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郊分司的旧册没有放在旧档室。陈小满与赵阿宁回城后，先去了巡按司。赵阿宁借着路引上的经办姓名，找到一份景和元年秋后的册籍收发簿。簿子薄，封皮却换过两次，原来的年号被新纸遮去一半，只剩“景和元”四字。

“许成是东郊分司的书吏？”陈小满问。

“现在是。景和元年是否在任，还要看旧名册。”

赵阿宁把收发簿放到案上，先看封线。与契书司不同，巡按司的旧簿封口没有朱印，只有一枚木牌压过的方形凹痕。陈小满没有伸手拆封，等她取来借档牌，才按规矩在登记页写下姓名。

簿中前半记的是收文，后半记的是发文。景和元年八月到十月，东郊分司向京中送来三批旧契底册，收文栏分别写“林氏田契”“西柳村户册”“东郊税册”。发文栏却只有两项，一项为“补契簿”，一项为“清册副本”。

陈小满把三批收文抄在同一张薄笺上，旁边标出页码。

“三批都没有批次编号。”赵阿宁说。

“簿上没有，不等于原册没有。”

“你要找原册边角？”

“要找出入库时的封签。”

赵阿宁翻到发文部分，手指停在“补契簿”三个字上。“这项发往哪里？”

“只写京中。”

“京中哪一司？”

“没有。”

陈小满将这一处圈出来。没有去处，没有经手人，只有一枚褪色的朱印。她用铜镜比对印面，印文残缺，右下角有一道浅凹。

这道凹痕与婚契上的私印不同，也与税册上的经办印不能直接相认。

“你又在比印。”赵阿宁说。

“因为印是现成的东西。”

“现成的东西也会被换。”

“所以才要比三处。”

她把印面拆成笔画记录：右下角凹痕、左边一横、印泥缺口。记录完，她在旁边写上“仅为形状比对，未确认同印”。

收发簿后面夹着一张裁剩的窄纸，纸色比簿页深，边缘有桑皮纸的毛。纸上只留一个“天”字，右下角的墨线被裁掉大半。

陈小满没有立即拿起。

“这是夹在簿后的。”赵阿宁说，“可以登记。”

陈小满先看夹口。纸条被旧浆糊粘在装订线旁，若强行取出会撕裂簿页。她让赵阿宁取来薄刀，从纸条与封皮之间慢慢分开。纸条脱落时，背面留下半层纤维，仍没有完整编号。

“只能证明收发簿曾夹过一张带‘天’字的纸。”陈小满说。

“但它与‘天十四’至少有相同字头。”

“是。可以列为补强线索，不能列为同批证明。”

赵阿宁点头，在登记簿上写下“裁余纸条一张，原位夹存，取下后另封”。她写到“另封”时停了一下，抬头问：“封在谁名下？”

“你的借档牌。”

“你不持有？”

“原件从巡按司簿中取下，先由巡按司保管。”

赵阿宁将纸条封进小袋，没有把它递给陈小满。

她们又查了两页，发现“林氏田契”收文之后隔了六日，东郊分司发出一册“补契簿”。两项之间没有说明为何补，也没有注明哪一户。陈小满把日期抄下，忽然发现发文栏的“补”字与景和二十年婚契清点表上的“补”字写法相近。

“只是相近。”赵阿宁提醒。

“我知道。”

“你刚才说要比三处。”

“现在只有两处。”

她没有再看那两个“补”字，转而翻查经手名册。经手栏原本应附在收发簿之后，却只剩两枚断掉的线孔。赵阿宁用灯照了照，线孔边没有新撕痕，像是多年前拆册时一并取走。

“缺的是名册。”她说。

“不是今日才缺。”

“你很确定？”

“纸边的灰和收发簿一样旧。”

“灰也会被重新撒上。”

陈小满抬头看她。

赵阿宁没有笑，只把灯盏推远些。“我只是提醒，别把旧当成真。”

陈小满把这句话记下来。她没有因为赵阿宁的提醒不快，反而在缺册旁补了“存续时间待核”。

她又将收发簿与第004章抄下的田契页码相对。林氏田契在收文簿上只有“东郊”二字，田契底册却写着“西柳村”；吴大贵补录页在收发簿上没有姓名，税册却已经出现了完整户名。三种册子各自留下了一半，必须放在同一张桌上才能看出缺口。

赵阿宁取来空白的纸，按“地方送入”“京中收存”“户籍补录”分成三栏。

“你要把所有东西串起来？”

“先把它们放在各自的位置。”陈小满说，“串起来是最后一步。”

她把林氏田契写在第一栏，吴大贵户籍写在第三栏，中间的收存位置留空。许秋娘账册不属于任何一栏，只能在旁边另列“民间记录”。

“如果收存位置没有名字？”赵阿宁问。

“就写没有名字。”

“这会让表看起来很难看。”

“事实本来就可能难看。”

赵阿宁没有反驳。她将纸张按住，任陈小满把空格留在正中。

收发簿的最后一页还有一段旧批语，墨色已经淡得只剩半行：“补录须凭原契……”后面的字被装订线遮住。陈小满没有用力扯开，只从纸背观察针脚，确认这不是后来贴上的新纸。

“至少能看出补录曾要求原契。”她说。

“不能看出原契后来到了没有。”

“对。”

她把残句登记为“制度要求线索”，不列入具体人物责任。

赵阿宁把三栏纸重新摞好，问：“若补契簿里也有同样的‘天’字，下一步怎么办？”

“先核它出现在哪一页。”

“若只在封签上？”

“那只能说明封签用过这个编号。”

“若在多页？”

“才有可能说明批次。”

陈小满将这些可能分别写在纸背，写完又划去“说明”二字，改成“支持判断”。

赵阿宁看着那道划痕。“你连措辞也要核。”

“措辞会把线索变成事实。”

她们把残缺纸条、收发簿抄件和旧契页码分装三袋，袋外只写编号，不写案由。赵阿宁封好原件袋，陈小满则把摹本与自己的重验条相连。两人没有把所有纸叠在一起，避免日后无法分清谁看过哪一份。

天黑前，她们把收发簿重新封好。赵阿宁将借档牌收回腰间，问：“现在能说婚契与东郊旧册来自同一批吗？”

陈小满没有立即回答。她把收发簿的收文日期重新排列：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初三，九月初九。三次送册之间相隔不一，送来的册名却都围绕东郊。若是普通的地方汇送，应该有一份总清单；若是临时补送，便应当在发文栏注明缘由。这里两样都没有。

她翻到收发簿最末，那里还有一小段被刀裁掉的边。裁口斜着，切过一个“东”字的半边。残字下面留着两枚针孔，像原先还缝过另一张附表。

“这页原来有附表。”她说。

“看得出是什么吗？”

“看不出。只能看出被拆过。”

赵阿宁取来一张白纸，垫在裁口后面，让缺损的字显得清楚些。陈小满没有借光猜字，只把残字位置画进示意图。她发现裁口与经手名册的线孔在同一页，便又加了一句“附表与经手名册可能同页，但未证”。

“你会不会把自己写得太慢？”赵阿宁问。

“慢一点，之后少问一句。”

赵阿宁把白纸抽走。“可有些人不会给你之后。”

“那就记下他不给。”

陈小满把三列日期、“补”字的字形、收发簿缺口和裁口重新放在一起。

“不能。”

“能说什么？”

陈小满看着薄笺上的三列日期：“能说当前婚契的纸，和二十年前东郊分司送入京中的旧契，存在纸料与编号上的交叉线索。还需要原始旧契和第二份独立记录。”

赵阿宁点头。“那便写成这样。”

陈小满落笔，写完又在末尾添了一句：

“暂不定性，不指向个人。”

赵阿宁看见那行字，问：“这是给司正看的？”

“也是给我自己看的。”

她们走出巡按司时，街上的灯已经点起来。陈小满把自己的薄笺折成三折，收进内袋。那张当代婚契原本只是契书司的一项重验，如今已有三册旧档、一张裁余纸条和两个互不相同的名字与它相连。

线还没有拽紧。

但已经找到了第一处结。

回到契书司后，陈小满又补写一份目录，将原契、经手名册和补契簿分别列出。残缺纸条只记在旁注，不进入目录正文，免得一张残纸被误当成整份文书。

她把目录交给周录，请他在下次调档前核对三项文书是否仍在原处。周录问为何不直接写入案卷，陈小满只说：“目录是寻找，案卷才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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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第七章 一批旧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