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封控终于放开了。

塔纳病毒经过几轮变异之后，致病力大幅减弱。症状像重感冒——发烧、嗓子疼、咳嗽、全身酸痛，大部分人扛一扛就过去了。

身边的人都感染了一遍。

我也感染了，低烧一天，嗓子哑了两天，然后就好了。

白砚也感染了。

但他一直没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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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我。

他发烧的第三天，我在实验室等他消息，等到晚上八点也没等到。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我给他值班助理打了电话，助理说他下午开会的时候脸色很差，提前散了会，回了公寓。

我去了他公寓。

门没锁。我推开门，客厅的灯没开，沙发上随意散放着白砚的外套，卧室的门半掩着，没有一点声音。

我看着屋里的凌乱，脑子里浮现出他发着烧昏昏沉沉进门，连门都忘记关的画面。

我拉开虚掩的门，里面开着灯，他没有睡，但也不算完全请醒，病毒的折磨我也经历过，人这个时候头疼的站不住，但也睡不着，十分痛苦。

他靠在床头，右腿搭在左腿上，手指无意识地揉着右小腿。

那个动作他做得很习惯，像是已经持续了很久。

“白砚。”

“嗯？你来了。”他听见我的声音才睁开眼睛。

我走过去，手贴上他的额头。

烫得像一块刚出炉的铁。

“你烧了三天了。”我说，“其他人早就好了，就你还烧着。这不正常。”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有点红，额头上全是汗。

“没事。”他说，“吃了退烧药。”

“退烧药压得住吗？”

他没回答。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明天去医院。”我说。

“不用。”

“白砚。”

“后天吧。”他说，“明天还有个会。”

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

他的眼睛因为发烧有些失焦，但那股固执的劲儿一点没少。

“好。”我说，“明天。如果你烧还不退，我直接叫救护车。”

他笑了一下，声音有些哑。”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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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拉着他去发热门诊。

做了抽血和肺部CT。

结果出来：轻微炎症反应。

“没什么大问题。”医生说，“可能是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反应还没完全平复。开点消炎药，回去休息，多喝水，观察几天。”

白砚拿了处方，消炎药，回家。

我跟着他回了公寓。他吃了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你腿疼吗？”我问。

他睁开一只眼。”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一直在揉右腿。”

他沉默了一下。

“旧伤。”他说，“偶尔疼。”

我没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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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炎药没用。

第四天，三十九度六。第五天，还在烧。

白砚开始说胡话了。不是完全的意识模糊，是那种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眼睛睁着，但焦点不在我身上，偶尔念叨着数字和项目名称。

我打了怀慈医疗内部的电话。

“帮我约骨科和感染科，今天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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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慈医疗总院，骨科联合感染科会诊。

白砚的右小腿肿得厉害，皮肤又红又烫，碰一下他就皱眉。

抽血结果很差，炎症指标高得离谱。CT片子上能看到骨髓腔里有积脓。

慢性骨髓炎急性发作。

医生看着片子，眉头皱得很紧。

“这个伤口是什么时候的？”他问。

白砚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医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站在诊室门口，表情很平静。医生问话的时候，他走进来，站在我旁边。

他看了一眼片子，又看了一眼医生，没有回答。

诊室里安静了两秒钟。

“右腿？”他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什么伤？”

他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白砚七年前的雪山事故，他没有参与，甚至可能不知道细节。

“七年前。”我开口，“雪山事故。右腿被石头划伤。当时处理过，表面愈合了。”

白砚的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那种很克制的、不想被别人察觉的动。

医生点了点头，表情没有放松。

“石块碎屑残留。”他说，“当时可能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碎屑在骨膜和骨髓腔里形成了坏死组织，细菌在里面安了家。”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科主任接过话，“MRSA。这种菌很顽固，常规抗生素很难彻底清除。它会在坏死组织里形成生物膜。平时免疫系统压得住，它就安安静静待着。一旦身体出了状况——比如这次高烧、免疫功能紊乱——它就趁虚而入。”

我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MRSA、生物膜、菌血症——这些词我都听得懂。慢性骨髓炎合并MRSA，保守治疗复发率极高，这个我在课本上学过。

但知道是一回事，发生在白砚身上是另一回事。

“细菌从骨髓腔进入血液。”骨科主任说，“菌血症。再往下发展就是败血症。保守治疗控制不住，细菌持续释放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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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骨科主任和感染科主任联合找白砚的父亲谈话。

我跟在后面。白砚的父亲没让我走，也没让我留，就那么默认了我的存在。

诊室的门关上了。

“白先生。”骨科主任说，“我跟您如实说。”

白砚的父亲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很直。他今年五十多岁，头发灰白，但精气神很足。听到“如实说”三个字的时候，他的眼皮动了一下，仅此而已。

“慢性骨髓炎急性发作，细菌已经进了血液。保守治疗效果很差，就算做清创手术把病灶清理掉，复发率也极高。而且每一次复发都会比上一次更严重。”

诊室里很安静。

“按照目前的检查结果，保守治疗大概率保不住腿。我们建议先做术前准备，然后观察四十八小时。如果四十八小时内炎症指标没有明显改善，后天敲定截肢手术。”

“截肢？”

白砚父亲的声音忽然变了。不是质问，也不是愤怒，是一种很克制的、压着什么东西的声音。

“右小腿。从胫骨中段以下。”

白砚的父亲沉默了。他的手指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然后他开口了，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他一个星期前还在开会，现在你们告诉我截肢。”

骨科主任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

“我是怀慈医疗的董事长。”白砚的父亲看着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我需要你们联系京城的骨科专家，今天就联系，马上会诊。协和、301，能请的都请过来。费用不是问题。”

诊室里的空气忽然紧了一下。

感染科主任看了骨科主任一眼。骨科主任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在斟酌该怎么说。

“董事长，”他开口，“我理解您的心情。但目前的病情进展不是医疗水平的问题，是病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MRSA生物膜导致的慢性骨髓炎，国内外都没有更好的保守方案。即便请京城的专家来，结论大概率是一致的——”

“那也得请。”白砚的父亲打断了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指节抖的厉害。

诊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白砚的父亲看着骨科主任的眼睛。骨科主任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让。

然后白砚的父亲松开了手指。

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咽了回去。他的脊背还是挺得很直，但肩膀微微松了一点——那种松不是放松，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失态之后，强行把自己拉回来的松。

“四十八小时。”他说，声音恢复了平稳，“还有四十八小时来观察？”

“对。截肢是大手术，术前需要调理身体、定位病灶范围，这些都需要时间。医学上天然需要这个观察窗。”

白砚的父亲点了点头，站起来。

“我知道了。”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我跟在后面，脚步有些发飘。

走廊里，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我。

他的眼睛很红。不是哭过的红，是那种强撑了太久、血管撑到极限的红。

“你看着他吧。”他说，声音有些哑，”我去处理一些事。”

然后他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

截肢。右小腿。从胫骨中段以下。

这些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圈都像刀子一样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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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白砚的病房里。

白砚躺在病床上，右小腿裹着厚厚的纱布，稍微抬高。输液架上挂着两袋高级抗生素，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走。

他大部分时间是清醒的，但精神很差。偶尔说几句话，声音很轻，像是每说一个字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检查结果怎么样？”他问。

“炎症有点高。”我说，“医生在调整用药方案。”

他没有追问。

他现在大概没有力气追问。

***

白天的情况没什么变化。抗生素继续挂着，护士来换了一次药，但白砚的右小腿越来越肿了。

又抽了一次血，结果和昨天差不多，没好转。

医生那边还在按原计划走，又约了一项检查。

白砚的父亲中间来了一趟。

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白砚刚好醒了。他眼皮半睁着，目光有些涣散，但神智在一点点回笼。

白砚的父亲走到床边坐下来。看着床上的儿子，没有绕任何弯子，声音平静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右腿可能保不住。后天如果指标不回落，胫骨中段以下截肢。”

白砚定定地看着他，眼神从涣散变得极具聚焦。

“什么原因？”他问。他的嗓子哑得厉害，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

“骨髓炎。之前外伤遗留下的。”

病房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白砚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能听见吊针滴落的声音。他最终只是将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麻木地落在了苍白的天花板上。

“知道了。”他说。

父亲点了点头，眼里那层坚硬的壳终于裂开了。他伸出手，拍了拍白砚的手背，动作很轻，却在上面停留了很久。他脸上的表情克制而隐忍，那只在商场上拿刀、在官场上拿笔的手，此时竟颤抖着舍不得拿开。

那是他作为父亲，仅剩的、无法言说的疼惜。

直到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

父亲低头看了一眼屏幕，眉头习惯性地紧皱。他收回手，声音在刹那间又恢复了那种不近人情的平稳，转头对我说：“你看着他。”

他站起身接起电话，一边大步往外走，一边对着听筒沉声命令。

门关上了。

病房里再度安静下来，只剩下仪器单调的嘀嘀声。

我走到床边，低头看着白砚。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目光失焦地盯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像是要在那片虚无里看穿自己的一生。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强撑着扯出一抹笑，”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不饿。”他说。他的声音轻得像是一缕随时会散开的烟，从极远、极深的地方飘出来。

“那你再睡一会儿。”

“你回去休息吧。”他说，眼睛始终没有看我。

“我不走。”

听到这三个字，他才终于长长地颤了一下睫毛，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曾几何时，那双永远带着笑意、永远盛满笃定的眼睛，此刻一片死寂，只有铺天盖地的疲惫。

“我没事。”他自欺欺人地开口。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拉过旁边的陪护椅，在床边坐了下来。

他也没有再驱赶我，像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闭上了眼睛。可随着眼睑的合上，他的眼皮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有一层水色在睫毛下若隐若现，他想哭。可骨子里的骄傲和教养，让他连哭都是无声的。他的喉结艰涩地上下滚落，呼吸在瞬间变得极其粗重、不均。

我太了解他了，他那么一个习惯了遮风挡雨、把我护在身后的人，只要一想到以后可能要坐轮椅、需要人扶，甚至变成我的负担……这种从顶端跌落的落差，恐怕比截肢的刀子更让他受折磨。

他不是怕疼，他是怕以后护不住我，怕自己变成一个累赘。

我没有抬头，也装作不知道他此刻的崩溃，希望替他守住最后的尊严。

我把头靠在床沿上，趴在他的手边，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脸颊边有些痒——是他那只原本僵硬的手指，极其轻微地、近乎依恋地动了动，蹭了蹭我的头发。

他知道我在。他在用这种近乎卑微的方式，确认他还没有彻底失去我。

***

晚上九点，他睡着了。呼吸平稳，心率正常，体温三十九度七。输液继续滴着，护士每隔两小时进来记录一次数据。

我坐在旁边的陪护椅上，盯着他的脸。

他的右小腿在纱布下面隐隐透出红肿的轮廓。七年前的旧伤。雪山事故。那时候他右腿被石头划开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他先给我做肩关节复位，然后指导向导给自己包扎。后来伤口表面愈合了，所有人都以为没事了。

但碎屑留在了里面。

细菌在骨头上安了家。

潜伏了七年。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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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