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的晨间会议上，该来的还是来了。

距离第一次走进这间明亮的会议室已经三年了，羊毛地毯上的花纹依然整洁分明，四围墙边摆放着细长的花几，白玫瑰永远绽放，墙上的画框里是自联合社区制度以来几位全球主席的半身像，高清照片中的女人们坚定地审视着整个会议室。这个空间总是给我一种特别的永恒感，仿佛宇宙破碎也干扰不到这里的秩序。

不过今天，姞卿对圆桌上各位委员的席位做了一些微调，对主席办公室的人员、保卫做了一系列新布置。她在中央位置，我坐在她右手边第五个，我听着她逐项宣布新的任命，刻意保持黑色转椅下想不断变换坐姿的双腿一动不动。

“姬野女士将在我的新任期内负责文化处。”

一阵短暂的礼貌性掌声。

听起来跟献给胜利者的掌声迥然不同。我在掌声中向主席微笑致意，努力表现得像在选举活动中面对市民一样赤诚、友好。

文化处虽然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个附属席位，好像这个政府机构里的吉祥物一样，负责招手致意就好。文化管制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彻底取消了，文化处的工作——最多做点文化交流的事情吧，快退休或者毫无野心的委员们倒是非常钟爱这个位置。

姞卿比我还要小两岁。其实在进入社政厅之前我就领教过她的地位。

当时我24岁，在一家视频媒体的短片栏目做事，当时姞卿已经是慈善组织“健康植物”的创办人。有一天主编交给我一段关于姞卿和她的“健康植物”的视频段落，要求临时插进当天放送的环节中。我过了一遍视频，非常乏味的正面宣传，于是想也没想就把这段放在了节目的最后（和滚动字幕一齐出现）。后果是，姞卿的母亲打电话给主编进行了一番警告和谈话。我才知道整个北区的社区主席是姞卿的母亲。从此我不再负责当日放送的内容，后来我也就主动离开了媒体公司。我深刻记得当时的一个画面，主编把我质问到哑口无言后离开工作室，同事都走光了，只有机器发出热乎乎的温度，我让播放器中的视频停在采访创办人的画面，盯着画面中那张22岁年轻有为的脸一直看。直到打扫卫生的大叔进来，我才收拾离开，推开工作室外的玻璃门，一阵彻骨的寒风袭来，吹干了泪眼。

十年过去了，我想，政治遗产的继承是不需要收税的，一切都只在空气中发生，你会输得无知无觉。转椅纷纷向后推出，一阵轻微的交头接耳声，我走出圆桌会议室。

文化处的门厅处光线似乎非常不足，我走了一圈，办公室门上连牌子都没有，我退出来问埋头在显示屏后面的办事员，根据他的指点才拐进了走廊尽头的房间。屋子已经收拾好，跟在后面的人把我的东西放在办公桌上。桌面上还可以瞥见水杯留下的一个个圆形印子。

我坐下来，感受新的椅子的舒适度，呼吸这个房间的空气。自然没有舒适到哪去。其他人走开了。

把手上能拿到的东西摔出去或者延迟到下班后去灌点酒……我决定两者都要干。

办事员探出头来，看了看倒在地面散了架的资料架，面色如常：“委员，那边办公室还有几箱材料，如何处理？”

都是选举会的材料。选举结束后我尽量避免想到那些箱子。

我看了看柜子，“搬进来扔下面的格子吧。”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