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半，副总秘书在工作群里发了通知：“十一点，所有销售经理及以上人员，大会议室开会。”

心里微微一沉。这意味着中午休息时间大概率报销了。果然，十一点整，我们准时坐在会议室，椭圆形的长桌旁坐满了人，投影仪亮着，但副总的位置空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饥肠辘辘的感觉开始清晰，胃里空得发慌。会议室里的低语声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躁的沉默。有人开始频繁看手机，有人靠着椅背闭目养神。

十二点，十二点半，下午一点。

就在所有人的耐心即将耗尽时，副总终于夹着笔记本电脑，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脸上看不出丝毫歉意。

“好了，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他坐下，打开电脑，开始讲话。

会议内容冗长而琐碎，围绕着一些无关痛痒的流程问题、客户拜访的标准化说辞、甚至是办公室环境卫生，反复讨论，始终没有切入正题，没有解决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项目问题。我听着他滔滔不绝，感觉饥饿感和疲惫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上来，头也开始隐隐作痛。

下午两点，副总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立刻抬手打断了正在发言的一位同事。

“喂？李总啊！哎哟，您说您说……晚上？没问题没问题！地方我定，保证让您满意！好，好，那先这样……”

他挂了电话，脸上堆起的笑容还没完全收起，便对我们说：“有个重要客户临时约见。这样，会议先到这里，大家五点，还是这个会议室，我们继续。”

他说完，便拿起电脑和手机，又匆匆离开了。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随即响起几声压抑不住的、极轻的叹息。

坐在我对面的销售总监苏莉莉，一位比我大两岁、衣着干练却难掩眼角细纹的女人，与我对视了一眼。我们都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无奈和一丝嘲讽。那是一种属于职场中年女性之间，无需言说的默契与共情。我们都清楚，五点的会议不过是空头支票，等副总应酬完，带着酒气归来，恐怕已是深夜，那才是真正“开会”的时间。这意味着，今晚又是一个不知要熬到几点的持久战。

“走吧，子君，”苏莉莉站起身，揉了揉太阳穴，声音里带着同样的疲惫，“先填饱肚子，不然扛不住今晚。”

我们一同下楼，走进了公司附近那家熟悉的简餐店。这个时间点，店里人不多。我们刚在靠窗位置坐下点完餐，旁边一桌就传来一个略显尖细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酸意：

“哟，林经理，苏总监，这才有空下来吃饭啊？看来是又要准备打硬仗了？真辛苦。不像我们，业绩完成得不好，只能按时吃饭按时下班喽。”

说话的是另一个团队的销售经理赵峰，业绩垫底却凭着溜须拍马与副总关系密切。他这话，明着是“同情”，实则是冷嘲热讽。

苏莉莉连眼皮都没抬，只是拿起水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然后用一种平静无波、却带着微妙穿透力的声音对我说：“子君，有时候真羡慕有些人，心态真好，业绩垫底也能这么理直气壮地关心别人加不加班。”

她的话音刚落，赵峰那边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我没有接话，但心里那口因饥饿和恶意而堵住的气，似乎稍微顺畅了一些。在这种时候，来自同为女性、同样在职场和家庭夹缝中挣扎的上级一丝不动声色的维护，比任何空洞的安慰都来得珍贵。

但这顿迟来的午餐，依旧吃得味同嚼蜡。填饱的只是暂时的饥饿，等待我们的，是漫长而无效的夜晚，是家里可能依旧存在的一团乱麻，以及身为母亲、妻子、女儿和员工，这多重角色叠加下，永无止境的消耗与疲惫。

果然如我们所料，晚上近九点，副总才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公司。所谓的“会议”在弥漫的烟酒味中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点。整个过程毫无实质进展，只是副总借着酒劲，拍着桌子定下了一个高得离谱的季度销售目标，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每个与会者心头。

具体的执行计划和落地方案？他大手一挥：“子君，你辛苦一下，先拿个初稿出来，给苏总监修正后报给我。” 这话他说得理所当然，仿佛制定一个支撑虚高目标的详细计划，如同下楼取个快递一样简单。

我和总监苏莉莉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都看到了深深的疲惫。这已是常态。我负责前期大量的调研、数据分析和方案撰写，她则凭借更丰富的经验和人脉，进行关键的修正、润色，并承担向上汇报的压力。我们像两个配合默契的齿轮，在低效的管理体系下，艰难地维持着部门的运转。她知道我担子重，已尽可能分担其他事务，但她也有一堆棘手的客户和内部协调工作，我们都已逼近极限。

凌晨才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回到家，一片死寂。匆匆洗漱，几乎挨枕即眠。

第二天早上，又是一场战斗。慌忙给还有点低烧的辉辉喂了药，催促着悠悠吃早餐。就在我抓起包准备冲出门时，悠悠一边慢吞吞地穿鞋，一边忽然抬起头，用很平静的语气说：

“妈妈，昨天在课间，有同学打了我一巴掌。”

我的脚步猛地刹住，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什么？！怎么回事？疼不疼？” 我蹲下身想查看她的脸。

她偏过头，躲开了我的触碰，语气依旧没什么波澜：“老师已经批评他了。我原谅他了。” 她系好鞋带，站起身，“我要迟到了。”

那一刻，我看着女儿平静得过分的脸，想追问细节，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没事，想知道那一巴掌有多重，那个同学为什么打人……可是，抬头看钟，时间紧迫，早上的例会绝不能迟到。工作的重压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抽走了我身为人母本该有的细致和耐心。

“哦……好，没事就好，快去上学吧。” 我最终只能干巴巴地说出这句话，看着她沉默地背起书包走出门。内疚像细密的针，扎在心头。

赶到公司，面对电脑屏幕上那个天文数字般的销售目标和需要凭空构建的落实方案，我只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目标虚高，意味着无论我们如何拼命，最终大概率无法完成，承诺的奖金又将化为泡影。努力与回报严重脱钩，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感正在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开始敲击键盘。屏幕上冰冷的文字，与早上女儿那张平静叙述被打的脸，交替在我脑海中闪现。

职场的高压与家庭的疏忽，像两把钝刀，同时切割着我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撑多久，只知道，此刻，除了继续向前，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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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