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踏入安华国政界的那一刻起，赫连宁霜便深知自己脚下的土地正被双重枷锁牢牢困住——既困于生产力的极度匮乏，又困于思想的蒙昧停滞。

在他的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极其沉重的命题：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究竟该以何种姿态挣脱命运的泥沼？

从在永绪国留学的经历当中,从对发展情况的反思当中,他渐渐清楚了自己缺少了什么，以及自己究竟需要什么。

最终，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辗转反侧后，赫连宁霜的心中终于浮出一条清晰的路径——以科技为斧，劈开蒙昧的荆棘；以工业为基，撑起国家的脊梁。

他深知，引进先进技术绝非简单的器物搬运，而是要让那些轰鸣的机器、精密的图纸，在安华国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帮助这里的人民群众彻底脱离贫困与落后。

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在绝境中的突围。

作为蒋永和最信任的下属和女婿,赫连宁霜在众多神职人员当中也显然已经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

这份尊荣，对于他来说，从来不是用来向外人炫耀的资本，而是撬动社会变革的支点所在

于是，他在日复一日的礼拜活动之中,开始在传递神言的过程之中,夹带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与见解，开始向安华国的人民推行一些科学进步的思想，却唯独不会否认神的存在。

他讲述远方国度的纺织机如何让布匹如流水般涌现出来，却说那是“神对勤劳者的恩赐”；他解释蒸汽如何驱动巨轮远航，却说那是“神藏在水汽中的启示”。

在这般迂回的智慧里，藏着他对变革的深刻思辨：

真正的进步从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在旧有的框架中寻找新生的可能。

在赫连宁霜日渐稳固的权威之下，那些困于生计的百姓们早已将他的言语奉若圭臬。

更令人唏嘘的是王宫里的景象：那些养尊处优的大臣们，对着赫连宁霜转述的“神谕”点头哈腰，将工厂图纸当作“神赐的造物蓝图”供奉起来；学堂的总管与教监们，捧着赫连宁霜编订的“神启课本”，把杠杆原理称作“神定的平衡之道”，将化学方程式解作“神创造万物的奥秘”。

在这个神权早已压倒王权的国度，最荒诞的逻辑反而成了最坚固的基石——只要盖上“神谕”的印戳，再离经叛道的变革，也能被合理合法的解读为“神对子民的新启示”。

于是，在这种奇特的默契中，安华国的工业化悄然启幕。

他们从永绪、陵山、扶月、落英等国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开始在首都长宁城建设了这个国家的第一座工厂。

并且，赫连宁霜也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他领导全体教育工作者吸取永绪国的教育经验,将传统的旧式学堂改造成新式的学校,并且引进大量的外国教辅资料和古今名著,用于充实这群“祖国未来”的见闻和思想,让他们能够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那之后,一切似乎都在以一种极益缓慢的趋势向一种积极的方向发展,人们接受了科学的思想,却根本不干扰他们信仰神祇,这一点也让赫连宁霜更加坚信自己当初假借神言的作法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

随着一座座工厂的建成,闪烁着冷冽金属光泽的齿轮与轴承日夜不停地转动着,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

煤炭驱动的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红砖砌成的烟囱一刻不停歇地喷涌出滚滚的浓烟,将原本蓝宝石般的天空熏染成独属于工业时代的灰黑色。

大块大块的矿石从爆炸之中运出深山,在高炉当中熔化成钢铁的琼浆,凝固成坚不可摧的冷冽寒锋。

安华国的一切，都如宁霜所愿而顺利进展着。

1929年,蒋永和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九岁。

他的一生，一半在对神权的巩固中度过，一半在对变革的犹疑里徘徊。

临终前，他紧握住赫连宁霜的手，目光里既有对权力交接的嘱托，也藏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隐忧。

“宁霜啊，安华国的未来，全都在你的身上了。”

赫连宁霜作为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成为了继任的首席祭司、安华国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者。

此时的安华国，虽然已经没有几年前那么落后和贫穷,但发展仍旧不太尽如人意——安华国如今引以为傲的纺织机，竟是永绪国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淘汰的型号；工人们日夜操作的车床，精度连人家的三成都不及。

这种差距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横亘在“进步”的幻觉与“落后”的现实之间——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自信满满的走了一小段路，抬头却发现旁人早已策马扬鞭奔腾千里。

更令人心头发沉的是与陵山国的对比。

虽然陵山国的工业发展也一般,但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至少不会像他们这样为温饱发愁。温和的气候让稻麦一年两熟，山脉里裸露的铁矿与铜矿随便开挖便能换来外商的白银；港口里终年停泊的商船，将茶叶、丝绸与矿产源源不断地送往世界各地，就连市集上传来的阵阵喧嚣声都充满了豪横的底气和抑制不住的优越感。

而自己和他们相比，简直可以说什么都不是。

北方的干旱让万亩田地化作一片颗粒无收的荒原，南方的煤矿虽有储量，却因开采技术落后而只能任其沉睡地下，好不容易攒下的外汇，大半要用来购买永绪国淘汰的机器。

这样巨大的落差，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打在所有“革新者”的脸上——

所谓的“进步”，不过是从“赤贫”爬到了“温饱边缘”，离真正的强大还差着漫漫长路。

赫连宁霜忽然明白，变革最残酷的真相，从来不是起点的落后，而是当你拼尽全力向前挪动时，才发现与先行者的距离非但没有缩短，反而在时代的加速度中越拉越远。

他知道，蒋永和留下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一份未竟的困局：神权的外壳已能勉强容纳工业的萌芽，可土壤里的贫瘠、技术的断层、思想的桎梏，仍像无形的锁链，捆着这个国家发展与前进的脚步。

在独揽大权之后,赫连宁霜总思量着做出一些更为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仍是不愿否认所谓神学,虽然他实际上并不信奉神祇,但至少,他的权威,他的名望,他的地位,都是因“神”而成。

所以,他不愿打破这个谎言,他害怕失去人民的支持与崇拜,害怕自己未尽的事业半途而废。

权力交接的尘埃尚未落定，赫连宁霜便敏锐地察觉到王宫深处投来的审视目光。

那位深居内廷的安华国君，从前在蒋永和的威严下始终保持着沉默的体面，如今却借着他"年轻继位"的由头，渐渐显露出不容小觑的锋芒。

他总是在朝堂上言出不逊，多次质疑着赫连宁霜颁布的政令，将它们贬低为上不了台面的儿戏，甚至还考虑过撤回或削减他的权力,这一系列行为，让赫连宁霜对他产生了十足的戒备之心。

他太清楚这个国度权力结构的脆弱——神权与王权的平衡本就如走钢丝，蒋永和在世时凭借数十年威望尚能压制矛盾，而他这个显然过于年轻的继任者，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国君的轻慢从不是简单的年龄偏见，而是对神权凌驾王权的本能抗拒，是旧有秩序对新兴力量的反噬。

于是，他打算继续利用自己的神权再次动起民众的情绪,从而将这位碍事的君王彻底给“扫地出门”。

“安华人民的未来，绝对不能葬送在这个因循守旧的顽固派身上。”

在此之前，赫连宁霜的每一步政治擘画都像淬过火的钢剑，锋芒直指积弊——推动工厂建立时，他眼中倒映着流民渴望温饱的眼神；改造学堂时，他心中装满了孩童对知识的向往；引进技术时，他日夜盘算的是如何让安华国彻底摆脱“低等民族”的刻板印象，在国际社会上真正站起来。

那时，他的主张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念，仿佛一块澄清透明的水晶，折射出的唯有“科技救国”的纯粹光芒，连那群一向看他不怎么顺眼的守旧派也挑不出半点“以权谋私”的瑕疵。

如今,赫连宁霜第一次产生了保护自己权力的念头,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之而不择手段。

他认为,能够领导安华人民冲出阴霾的只有、也只能有他自己,那些在神权与王权间摇摆的守旧者、那些沉迷享乐的王宫贵族、那些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的庸碌之辈，若取而代之，只会让工厂的烟囱重新归于死寂，让新学堂的窗户再次染上蒙昧的尘埃，让历史出现可怕的倒退。

所以,他的权力绝不能受到哪怕一点的损失！

这份执念像沉重的枷锁，将“公义”与“私欲”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十九岁的赫连宁霜站在权力的十字路口，眼神里褪去了初回国时的青涩，多了几分与年龄不符的冷峻。

他望着王宫的方向，心中已经做出了决断：那位碍事的国君必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如此希望对方退位，并不是因为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因为安华国君作为封建君主，代表着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旧秩序。

这念头里藏着令人不安的逻辑：为了“正确”的目标，可以动用“不正当”的手段；为了“多数人的福祉”，可以牺牲“少数人的权柄”。

恰逢此时，工厂区的空气里开始弥漫着细微的怨愤。

纺织女工们日复一日踩着踏板，却只见布匹堆积在仓库里换不来足够的口粮；煤矿工人在深井里挥汗如雨，家中妻儿却仍在挨饿受冻——工业发展的缓慢像钝刀割肉，磨掉了人们对“神谕指引”的耐心。

可在他们被信仰规训的认知里，“神的旨意”永远正确，那么苦难的根源自然要归咎于“执行不力者”。

于是，王宫里那位深居简出的国君，顺理成章成了众矢之的——人们私下议论，定是君王苛待工匠、截留红利，才让神赐予他们的“工业福祉”迟迟不能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