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韩佑一直在接受“适应性观察”。这是苏告诉她的术语，但她很快发现，所谓的观察与其说是对她身体状况的监测，不如说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一种对她认知框架的诊断。

收容区的建筑是圆形的，没有直角，也没有明显的楼层划分，地面缓慢地起伏，像被风化的岩石表面。人们——或者说“人”——在这些起伏之间行走、交谈、工作。所有人都穿着类似苏那样的灰色袍子，只在领口处有一小块颜色不同的标识，表明所属的部门。韩佑后来知道，灰色是全民共色，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穿，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服装的款式总共不超过五种，全都以“遮蔽、保暖、不妨碍行动”为唯一设计原则。

没有人化妆。没有人佩戴饰品。没有人染发——所有人的发色都在黑、棕、灰之间，长度一律不超过三厘米。没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脚上都是同样的灰色软底靴。

第一天，韩佑试着和苏聊天。她坐在那张云一样的床上，苏坐在对面的一个矮墩上——那也是圆形的，没有椅背。

“你们这里……男人和女人，怎么区分？”她问。

苏看着她，那面澄澈的镜子里映出韩佑自己的困惑。

“你用了两个词，”苏说，“我不确定它们对应什么样的分类。”

韩佑愣了一下。“男人——就是男性。女人——就是女性。就是……生物学上的性别。”

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生物学上的性别是存在的，就像身高、肤色、虹膜颜色一样。但它们不是社会分类。它们只是身体特征。”

“那你们怎么……我是说，两个人之间，如果……”韩佑发现自己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她活了三十年，从来没有在说话时需要刻意绕过“男女”这个概念。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以至于你只有在它突然消失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呼吸它。

“如果你指的是亲密关系，”苏说，语气里没有任何尴尬或促狭，“那是在个体之间发生的。个体的身体特征当然会在其中起到作用，但这不是一个公共层面的分类。你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虹膜是蓝色的就认为他应该穿某种衣服、从事某种工作、或者拥有某种性格特征——同样的道理，生歹直器官也不应该成为公共身份的一部分。”

韩佑张了张嘴。

她想到了一些事情。想到自己小时候被要求“坐有坐相，腿并拢”，而班上的男生可以叉着腿摊在椅子上。想到大学毕业找工作时，面试官笑着问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想到在街上走路时突然响起的口哨声，想到“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这个句式的无数种完成方式。想到每个月那几天偷偷摸摸地把卫生巾藏在袖子里带去厕所。想到第一次发育时弯腰驼背地走路，因为不想被人注意到胸口的起伏。

这些记忆像一条条看不见的线，她以为那是她生而为人自带的纹理，现在才发现，那些线是被人一根一根缝上去的。

“那代词呢？”她问，“你们怎么称呼一个人？‘他’还是‘她’？”

苏微微偏了一下头——又是那个不携带任何性别意味的动作。

“我们只有一个代词，”苏说，“对应旧语中的‘人’。你们的语言里有‘他’和‘她’的区分，这在我们看来是很奇怪的——就好像你们在说‘这是一棵他树’和‘这是一棵她树’一样。树没有性别，人也没有社会性别。我们只有一个词：‘伊’。”

韩佑在舌根默默咀嚼这个字。

伊。

它滑过口腔的时候没有任何阻力，“他”或“她”那样有一个爆破音的开头。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中性的元音，像呼吸一样自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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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