取消了唐代类似今天的省级建制的“道”，收回了地方节度使的军权，让所有的州、郡直属中央，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样，原来以道、以地方藩镇割据为背景的进奏院制度就无法继续存在了。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王朝对京城进奏院进行整顿，直接派150人为进奏官，还指定专人领导，管理诸道进奏院。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把诸道进奏院合并成一个总的都进奏院，后来直接称为进奏院，进奏官便成了国家的工作人员。
经过整顿改革，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进奏院和官方新闻的发布权，所有公开发布的政府文告都要经过进奏院，即“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①。具体做法是由进奏院的进奏官们向全国各州及其同级的官员抄送文告，每个进奏官负责三四个地方。对于进奏院公开发布的官文书，进奏官们并不全部抄发，而是挑选与自己所负责地方有关的部分抄报给地方官员，也有的抄给各中央官署。抄报内容只是朝政简报、明发上谕和大臣奏章，而没有进奏官自行采写的消息。这种官文书的手抄件便是邸报，因为抄录的都是进奏院公开发布的官文书，所以又称它为进秦院状或进奏院报状，它不仅权威，而且传播速度也快。
在宋代还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邸报审稿制度。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皇帝下诏要进奏院将准备抄发的内容每五天向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抄报一次，由枢密院审查批准，产生邸报的样本，进奏官们就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到了南宋，邸报改为最高国务机关之一的门下后省编定，由该省的给事中“判报”后的“定本”才发给进奏院报行天下，这就是“定本”制度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这也是为中央集权服务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编辑和发行是宋代官报最大的特点。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变法，定本制度取消，改为枢密院派专人对邸报进行抽检的制度，以后又曾恢复。以后的“定本”审查制度，总是和当时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紧密联系的。
宋代封建官报除被称为进奏院状报、邸报外，还被叫做“朝报”。北宋末年汴京有人以卖报为业，南宋临安更有以“供朝报”为业的店铺，朝报成了面向社会广大受众的商品。因为朝报是面向市民公开发售，所以它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甚至还要特别指定几个低级官员为“承发朝报保头人”，一旦发现朝报出现不该传报的文字，保头人立即受到惩罚。
二、小报的出现和印卖
宋代的新闻传媒除有合法的邸报以外，还有非法的“小报”。小报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朝廷虽屡次禁止，但始终未能根绝，以后的各个朝代也不断发现。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发生了“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①的事，它是进奏官在编发合法官报的同时，又把“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编写非法新闻对外传播，当时，中央机关和开封府许多重要部门还有人为它探访消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小报发展成“印卖都市”了，这说明11世纪我国已经有了印刷新闻。到了南宋，人们开始把这类非法新闻称为“小报”。由于它有“无所不至”的“眩惑视听”的作用，南宋高宗时代的朝廷重臣周麟之就曾上奏要求严禁小报。他的《海陵集》中的《论禁小报》就专论了严禁的理由。他认为，小报产生在非常时刻，它总是在皇帝颁诏旨下命令雷厉风行之时出现，总是在朝野还不明白朝廷上传出的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流传，他说小报内容是“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小报是进奏官“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的，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小报”。因为内容有真有假，涉及朝廷机密，无论真假对国家政治稳定都不利，应“痛行禁止”。
光宗时期(1190-1193年)小报的内容有所扩大，有“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特别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①涉及朝廷官员变动和宰相百官的言论那就更为引人，这些材料有的来自中央机关泄密，有的来自街市传闻，有的是编者杜撰捏造。小报的传播情况是“始于都下，传之四方”，传播迅速，往往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于遍达于京外的州、郡和军事要地的主管人员那里。
小报还有一批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的采访人员，南宋末年(1234-1236年)赵升的《朝野类要》中说:“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就是说，就是在皇宫、中央机关和各级官署内，都有心向小报的探访人员，小报也有被他们探访到的官报上禁发的新鲜秘闻，因此人们就暗中把小报称做新闻，这是将报纸和新闻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
第四节元明清三代的新闻传播
一、元明时的新闻传播活动
元代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国到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灭亡，总共89年，这个由经济、文化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还没有建立起中央封建官报的传发制度就被朱元璋推翻了。
元代取消了进奏院，也没有中央级的封建官报，邸报制度至此中断，元代官方新闻的发布也倒退到汉唐时代的诏书和一般官文书的形式，只是传递上更加迅速。当时新闻活动主要靠邮驿进行。元代设有通政院管理全国驿站，元代的驿站叫铺，负责传递官文书的叫急递铺，当时遍布全国，元诗中“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①的句子，正反映了驿站的繁多和公文、邮件及信息迅速传递的情况。
明王朝建立后，恢复了宋代诏令章奏传报和官报制度，这使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原始形态的报纸邸报在元代一度中断后得以恢复。
明朝设有通政司，它出纳王命，掌管宫廷内外章奏并发布官报，是朝廷政事的信息总汇，也是朝廷喉舌。通政司接到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和政府各部门的章奏后，挑选特别重要的请皇帝审批。审批往往用朱笔，称为“批红”，批红后的章奏再交还内阁，内阁把它们交给皇帝的秘书机构六科。由六科抄发给有关单位，那些材料经审批编辑就成了邸报，可传京城内外;未经审批的，一律不准外传。各省的行政、军事长官即巡抚和总兵都派有传报京城信息的提塘官驻在京师，他们可去六科抄录那些经过审批的邸报内容，然后传报给各地方政府。
明代邸报不需要呈请枢密院审查定本，也没有给事中判报的规定，章奏之内的官文书只要有了“批红”就可抄发，而皇帝在审批章奏时往往只考虑处理意见，并不在意它在邸报上发表有什么副作用。因此，明代对抄发官文书控制得不太严，提塘官又往往选取具有情报价值的内容进行传播。
明代邸报的主要内容还有诏令、章奏之类的宫廷动态，但在形式上有了重大发展，即开始采用活字印刷。
明代邸报仍以手抄为主，各省提塘从六科抄来的邸报内容，除专程快马送给巡抚、总兵等省级长官外，各州、府、衙门则在京另雇抄报人转抄若干份，由驿站按时传送。由于需要抄的邸报数量较多，京城有人专门以抄报为业，称“抄报行”，他们不仅为外地官府抄报，也为京官们服务。但是手抄毕竟工效很低，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邸报稿件，公开出售，人称京报。崇祯十一年(1638年)，邸报开始以木活字印刷，这为邸报大量复制、发行创造了条件。活字印刷是明代官报业务上的重大
革新。明末农民起义军还出刊旗报、牌报，即把消息写在旗帜上、木
板上，让官兵与群众阅览。
二、清代的邸抄与报房京报
清代统治者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继承了明代邸报的传报制度，但是到雍正、乾隆年间，主持这项工作的部门升格为皇帝的办事机构军机处。军机处把应该抄发的谕旨、章奏交到内阁，内阁传知各衙门抄录执行或交由下属的六科传抄，同时由各省巡抚、总督派驻在京提塘官和兵部派驻各省的提塘官把允许向下传阅的谕旨、章奏抄录后，通过驿站传报四方，这样抄传出来的官文书就被称为邸报或邸抄。实际上不管是中央部门还是省属单位所传抄的邸报、邸抄都是一回事，属内容相似的封建官报。
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快，士大夫阶层迫切需要通过新闻传播媒介获取新闻。但是清代官报还停留在“手写”的抄传状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咸丰元年(1851年)江西巡抚张芾多次奏请朝廷刻印邸报，交发各省，广为传播。但是皇帝不仅不同意，反而申斥他“识见错谬，不识政体”。咸丰认为，谕旨、章奏只能由内阁通知有关单位抄报，由官方机构传递。民间报房刊发邸抄，那是民间的事，与内阁无关。朝廷印刷邸报，广为传播，古无此例。这样，就使邸报仍停留在手写状态，比起明代活字印刷的邸报来，它反而倒退了一步。
朝廷不印刷邸报，但是它也不禁止以翻印邸报稿件为内容的民间的报房京报，随着士大夫和市民们新闻需求的增加，这种明末就出现的无官报之名而有官报之实的报房京报，就获得了发展机遇。早在清初，北京就有官府中的文书小吏以刊刻抄发邸报作为自己的副业，也有人靠此营生，他们的办报活动是民间办报的先声。雍正和乾隆初年只许提塘及其所设的半官方报房公开发行邸报，朝廷同时还禁止民间抄印贩卖和阅读邸报，民间办报活动就不能发展。乾隆中期后，朝廷解禁，允许抄印邸报内容的京报在民间出售，这样，明代已有的民间报房不但又重新出现，而且因有利可图又兴盛起来。
民间报房人原来多在提塘报房干过，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办报经验，靠着和官府的密切关系，他们就能从内阁和各省在京的提塘办事处抄来政府允许发表的京报稿件，而京报的发行量又很大，因此，他们逐渐脱离提塘报房，自己另办民间报房，多获营利。民间报房出的京报内容基本上是宫门抄、上谕和章奏等。宫门抄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廷的重大政治活动，多数都与皇帝有关，内容庞杂，文字简略，各条都像是一句话新闻。上谕是皇帝的明发谕旨，以任免、奖赏居多。章奏是在京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的题奏。京报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和言论，没有标点和标题。
民办报纸除京报外，各省省会和重要府城还有自己的私营报纸辕门抄，这类省报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由当地熟悉官场的抄报人编印发行。辕门抄和当地发行的京报相配合，成了地方人士了解中央和地方政情的两条重要渠道。
京报公开销售民间，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同时也给清代出现的外国人办的近代报刊提供了新闻材料，如1872年《申报》初创时，它自身能够采写的国内重大新闻几乎没有，因此，它不得不用1/4的版面转录京报，京报内容成了它的中国国内新闻的主要来源，这一方面是为顺应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也是向清王朝表示友好。但随着近代报刊的逐步兴起，各报新闻采写和交流的不断增加，京报材料在《申报》和在其他近代报刊中就逐渐减少，最后终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完全被淘汰。
京报虽然参与了近代报刊的发展与变化，但它始终没能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京报不仅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灭亡，同时也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而消失，近代报刊取代了封建的邸报和民间报房发行的京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