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淬骨
分手后的第一个月，陈砚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北京，鉴于工作原因已经和学校请了长假，非必要原因也不用经常往返两地了。
说是“所有的东西”，其实没多少。一个行李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笔记本、几支笔、一个旧钱包。一个背包，装了他的耳机、充电器、两本乐理书、一个保温杯。他在北京没有家，没有租房子，没有住酒店。他住在赵牧给他安排的一个地方，索尼音乐的艺人宿舍。
说是“宿舍”，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公寓，三十多平米，一室一厅，在北京东四环的一栋老居民楼里。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了，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要用力跺脚才会亮。陈砚第一次去的时候，提着行李箱爬了六层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楼，行李箱的轮子在楼梯上磕磕绊绊地响。到了六楼，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掏出钥匙，开门。
门开了。
房间很小，但干净。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台老旧的电视，电视柜上积了一层薄灰。卧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窗帘是淡蓝色的，被午后的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窗外的风景不好，对面是一栋同样老旧的居民楼，阳台上晾着床单和衣服，有人在炒菜，油烟味从窗户飘进来，混着葱花的香气。
陈砚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把背包放在书桌上，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的阳台。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收衣服，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从晾衣架上取下来，抖一抖，叠好，放进旁边的篮子里。她的动作很熟练，很安静，有一种日复一日的、不需要思考的从容。陈砚看着那个女人，忽然觉得她的生活好简单。起床，做饭，洗衣服，收衣服，做饭，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不会有意外，每天都不会有“被丢下”的风险。她的生活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但也什么都不会被撕掉。
他羡慕她。
他转过身，开始收拾东西。他把衣服从行李箱里拿出来，叠好，放进衣柜。衣柜里很空，只有几个衣架，孤零零地挂在横杆上。他把外套挂上去，看着它在空荡荡的衣柜里晃了晃，然后停下了。他把笔记本放在书桌上，摞起来，一本一本码整齐。他把笔放进笔筒里，笔筒是前任房客留下的，一个白色的陶瓷杯子，杯口有一道裂纹。他把耳机插在电脑上，打开电脑，等着它开机。屏幕亮了，桌面是一张默认的风景图，一片草地，一棵树，一条小河。这张桌面用了三年了，从来没有换过。
他在书桌前坐下来，看着窗外。窗帘没有拉上，阳光照进来，照在他的手上，照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照在白墙上。阳光是金黄色的，温热的，像一只手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他闭上眼睛，感受着那种温热。他想，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就好了。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面对。只是坐着，被阳光照着，安静地呼吸。
但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睁开眼，掏出手机。是一条推送，某个新闻APP的，标题很长，他没仔细看。他把推送划掉，把手机放在书桌上，屏幕朝下。
他不想看手机。不想看消息，不想看新闻，不想看任何东西。他只想坐在这里，被阳光照着，安静地呼吸。
但他知道不能。因为他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赵牧给他安排的时间表从明天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密密麻麻的，每一项都精确到分钟。那是他新的生活，新的秩序，新的“必须做的事”。他不知道那些“必须做的事”能不能填满他心里的那个洞。也许能，也许不能。但他必须试试。因为如果不试，他就会一直坐在这个房间里，被阳光照着，安静地呼吸，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一具会呼吸的尸体。
他不想变成那样。
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闹钟响了。
陈砚从床上坐起来，花了十秒钟才想起来自己在哪。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陌生的窗帘，陌生的光线。他的身体还在麓城，脑子还在琴房，心脏还在那个人身上。但他的人在北京，在东四环这间三十平米的小公寓里，在索尼音乐的艺人宿舍中。他需要把这个事实装进脑子里，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和脑子待在同一个地方。
他下了床，去洗手间洗脸。冷水冲在脸上，刺骨的凉，他猛地睁大眼睛。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很陌生，瘦削的脸，突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窝，苍白的嘴唇。他看起来像一个刚从病床上爬起来的人，一个还没有被治好就被赶出医院的人。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套上运动服，出了门。
北京的清晨很冷，即使是五月，早上的气温也只有十几度。他穿着一件薄外套，在小区里跑起来。赵牧给他安排的训练计划里，第一项就是晨跑三公里，边跑边练气息。他以前不怎么跑步，他的运动量仅限于从宿舍走到琴房、从琴房走到食堂、从食堂走回宿舍。他跑起来的时候，呼吸是乱的，步伐也是乱的，整个人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儿，摇摇晃晃的，随时会摔倒。
跑到一公里的时候，他岔气了。右侧腹部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像有人拿针在扎他的侧腰。他不得不停下来，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肺像被火烧过一样，火辣辣的疼。他的喉咙干得像砂纸，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玻璃渣。他的腿在发抖，膝盖发软，感觉随时会跪下去。
他直起身，看着前方的路。还剩下两公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完。他想放弃。他想停下来，走回去，回到那个小小的公寓里，躺在白色的床单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但他想到了赵牧说的那句话，“你要做一张不让你后悔的专辑。”他不想后悔。他已经在感情上后悔了，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开口，后悔自己没有主动争取，后悔自己站在原地等一个不会回头的人。他不想在音乐上也后悔。
他深吸了一口气，腹部又疼了一下，然后重新跑起来。
这一次，他跑得很慢，慢到几乎是在快走。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调整呼吸，一步一吸，两步一呼，让气息和步伐找到同一个节奏。一、二、吸，三、四、呼，一、二、吸，三、四、呼，他的脚步和呼吸慢慢地合在了一起，像两条河流汇入同一条河道。疼痛还在，但它变成了背景，变成了一个他可以忽略的声音。
他跑完了三公里。
停下来的时候，他的腿在剧烈地发抖，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撞击，他的呼吸像一台破旧的风箱，呼哧呼哧地响。他站在小区的花坛边，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汗水从额头滴下来，滴在地面上，一个深色的圆点，又一个深色的圆点。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呼吸慢慢平复了，久到心跳慢慢恢复了正常，久到那股尖锐的疼痛变成了一种钝钝的、隐隐的酸胀。然后他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抬头看了看天。
天已经亮了。淡蓝色的，有几朵白云，很低，很低，像伸手就能够到。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缕一缕的，像金色的丝线。他站在那些光里，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糟。
也许，只是一点点。也许没有“那么”糟。
晨跑之后，是早餐。
营养师给他配的餐单贴在冰箱门上，被一块草莓形状的磁铁压着。餐单是打印的，宋体，黑色，上面写着：
早餐：全麦面包两片，水煮蛋一个，低脂牛奶一杯，水果一份（建议香蕉或苹果）。
午餐：主食一份（建议粗粮），蛋白质一份（鸡胸肉/鱼肉/豆腐），蔬菜两份（深绿色叶菜为主）。
晚餐：同午餐，主食减半。
加餐：坚果一小把，或无糖酸奶一杯。
饮水：每天至少两升。
陈砚看着这份餐单，觉得它像一张药方。不是给自己吃的，是给一个叫“陈砚”的机器吃的。这个机器需要燃料才能运转，燃料需要精确到克的配比，多一克少一克都会影响机器的性能。他不是一个人在吃饭，他是一台机器在加油。
他从冰箱里拿出全麦面包，放进面包机。面包机是旧的，加热的时候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一个老人在咳嗽。他站在面包机前，看着它吱吱嘎嘎地响着，等着面包跳出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简单，跑完步，吃面包，吃鸡蛋，喝牛奶，然后去训练。不需要想任何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想徐路，不需要想那些消息，不需要想那个“已读”的状态。只需要跑、吃、练、睡。像一个循环，一个不会出错、不会意外、不会让你失望的循环。
面包跳了出来。他把面包拿起来，烫得他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他把面包放在盘子里，去煮鸡蛋。鸡蛋在锅里翻滚着，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泡。他盯着那些气泡，看着它们从锅底升起来，升到水面，然后破裂。一个接一个，不间断的，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歇的循环。
他的手机在餐桌上震了一下。他走过去，拿起来看。是林池发来的消息：“在北京还好吗？吃了吗？别不吃饭。”
他看着这三句话，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很小很小的弧度，但嘴角动了。他回了四个字：“吃了。在吃。”
“以后你也来北京吧，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工作。”
陈砚想了想，发了过去。
然后他把手机放下，回到厨房，把鸡蛋从锅里捞出来，冲了凉水，剥了壳，放在盘子里。他端着盘子走到餐桌前，坐下来，开始吃。
全麦面包很干，嚼起来像是在嚼纸板。水煮蛋没有味道，蛋黄噎得他喝了半杯牛奶才咽下去。牛奶是温的，不甜，只有奶味。他一口一口地吃，没有浪费，没有剩下。
吃完了。他把盘子洗了，把杯子洗了，把厨房台面擦干净。然后他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干净的灶台、干净的水槽、干净的餐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不是大事，但起码这件事做对了。一件事做对了，其他的事也许也会慢慢变对。
他拿起背包，出了门。
八点钟，他到了录音棚。
方老师已经在里面了。他坐在调音台前，戴着眼镜，在看一份谱子。他的保温杯放在调音台上，杯口冒着热气。看到陈砚进来，他摘下眼镜，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他的目光在陈砚的脸上停了一下，看到了他眼睛下面的青色，看到了他瘦削的下颌线，看到了他微微发白的嘴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保温杯往旁边挪了挪，给陈砚让出了位置。
“今天练什么？”陈砚问。
方老师翻开谱子。“呼吸。你昨天的跑完步之后气息怎么样？”
“还是不够稳。跑完的时候喘得很厉害。”
“正常。你才跑了一个星期，心肺功能还没上来。呼吸是唱歌的基础，你的气息支撑好了，声音的稳定性会提高一个档次。方老师以前教过一个学生，跑了三个月步，气息的持久度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你才跑了一个星期，不急。”方老师站起来，走到录音棚门口，推开门。“进来，我先听听你今天的声带状态。”
陈砚走进录音棚，戴上耳机，站在话筒前。方老师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唱一个C大调音阶，从最低音到最高音，慢一点。”
陈砚深吸一口气，开始唱。C、D、E、F、G、A、B、C，从中央C开始，一个一个往上走。他的中音区是稳的，厚实的，有温度的。但从F开始，声音开始紧了。到了G，声音开始发抖。到了A，声音已经明显变窄了，像一个宽阔的河道突然收窄成一条细缝。到了B，声音几乎要破了，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到了高音C，他唱上去了，没有破，但那个声音不是他的。那个声音是尖的、扁的、刺耳的，像一个在哭的人在喊。
“停。”方老师的声音。
陈砚停下来。
“陈砚，你的高音区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心理问题。”方老师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不严厉，但很认真。“你怕高音。你一唱到高音，你的身体就开始紧张，肩膀耸起来，喉咙收紧，下巴往前伸。所有的信号都在告诉你‘要到了要到了危险了’，然后你的声带就真的紧了，因为你怕它紧，它就真的紧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怕什么，什么就会发生。”
陈砚站在话筒前，没有说话。他知道方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怕高音，不是怕唱不上去，是怕被人听到他的高音。他的高音不像他的中音那样有叙事感，那样能打动人。他的高音是脆弱的，是失控的，是**的。它像一个没穿衣服的人站在舞台上，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弱点、他的恐惧、他的不自信。他不想让人看到那些。所以他收着，藏着，不让人听。但藏着的后果是，他的高音永远没办法进步。因为它没有被练习过，没有被暴露过，没有被接受过。
“再来一遍。”方老师说。“这一次，你不要去想‘高音’，你只是想‘我在唱一个音’。它就是音，不是高音，不是低音，就是一个音。你不要给它贴标签。你只是发出一个声音。”
陈砚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C、D、E、F、G、A、B，到了B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开始紧了。他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紧张感从腹部升起来，沿着脊柱往上爬，爬到肩膀，爬到脖子，爬到喉咙。他想松开，但松不开。他的身体在背叛他，在替他说“我怕”。
他没有停。他继续往上唱。
C。
他唱上去了。
不是完美的，声音还是有点紧，有点扁，不像他的中音那样自如。但他唱上去了。而且他没有破。他的声音像一个人踮着脚尖走过一条窄窄的独木桥，摇摇晃晃的，但没有掉下去。他走到了对岸。
他睁开眼睛，看着玻璃外面的方老师。方老师的嘴角弯了一下，没有说“好”，没有说“不错”，什么都没说。但那个弯了一下的嘴角，比任何夸奖都重。
陈砚把那个画面记在了心里。
训练的日子是枯燥的。
每一天都是同样的流程：晨跑，早餐，声乐课，午餐，乐理课，钢琴课，晚餐，自由创作，睡觉。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像被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像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枯燥到令人发指。
没有人看到。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聚光灯，没有任何人在看他。录音棚里只有他和方老师，有时候赵牧会来坐一会儿，但大部分时间是他一个人。他一个人站在话筒前，一遍又一遍地练同一个音，直到方老师说“过”。他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一遍又一遍地练同一首曲子，直到手指发热、发酸、发痛。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写同一句歌词，写到手酸、眼酸、心酸。
他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在黑暗中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生长。没有人看到他在长，因为他在地底下。他看不到光，因为他在地底下。他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是一棵草，还是一棵树，还是一朵花。他只知道，他要长。哪怕长得很慢，哪怕不知道方向，哪怕有可能永远都长不到地面，他也要长。
因为如果不长，他就会烂在土里。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没有标题，没有日期，就是一段话：
“我在深深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但我知道我在动。我在很慢很慢地动，像一块板块漂移，一厘米一厘米地。也许等我漂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已经不是我了。也许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不会心痛的我。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好事。但我希望是。”
他写完之后，看了两遍，然后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不是做标记，是想让这段话被藏起来。藏在这本笔记本的深处，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之间，像他藏起自己的伤口一样。
九月的某个晚上，陈砚在琴房写了一首新歌。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写碎片，零散的旋律、不完整的歌词、不成形的和弦走向。他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上，写在谱纸上，写在随手拿到的任何一张纸上。有时候是一句，有时候是几小节，有时候只是一个和弦。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于把这些碎片拼凑成完整的歌，因为他发现，碎片本身就是完整的。它们是情绪在某一瞬间的样子，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打磨，没有经过理性的筛选。它们比完整的歌更真实，因为它们在变成“作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天晚上，他在琴房里坐着，手指随意地在琴键上漫游。他没有在弹任何曲子，只是在让手指自己走。手指走到一个地方，停了一下，又走到另一个地方，又停了一下。那些停顿是随机的，没有规律，没有目的。他让手指漫游了很久，久到他的手臂发酸，久到他的肩膀发紧。
然后，在漫游的过程中，他的手指忽然停在了一个音上。不是故意停的，是那个音把手指吸引住了。它像一块磁铁，手指是铁屑，不由自主地被吸了过去。他按下了那个音。
F#。
升F。
这是一个不在C大调里的音。C大调是白色的琴键，没有黑键。升F是黑色的琴键，是不属于这个调式的、外来的、闯入的音。它听起来有一点刺耳，有一点不安，像一个人闯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站在门口，不知道是该走进去还是退出去。
陈砚的手指停在那颗黑键上，没有松开。他听着那个音在琴房里响着，慢慢的、慢慢的，消失了。然后他又按了一下。又消失了。又按了一下。又消失了。
他按了很多下。每一次按下，那个音都会响起，然后消失。像一个人在敲门，敲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应。但他还在敲，因为他不知道除了敲门，还能做什么。他不知道门后面有没有人，不知道门会不会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敲一扇可能永远不会开的门。但他不能走，因为如果走了，就永远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
他按了很多很多下，按到手指发酸，按到那个音在他脑子里生了根，长出了一棵树，树上结满了果实，每一个果实都是同一句话：你在吗？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旋律。就是那颗升F，反复地、执拗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像心跳，像脚步，像一个人走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咚、咚、咚、咚，一直响到尽头。
他不知道这段旋律后来会变成什么。他只知道他需要把它写下来。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是他在这个夜晚的全部感受，孤独的、重复的、没有尽头的敲门声。
他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北京灯火通明，千万盏灯同时亮着，像一片发光的海。他的影子映在窗户上，瘦削的，模糊的，像一个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
他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影子，想：也许有一天，这些灯里会有一盏是为我亮的。不是照亮我，是告诉我，有人在这里，你不是一个人。
他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也许很快，也许永远不会。但他需要相信它会来。因为如果不相信，他就会在这片黑暗里永远地沉下去。
他在那片黑暗里站了很久，久到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久到北京从喧嚣慢慢归于沉寂。
然后他转身，回到钢琴前，坐下来，继续写。
他没有别的选择。
（第八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