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沙咀喜来登酒店·午夜
房间灯没开,只留着落地窗旁微微透进来的城市光。窗帘没完全拉上,维港的灯在夜色里闪烁着温柔的斑斓,把房间镀上一层沉静的蓝调。电视机光线调暗放着马友友的大提琴曲Lady Caliph选段Dinner,深沉,忧郁,隽永,像吟游诗人讲古老城邦的倾城之恋。
安安侧躺在Yelena身旁,枕头被她抱成一团,像只安静的小兽。
两人都洗了澡,穿着酒店的棉质睡袍,发丝还有些潮湿。空调温度调得刚好,房间安静得只听得到风在窗外呼啸,和Yelena轻轻翻身时衣料之间摩擦的细声。
“你睡着了吗?”安安轻轻地问。
“没有。”Yelena的声音带着倦意,却依旧清晰。
安安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你还在想刚才的事吗?”
Yelena没立刻答话,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在想……是不是所有聪明女人,都得演得像个彻底冷静的人。”
“可你刚才在酒吧里不冷静。”
“对。”Yelena自嘲地笑了,“演不下去了呗。”
安安没再追问,许久才低声道:“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你们这种人——漂亮、有钱、会说话、懂打扮、朋友多、从不被拒绝——就应该没烦恼。”
她换了个姿势,转过身看着Yelena。轻声问:“你觉得Kevin爱你吗?”
Yelena安静了好久,久到安安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我曾经觉得他是爱我的。”她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我现在不确定了。也许他爱的是那个‘家人都喜欢、大家都说合适’的我,不是我。”
“那你还留恋什么呢?”
Yelena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轻声说:“你呢?你爱Brady吗?”
安安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愣了半秒,然后羞涩地笑了一下:“我不知道……但我在他面前,总是觉得自己变得很——不像自己。”
“好还是坏?”
“都有吧。”安安顿了顿,又低低道,“有时候我会怕。怕他有一天也突然不需要我了。”
房间陷入沉默。
Yelena伸手,关了床头灯,柔和的蓝光在她睫毛下投下一道淡淡的影。她轻声说:“睡吧。别想那么多了,反正梦里也不会解决什么。但起来你还可以把那些狗娘养的暴打一顿。”
安安嗯了一声,慢慢闭上眼。
而Yelena睁着眼盯着天花板,指尖无意识地捻着被角,像在捻着某个无法放下的执念。
她忽然低声笑了一下,声音带着点虚无的温柔:“不过今晚有你在,还挺好的。”
安安没答话,像是睡着了,但眼角却悄悄滑落了一滴泪。
那是Yelena听不见的部分。
而这个夜晚,在两个女孩沉默的脆弱里,变得无比真实。
安安觉得自己模模糊糊的快要睡了,
突然,Yelena噌的一下做起来,说,“Hey, let’s talk.”
“不睡了。睡不着,真来气。” 她打开灯,安安一脸懵逼。
“你不是想吃瓜吗,这儿有大瓜,来吃个够。”
维港像一块被翻搅过的黑绸,天边的灯火碎碎地浮在水面上,一点页、也不稳。Yelena赤脚踩在厚地毯上,手里转着一支点燃一半的女士细支烟,香水味在空气里缓慢发散,混着酒店房间永远不变的高级消毒水味。
“你知道我姓什么吗?”她转过头看了安安一眼,眼神没什么敌意,只是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审视。
“Molchanova。”安安轻声说。
“嗯,Molchanova。俄语里的意思是‘保持沉默’。”她嗤笑了一下,声音带点疲惫的冷调。“讽刺吧?我妈给我起这个姓氏的时候,大概还以为这是对她一生的总结。”
安安没出声,只是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水,目光停在她的脸上,像在等她继续。
“你不知道吧,我妈Volya(俄语对人名会有缩写)——全名是Valentina Karlovna Bekker(瓦伦蒂娜 卡尔罗夫那贝克尔)——年轻时候可是莫斯科MGIMO毕业的高材生,那会儿还能进外交部。”她自顾自地坐在沙发边,膝盖抵着桌角,烟灰弹在玻璃杯盖子边缘。“但她爱上了一个人,一个很有地位的男人。有钱,有势,有老婆孩子。”
“苏联这个国家在战后是建立在女人的脊梁上复苏的,但是这也加强了战后男人们的创伤,逃避,暴力,欺骗和酒精成瘾,这在苏联男性人口中有70%是这么个处境。
我妈妈Volya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的父亲是在俄德国战俘,母亲是伏尔加德裔混血俄罗斯人。
Volya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莫斯科上大学,留了下来。在大学毕业时有份工作,在当时的外交部。Volya在29岁生的我,她说我的生父是一个非常charismatic,有魅力的男人,他帮助了她。”
“她跟他睡了。然后就怀了我。她一句话都没说,他也一句都没说。”
“因为在苏联,那样的沉默被当成一种尊重。尤其是对男人的尊重。”她又笑了下,笑意却不带温度,“Molchanova,从我出生那刻开始,我妈就知道:这个姓氏是她唯一能为自己保留的体面。”
安安想说什么,却又咽了下去。
“Well,这个德高望重的男人因为腻烦了Valya,所以为了赶走她,让自己的妻子Olga奥尔加处理一切。БеднуюВалюобхаживалстарыйтрахарь, которыйиспользовалеекаксекс-игрушкуикакпокорнуюмолодуюженщину. Ониспользовалсвойвлиятельныйстатус, чтобы заполучитьэтимолодыекиски.“
(Poor Valya groomed by an old ** man that used her as sex toy and an obeyed young woman, he used his powerful status to get those young pussy. / 可怜的Valya被一个老男人引诱玩弄,这个老男人把她当作性玩具,并逼迫年轻女子听命于她,他利用自己强大的地位来得到这些年轻的女人的身体。)
“我妈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一个混血的俄罗斯伏尔加德裔,金发碧眼,高挑冷艳,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站在莫斯科的外交大楼前头,像苏联杂志里的封面人物。”
她吐了个烟圈,指尖轻轻颤了下。
“但她一个人带着我,在那个国家、那个混乱的90年代后期根本活不下去。你知道苏联解体后多少女人,为了让孩子吃口饭,都不得不去‘交际’吗?”
在那个时期,被辞退的孕妇很难得到稳定工作,更何况是解体后的苏联。
“But poor Valya needed money. (但可怜的Valya需要钱,她和她的孩子需要吃饭,那个孩子就是我)She has to save herself and her daughter, 就是我,Yelena.
在那个混乱的时期甚至是莫斯科的正经女人们都要做重要的人的情人才能得到工作和钱,她本来是鄙视那些人的。” Yelena顿了顿,“但她后来也成了那样的人。为了谋个翻译的推荐信,她跟一个以前看不上的矮小男同学睡了一觉。”
安安轻轻吸了口气。
“1999年和2000年这会儿你们中国人在东北做俄罗斯的生意还挺出名。那里有着各种重工业废品生意,铁路,走私,和废钢回收。于是Valya把那个孩子托给了父母,独自一人去了海参崴。她会多种语言,又是高学历人才,立刻就挣了笔很大的钱,她将钱寄回老家Povolzhye,Valya会德语俄语英语,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她又很快学会了中文,就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上就熟练掌握了中文的语法。"
“我妈带着这封信去了远东,在海参崴的废钢码头上跟中国人谈生意,做翻译,后来就认识了一个港城商人——何先生,他是个倒爷。”
“他赏识她,觉得她聪明、肯吃苦,说服她去港城发展。她一口气学了粤语,然后就嫁给了他。”
“他原配刚死,她就嫁过去了。”
安安听到这句,抬起头,眼里藏着复杂。
“她不是第三者。”Yelena突然开口,“她是真的被他救了一命。而她太累了,她想要稳定。”
“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那时候被留在伏尔加河畔的老家,跟我外婆外公一起住了6年多。”
她语气忽然低了下去,像一记落在空房间里的小石子,“6年,一个电话也没有。她忙嘛,搞事业、维持身材、出入高级场合, 谈的都是巨额大单——别人都羡慕她,我也羡慕她。”
“何先生把她推荐进大企业,还助其进了本地俄罗斯商会。我7岁被接到港城时,已经完全不认识她了。”
“她是我妈,但她的语气像我老板。我和弟弟妹妹其实都是保姆带大的。她安排了三个家教轮着来教我,像个项目经理一样查进度,冷冰冰。”
“何先生——也就是我继父——对我倒是有礼貌。但也只是‘礼貌’。你知道吗,那个家不属于我。我只是客人。我没有家。”
她说到这里,像突然厌倦了这个回忆,把烟在玻璃杯盖上熄掉。“你知道吗,安安,我读书其实特别好,数学、语言、历史、政治——科科满分。但我没有朋友,我也不想要朋友。”
“我叛逆期比你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狠。初中开始喝酒抽烟,高中抽大麻、纹身、打架、自残。其实我很聪明,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停不下来。”她转过脸看着安安,神情淡淡的,“我不是在找死,我是在找存在感。”
“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是你成绩那么好、打扮也漂亮,别人还是不爱你。”
“我永远是那个‘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人。”
安安的眼睛有点红,低下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交不到朋友吗?”
她侧头盯着天花板,点了点手机屏幕让时间亮起来,又熄掉,嘴角挂着一抹没什么温度的笑。
“不是因为我不够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不够漂亮。是因为我脑子有病。”
她轻轻笑了一声,笑得一点都不甜。
“我他妈从小就怪。小时候在俄罗斯老家,别的女孩玩娃娃,我一个人拿刀在削树枝当武器。‘Yelena,你不能这样对人说话’——他们总这么说,номнепохуй,知道吗?我完全不在乎。”
她回头看安安,“我小学第一场打架,是因为有个男的笑我说我是没人要的私生女。我直接一拳砸他鼻子上。血流了一桌,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被骂两个小时,我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觉得那小子活该。”
她慢慢坐起身,摸了摸自己的右手食指关节,“这骨头现在都还不太对称,当时骨裂。”
“我那时候情绪控制不了。安安,你懂吗?别人说一句我不爱听的,我他妈直接撕作业本往他们脸上砸。”
她顿了顿,吐了个极短的俄语脏字:“сука。(脏话,俄罗斯国骂。)”
“我进了港城的家之后,以为一切都可以变了。”她语气突然平静下来,“你看,繁华都市、好学校、保姆给我做早饭、衣柜里一排Chanel、裙子整整齐齐、课业节奏都有人安排好。‘Yelena,只要你规矩点,就什么都有了’——妈的,像不像给狗发口令?”
“可我他妈不是狗。”她轻轻笑了一声,“我试过变乖,试过闭嘴,试过讨好……但关心我的是谁?保姆?继父?我妈?她们只要我成绩好,体面,少惹事,最好别出声。”
“我十五岁生日那天,没人给我买蛋糕。我自己偷了保姆的钱,打车去了中环,在便利店买了支打火机,和一盒蓝色万宝路。我坐在码头的台阶上,一个人抽烟,看维港。”
“生日快乐,Yelena。你活得真他妈像个笑话。”
她突然转过头,盯着安安的眼睛:
“我不是不想交朋友。我是没人撑得住我的疯。”
“你知道我有多敏感吗?我能记住别人看我的眼神角度。我能听出别人微信语音里那一瞬间的不耐烦。我能闻出来一个人背后讲过我坏话的气味。”
“我也他妈太聪明了。聪明到装傻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真傻。”
她抓了抓自己的头发,突然用中文骂了一句:“我操,老天也太喜欢开我玩笑了吧?”
“你说我像不像那种名牌高中里的幽灵?每天准时到教室,考试第一,永远穿着得体,成绩优异,但没有人真心喜欢我。因为我一靠近,他们就觉得寒气逼人。”
“我他妈也觉得自己像个幽灵。”
安安靠近了一点,像想握住她的手。Yelena却摇了摇头,自顾自往后靠进柔软的枕头堆里。
“人家说什么叫hard to get friends?不是因为你不主动,而是你连自己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别人真心。”
“我是那种,别人靠近我,我就想掐死自己的人。”
她慢慢闭上眼睛,声音低了下来:“我怕他们看到我心里那团黑的地方。”
房间里陷入沉寂,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车辆噪音从高楼下回荡上来。她忽地又睁开眼,看向天花板:
“但我跟你讲,我不会认输。”
“这些年我都这么熬过来了。什么都不是事儿。I’m still **ing alive.”
安安听着Yelena讲,Yelena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sexually free。她无所顾忌,青春期在港城去面试模特因为当模特很酷。结果差点误入恋童癖派对。
“我通过我继父何生认识的Kevin。Kevin其实是我的正经初恋,而不是随便的炮友或者性派对的过客。”
她十五岁时,像一株初春罕见的珍珠白蔷薇,带着北方的寒气与静谧,盛放在南方的艳阳里。那一年,她眼神里还有冰雪未化的冷意,金发如珍珠般,肌肤细腻如雪,眉眼深邃傲慢得像从十九世纪沙皇的皇宫装裱的画像上走出的贵族少女。
她的美太过耀眼。耀眼到几乎成了她的牢笼。
学校里男孩看她的眼神,从来不是同龄人的懵懂欣赏,而是成年人的侵略想象。他们用黄色的玩笑刺探她的边界,把“国际生”当作洋娃娃或艳遇代号。连家长会上,都有男人借问路的由头多看她几眼;地铁上,她习惯了紧贴车门自保,习惯了用冷漠回击别人肆无忌惮的凝视。
她聪明,成绩极好,老师说她是“gifted”,历史、语文、哲学都能信手拈来,演讲比赛一张口便是条理清晰的三段论,论文常被当作范文。可没人真的在乎她的头脑。大多数人,只看得见她的胸线、锁骨、裙摆,和她领口下的胸。
她被物化性化得太早了。她知道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比课本复杂百倍。她恨那些丑陋的男人,脑子里只有她的双腿之间。
她学会了冷笑、学会了反讽、学会了一个人走夜路时藏着小刀。她把自我包裹进一层又一层的壳里,刺猬般活着,生怕一不小心就被人驯服,成为那个“听话的漂亮女孩”。
但在那些混乱的岁月里,Kevin的出现像是一道不刺眼的晨光。
他和她一样来自“看起来完美”的家世,却有着出奇温和的眼睛。他听她讲那些没有人愿意听的事——比如家乡冬天的火车站,比如她对伏尔加河流域地貌的痴迷,比如她十四岁那年在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美术馆看哭了的列宾画的《伊凡雷帝杀子图》。
他不打断她,不评判她,不试图征服她。他只是坐着,听,偶尔递给她一杯加了柠檬的热水。
他是唯一一个,在她说“我有时候真的很想死”的时候,没有劝她“别想太多”,而是皱起眉认真地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她被这句“开始”击中——不是“为什么”,不是“你太敏感了”,而是“什么时候”,仿佛他真心想理解,而不是定义她。
从那一刻起,Yelena第一次感受到,“被倾听”不是一种奢望。
Kevin不是那个将她捧上神坛再弃之如敝履的男人。他不是将她当成“资源”的人,不是那些看她一眼就想着怎么得到她身体的老男人或滑头富少。他是她混乱青春中的锚,是她第一次觉得——也许我值得被善待。
她开始憧憬一个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不是金丝笼,不是浮华背后的孤岛,而是那个Kevin所象征的:宁静、有节制、不伤人的关系。
她始终憎恨这个世界大多数的男人——因为他们肆意夺走她的边界,把她看成一块“甜美可口的肉”,从未承认她也有灵魂、有伤、有爱与恨。
可她不恨Kevin。
她在所有冷漠、利用、轻浮、欺骗的经验里,记住了Kevin那年冬天替她挡住风的背影。记住了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一直在。”
那个“可以一直在”,不是承诺,不是所有权,而是一种她从未拥有过的“选择权”。
她想——如果真的可以重新开始,这个男孩,就是她唯一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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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elena将故事讲完后的沉默里,安安忽然意识到,那些她以为“遥远的混乱”、“异域的疯狂”、“别人家的不幸”——其实从不遥远。
Volya的命运,不是一个女人的偶然,而是一整代女人在苏联解体前后,被历史洪流吞没却无人问津的缩影。
她太优秀了:伏尔加河畔长大的德国混血女孩,精通数门语言,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本应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模范——却被“沉默”裹挟,被“交易”定义。她生育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保全面子”;她沉默不是出于懦弱,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告诉她:“装聋作哑是成熟”,“上位就要付出代价”,“漂亮是资本,就该被使用”。
她所面对的,不是个别男人的轻薄,而是制度化的性别不公,是体制的男性主导在掠夺、消费女性身体之后,连最基本的照顾与承认都不愿施舍。
而Yelena,那个继承了Volya一切聪慧与美貌的女儿,只不过换了一套更高级的战场。
她以为来到港城就能逃出宿命,没想到在富贵背后,是另一种更隐形的规训:体面的继父,冷漠的家庭,名利场上被凝视的身体,精致疏离的家庭结构……她拥有一切,却一无所有。
她的自由,从来不是自由,而是资本语境下的“包装过的商品属性”。她的“性自由”,在很多人看来是放荡,是堕落——但那其实是她仅存的一点主动权,是反抗工具,是自我重建的哀歌。
她从不需要“原谅”,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容纳她受伤、不完美、充满尖刺的存在的社会。
而那个社会,迟迟没有来。
从历史上来看,男性长期以来被赋予了几乎绝对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中深深扎根。通过这种力量,男性得以控制社会资源、主导文化话语,并在无形中定义女性的存在。
Yelena的整个成长过程,正是这一现实的缩影。在她的世界中,母亲Volya因应对体制压迫而选择了隐忍,她自己则在父权结构中不断地寻求对爱的定义与认同,却始终无法摆脱男性权力的笼罩。尽管她有着过人的智慧与能力,却始终未能摆脱“女性”这一身份所带来的社会标签——她的才华和魅力常常被用来服务于男性的需求与**,而非自我实现。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女性的一生,往往注定要在“沉默”与“依赖”之间徘徊。
很多女人的一生中,她们总是在寻找一个能为她们“赋能”的男性,而非在独立自主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这种依赖并非单纯的情感寄托,而是一种无形的制度性压迫。
不管在任何阶层,对于女性本身的物化与支配,通过社会制度和情感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职场中对女性的压制,而是渗透到文化、情感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Yelena的母亲Volya一生的奋斗,终究未能摆脱这种性别化的枷锁。而Yelena自己,则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她始终无法脱离男性的保护与支配,总是在寻找一个能够满足她情感需求的男人。
愿女孩们意识到情感本身是权力操纵的展示。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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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痴男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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