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年7月7日12:30P.M.

雷沃坦桑尼亚区乞力马扎罗山马切姆线

提包拉上，松的身后有轰然倒地的响声，他用手扑开飞扬的尘屑，拍拍新成的树墩，坐在了它平整的断面上。

松曾听说，他爷爷年轻时在西伯利亚的某个林场做过工人，想必是一把好手，不然他的孙子松怎能做到无论是砍树还是砍人都一般轻松。

除去干活的时间，松也能握会儿笔，坐出户外或窗口，握会儿削得尖尖的笔，弄出一两张潦草的素描画来。

可这种时刻对于一个阿万斯的执行官来说总归不太多。奥古斯特还喘着气的时候，松的闲日子尚可掰着指头盼。直到奥古斯特入了塞勒斯的肚，闲日子就到头了，松便开始忙着施展腿脚满国跑。

塞勒斯的心眼比麦芒还小，比棉絮还密，这是松私底下对他的评价。为解决塞勒斯的种种心头患，松和梅疲于奔波，通常是上秒目标刚失去生命体征，一条讯息发来，下秒就搭上了去往下一工作地点的交通工具。

三十六年，松都被困在阿万斯。亚洲的幅员辽阔固然无法使他踏足每一寸国境内的领土，但在它版图上星星点点的轨迹，都是出差的象征，他享受不了它的土地，他在遭受着它的庞然，忍受着它的冗杂。那些他曾到过的地方留下的血污斑点，织成了一张不死不破的纱网。

他羡慕竹能出国，只安排做外派的任务，就算他也只是为塞勒斯打下手，但每一次跨境都代表着缥缈的远走高飞、就此销声匿迹的新的未来，变得清晰可触。

总让这机遇白白流走的竹，这次竟说出了那样决绝的话。

“杀了他就好了。”

松小声重复着，却没法重复他那轻松的语气，反倒恨恨然。

他一边把画架支好，一边把铅笔削好，在白纸上开始粗糙地排线。

为这趟无聊的差事带上纸笔是松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比起逃脱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写生的机会要抓得更牢些。

热带植物冒着汗雾，湿热的空气嗅来总有一股朦胧的雨前气味，笔的沙沙声也如雨点落地，随之而来，灌入干燥的耳道，听起来，很像2090年的一场雨。

那一场适逢其时的雨，松把它看做是上天要给洗礼，是他改头换面的预兆，是为他重拾姓名、重拾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索科洛夫斯基「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соколовский」所铺的红毯。

两只脚都踏入医院的门檐下时，雨哗哗地就落了，刚好的，松没湿半点。他因此心情愉悦，锃亮的黑皮鞋踩出回声——就算湿了也看不出来，他一身吊唁似的深色。

凌晨的医院静悄悄、黑漆漆，走廊尽头的微许光亮是电梯的按键。

值班的护士只在松进电梯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

来到固定的楼层，来到固定的单人病房。在扫描腺体开门时，松听到一声针似的锐响，扎在他的神经上。

门开了，不是因为扫描成功。

副总统塞勒斯·弗德里曼站在门口。

“索科洛夫斯基总统他……”

赛勒斯垂下眼帘。

松的视线越过他的头顶，那条绿线映过门缝，平直，没有起伏。

没来得及多看，塞勒斯就抓住了他的双手。

“我或许要当临时总统了。”

棕黑色皮肤的塞勒斯在黑暗中就像潜行的魔鬼，白亮的眼睛摄住松钻出的冲动。

“你继续给我当执行官吧。”

如雨灌耳。

他说着拍拍松的右手，拍落了那支装着消音器的手枪，那支腻了一层汗的手枪，那支扣得死死的手枪。

那颗昂得高高的头颅。

扑通地被拍落下来。

雨也停了。

松顿了顿笔，素描纸上已经勾勒出了伐倒的树木。犒劳地挑开酒瓶盖，松小口地喝，又贪婪地伸舌头去舔，滴点不剩。

他忽地瞟到了置于画架上画旁的手机，显示出三号的队伍里，多了一个人。

蚊虫的嗡嗡作响打断不了他收起画架的行动，那张画，用树的尸体描绘树的死亡的画，他丢在了树墩上，惨白地盖出不规则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