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宋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地方割据隐患，自太祖开始对知州实行定期任期制，一般为三年左右，部分重要地区时间更短。苏轼在徐州转眼之间任期满两年，朝廷改调苏轼到湖州。

“苏湖熟，天下足”，湖州在宋朝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左丞潘公政绩碑》载：“诸王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火相接。”又载：“吴兴介于苏杭之间，水陆饶沃之产，实过两郡。”西部山区如安吉“地富丝枲”，平原地区如南浔“耕桑之富甲于浙右。“放尔死，放尔生，放尔湖州做百姓”，湖州当时是天下人人向往的经济富地，文化圣地。

湖州与苏轼的缘分，早在他赴任湖州知州之前便已种下，此前他曾三次踏足这片闻名的水乡。此番到访，恰似故地重游的温情重逢。

苏轼初遇湖州，是在出任杭州通判任上。时值江南转运司临时差遣，他奉命协助知州孙觉勘察堤堰、治理水患。公务之余，苏轼挥毫写下《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赠孙莘老七绝》等诗作。在《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中，苏轼写到：“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桔林新着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对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他笑语“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人尚未至湖州，便为挚友兼湖州知州的孙觉备递上了一席令人垂涎的菜单。“顾渚茶牙白于齿”，首当其冲的便是那盏紫笋茶；时值冬日，这位顶级饕客又惦念起两样时令风物：洞庭山挂霜的蜜橘与梅溪出产的木瓜。“负霜之橘”的美名，最早可追溯至六朝诗人吴均的笔端，而苏轼“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的诗句，恰似一幅水墨丹青，勾勒出湖州橘林覆霜的实景。唐宋年间，湖州广植木瓜，尤以安吉梅溪所产为贡品上选——顾渚泉畔的木瓜堂里，梅溪木瓜与顾渚紫笋堪称绝配。不过最令他魂牵梦萦的，终究还是那杯醇酿，在《赠孙莘老七绝》中苏轼写到：“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有着两千二百余年建县史的“乌程”，其酒香不怕巷子深，始终冠绝江南，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击节赞叹。“金罍几醉乌程酒，鹤舫闲吟把蟹螯”，宋代湖州更有精致的“鲙”宴：乡间以生鱼片为盛馔，每逢贵客临门、新亲结缘、喜庆宴集，必设此席。盘中珍馐罗列，独此一味独领风骚。观湖州鲙匠操刀更是一场视觉盛宴，苏轼曾惊叹“运肘风生看斫鲙，随刀雪落惊飞缕”，更见匠人将鱼骨熬作“骨淡羹”，“味极淡薄，自有真味”。末了他还不忘心心念念的太湖美味：“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那头大尾尖、银光如刃的梅鲚鱼，与白虾、银鱼并称“太湖三宝”，恰似湖州的味觉符号。面对满桌湖鲜，这位“顶级吃货“终于按捺不住：“今日扁舟去，白酒载乌程”，要以一壶乌程酒佐一尾银刀鱼，方不负此行。

第二次湖州之行在熙宁六年，他奉命督办运盐河开凿工程。彼时新法推行盐政改革，江南盐商备受盘剥，开河工期又逢雨季，民夫苦不堪言。他在《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中如实记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破晓的鼓声催促着，万千民工如鸭似猪般在泥泞沟渠中挣扎，雨水混着泥浆飞溅，令人不忍卒睹。苏轼看到百姓的惨像，心生怜悯，发出“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的悲叹。

第三次到访湖州，是他离任杭州赴密州知州途中。时任湖州知州李常设宴碧阑堂，邀苏轼与五位友人雅聚，张先等人相伴赋诗填词。张先特作《定风波.六客词》以记盛事，这场风雅聚会后，“碧阑堂”更名“六客堂”，成为湖州文化长卷中一抹靓丽的名片。

“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苏轼《墨妙亭记》）。湖州留给了苏轼太多太多的美好印象。苏轼到任后，登山夸山，临水赞水。游道场山何山，“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端午遍游诸寺登飞英塔，“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赞“苕水如汉水，鳞鳞鸭头青，吴兴胜襄阳，万瓦浮青冥”；“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游法华山，“谁云四万八千顷，渺渺东尽日所晒。归途十里尽风荷，清唱一声闻露薤”。湖州的美景、湖州的美食，湖州的富足，让苏轼沉寝其中，山水之乐在乎上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经常自嘲自己为“闲”太守、“懒”太守，“馋太守”，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屡次表示对湖州的喜爱之情，在《答范纯夫》信中说“此间湖山信美”，答吕熙道则云“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直拙者之庆”。

然而苏轼是属火命的，火与水相生相克，就在苏轼尽情享受湖州上水之美时，天公不作美，湖州先是4月持续大旱，继而5月连绵大雨。面对风雨侵蚀的湖州，苏轼立马脱下官服，穿上蓑衣，戴上箬笠，在城里乡间四处奔波，了解村民受灾的情况。见到村民愁眉不展，他便去安慰；百姓的房屋在风雨中破损，他便组织人去修补。一天，苏轼组织救灾时来到湖州南郊道场乡苏湾村，见到苏湾东临碧浪湖，正值湖水高涨，波涛滚流而来，而大雨不止，不出预料几天后湖水将会翻过湖岸，侵吞百姓的万亩良田，百姓惊恐不已。苏湾村的南侧是苏台山，西接大众山，恰好可以筑堤。苏轼依靠自己在徐州成功的治水经验，指挥百姓修筑一道长堤，抵御碧浪湖水的浸害。后人将此堤称为苏堤，这就是杭州西湖有苏堤，湖州碧浪湖也有苏堤的缘由。

然而就在苏轼在密州抗蝗、徐州治水，湖州筑堤之时，宋朝自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再度拜相后，朝堂上的争斗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再度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

王安石复相伊始，便与昔日臂膀吕惠卿渐生龃龉。这位位居参知政事的执政者，行事愈发跋扈——揽权固宠、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更在原本弊端丛生的新法上变本加厉（如推行“手实法”），致使民怨沸腾，朝野侧目。而且随着权柄日重，吕惠卿愈发难以容忍王安石独断的作风，觊觎相位之心日炽。尤其在手实法、给田募役法、交子制度存废，乃至市易法籴米河北等要政上，二人歧见愈深。吕升卿擅改王氏父子《诗经义》一事，终使这对昔日的师生君臣形同水火。熙宁八年五月，御史蔡承禧弹劾吕升卿，波及吕惠卿。吕氏认定此乃崇文院校书练亨甫勾结蔡承禧的阴谋，而幕后主使正是王安石儿子王雱。最令吕惠卿寒心的莫过于王安石对此事的袖手旁观，放任自流。吕惠卿为了报复王安石，竟公然在神宗面前捏造事实诋毁王安石，一向对王安石信任有加的神宗对吕惠卿诋毁王安石的行为特别反感。十月二日，神宗降诏罢黜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公灭私...可守本官知陈州。”虽遭贬谪，御史蔡承禧弹劾吕升卿、吕惠卿一案实无确凿罪证——此前台谏罗织的二十一条重罪，经查皆虚。然王雱仍不罢休，密结御史中丞邓绾、权检正吕嘉问，将伪敕混入中书文书，对已离京的吕惠卿穷追猛打，欲除之而后快。真相大白后，吕惠卿愤而上书直指王安石构陷，神宗震怒之下出示奏章。王安石查明原委后，除引咎辞职外，更严惩吕嘉问等属吏，并怒责爱子王雱任性妄为。王雱心气高傲，度量狭小，受不了父亲的指责，半月后，赍志而殁。

爱子不幸离世，旧部星散：吕惠卿与之决裂，唯一信任的韩绛也早已自求离去。王安石再次萌生去意，神宗不想让王安石辞职，便屡次截停王安石的辞表。王安石去意已决，最后通过参政王珪转交辞呈，神宗眼见王安石已无法挽留，便不得已同意了王安石辞职，这位“天变不足畏”的改革家才得以归隐。

令人扼腕的是，随着王安石的离去，新旧党争并未因此落幕，反倒变得更为严酷，而新党内部的倾轧也同样酷烈。王安石退出政坛后，政坛风气更加糟糕，新任宰相王珪被称为三旨宰相（传说王珪上朝只做三件事：上殿进呈时，称“取圣旨”；神宗决定后，称“领圣旨”；退朝后则告诉从属，称“已得圣旨”），王珪任宰相后处事圆滑，明哲保身，不善理朝政，但王珪又为人阴险，气量狭小，善妒贤忌能，沉迷权术，喜欢打击异己，仅仅四年间，朝堂上便有宰相王珪与谏官蔡确排挤宰相吴充的相州狱、蔡确排挤吕公著的陈世儒狱、蔡确排挤参知政事元绛的太学狱等。

苏轼在经历杭州、密州、徐州的历练后，对朝堂之争已经淡漠，只想在外一心为民为国实干分忧。然而另苏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一场针对自己的灾难正如密州飞天蔽日的蝗虫和滔天的洪水一般朝自己奔来。依据宋制，苏轼到湖州后，一面抢险救灾，一面照例做《湖州谢上表》上报神宗。苏轼在《湖州谢上表》说：“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苏轼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好些年，在地方上当官时政绩特别突出。他先是在杭州当通判，后来又去密州、徐州当一把手。其中在徐州干得最漂亮——带着老百姓筑堤抗洪保住了城池，疏通河道让漕运畅通，救灾减税样样都做得漂亮，老百姓都夸他是“贤太守”，连宋神宗都给他点赞。朝廷提拔他去更富裕的湖州当知州，这本来是他能力的体现，结果惹得朝里新法派的大臣眼红。特别是那个被称为“三旨宰相”、一心做太平宰相的王珪，一想到当年仁宗皇帝说：“为后世寻得两贤相”的话，就对这个才华横溢又有点傲气的文人特别不爽，对苏轼充满了戒备，担心苏轼有一天威胁自己的相位，时刻计谋着怎么样区搞掉苏轼。

其实苏轼从变法一开始就不同意王安石那一套激进改革的做法，因为政见不合主动申请调到地方。在地方上，他亲眼看到青苗法强行摊派、盐铁专卖垄断市场、手实法扰民搜刮钱财这些政策弊端，多次上书指出问题，建议缓行改革。虽然很多建议都被压了下来如同放屁，但他还是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能帮百姓就帮一把：该减税的减税，该调整劳役政策的就调整，还经常在诗文里写民间疾苦，直接批评苛捐杂税和征兵太狠。这些话自然让变法派很不高兴。

本来《上皇帝谢上表》就是走个形式，客套地说自己没啥功劳，都是皇恩浩荡。谁知道这个率性的文人苏轼一时兴起，提笔写了句过于自谦的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意思“我知道自己又笨又跟不上时代，跟不上那些新锐官员；但我年纪大了也不爱生事，可能更适合在地方管管小老百姓”。谁知道这话被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李定、舒亶、何正臣、王珪他们抓住把柄。“其愚”“新进”“生事”这几个字眼，这不是明摆着说我们新党吗？当时苏轼正在湖州忙着治水，朝廷里却已经有人开始借题发挥，筹划一场针对他的惊天大阴谋了。御史中丞李定参苏轼：包藏祸心，谤讪时政，妄自尊大，谩骂朝廷用人不当，吟诗作文，讥讽朝廷，无法无天，不司之以法，难以诫天下人臣，要求神宗缉拿苏轼，以昭示天下。御史舒亶拿出收集到的苏轼诗稿参苏轼：屡阻新政，以诗泄愤，以己见凌驾于朝廷之上，用心极为恶毒。权监察御史何正臣参苏轼：指斥乘舆，愚弄朝廷，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必倡言归咎新法，唯恐天下不乱。国子博士李宜亦参苏轼：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当时只有驸马王诜替苏轼说话，反驳他们：文人吟诗本是一时之兴，与朝政无多大关系，苏轼出京以来，政绩斐然，对圣上始终忠心耿耿，不可以诗文而废弃人才。

其实这事早有预兆。早在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的朋友、科学家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情况时，看到苏轼的诗词，加上见苏轼如此受百姓拥戴，心生嫉妒。沈括是个理工腹黑男，便广泛搜集苏轼诗稿，择其描述百姓生活疾苦和议论新法之处摘抄下来，断章取义报给朝廷，说这些诗是在“诽谤朝廷”。只是神宗清楚沈括素有妒贤嫉能的德行，就没当回事。

神宗从内心是非常欣赏苏轼的，除喜欢他的诗词和才华外，对苏轼在密州、徐州的政绩十分满意，特别是苏轼在徐州开创煤炭炼铁代替木炭炼铁的方法，短时间内让宋朝国库充盈，据史料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徐州利国监年产铁154万斤（折合770吨），上交国库税铁30.8万斤（折合154吨），约占全国总量的6%，位居全国第三位。同时“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煤炭冶铁锻造的武器更加锋利，让宋朝军事能力一下提高了很多倍，神宗欣喜若狂。但新法推行，一个声名远播的大文人多次提反对意见，又让神宗觉得会导致更多异议，动摇新法，举棋不定的时候询问宰相王珪的意见，老奸巨猾的王珪一反“三旨宰相”常态，告诉神宗：“证据确凿，奏状有理”。神宗这才下定了决心，同意将诗集交变法派掌控的中书省审查，敕令苏轼进京，交御史台勘问。

为什么这些人非要整死苏轼呢？主要是苏轼在外面做官做的声名鹊起，百姓爱戴，皇帝又特别欣赏苏轼，多次欲提拔苏轼到朝廷任职，但屡遭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反对。这些小人忌怕苏轼一朝一日回朝廷担任要职报复，王安石下台后，新党一群人基本都失势了，如果苏轼回来，他们肯定要倒霉，所以必须早点想法把他搞掉。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到湖州才三个月，御史台的皇甫遵就拿着逮捕令来了。驸马王诜得到消息后赶紧通知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到湖州去告诉哥哥。苏轼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犯了啥事，赶紧把手头工作交给通判祖无颇，心里想着估计凶多吉少了。差役上门时，苏轼吓得都不敢出去见人，还是祖通判提醒“没定罪之前还是要穿官服”。结果见到皇甫遵，这人板着脸一句话不说，气氛紧张得要命。苏轼硬着头皮作揖说：“我知道得罪了朝廷，死罪难免，只求让我回家跟家人告别。”皇甫遵才说“没那么严重。等打开诏书一看，才知道只是暂时免职进京候审，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获准回家告别时，苏轼看到全家都在哭。老婆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一边抹眼泪一边收拾行李，他一个一个安慰孩子和奶妈，还用“杨朴献诗”的故事哄妻子别太担心。临走时，官员都不敢出来送别苏轼，只有秘书陈师锡在城门口给他敬酒，学生王适兄弟一路送到郊外。然而湖州老百姓听说后，都不顾一切的赶出来拉着车子不让他走，哭得稀里哗啦。

负责押送的人态度特别蛮横，只允许苏轼的大儿子苏迈同行，苏轼父子俩被拎小鸡似地拎上了船。有人记载说“就像抓鸡抓狗一样拽走了太守”，苏轼后来也在信里抱怨：“抓太守跟抓贼似的”。船经过扬州时，知州鲜于侁想上船看看他，竟然被拦在外面了。在船上，苏轼怕连累亲戚朋友，几次想了却自己算了，最后想想弟弟苏辙、朋友王诜还有家人，还是忍住了。

苏轼被抓走后，那些人还去他家里抄了好几次。他家人走到宿州时，又有人来搜查诗文和信件，把女眷们吓得要死。王闰之担心诗稿惹祸，忍痛烧掉了大部分手稿。苏轼后来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此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幸亏苏轼诗词文章在当时就很流行，苏轼一出诗词文章，人们争相传抄。才有今天苏轼诗词文章的广泛流传。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戴上刑具关进了御史台监狱，开始了他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