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成绩出来了。

不是老师宣布的，也不是学校发短信通知的。是贴出来的。

育才中学有一种很古老的传统——每到期末考试结束，教务处会用宋体四号字把全校六百六十个人的总分和排名打印在一张大红纸上，然后贴在教学楼一楼大厅的布告栏上。那张红纸大概有两米长、一米宽，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数字，像一面刻满碑文的墓碑。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光荣榜"，但学生私下叫它"红榜"，也有人叫它"判决书"。

我叫它判决书。

每次红榜贴出来的那天早上，一楼大厅都像菜市场。人群从六点半就开始聚集，先到的是那些成绩好的——年级前十名不需要挤，他们知道自己一定在上面，只是想确认一下具体是第几名。然后是中间那帮人，三百名左右的，既希望进步又不至于太绝望，这种心态最折磨人——你不是不想看，但又不敢看。最后到的是垫底的，他们通常不会自己去看，而是等别人看完之后顺口告诉他们："你第五百八十二名。"或者更惨一点："你倒数第三。"

我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我在二百名左右，不上不下，不好不坏，每次考试结束都带着一种"又活过来了但也仅仅只是活过来了"的心情去看红榜。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退步。退了二十名。

我站在红榜前面，目光从第一名往下扫——赵天翔，712分，年级第一，跟上次一模一样，稳得像钉在榜上。然后往下跳了几行，跳到我平时所在的那个区间——一百八十名到二百二十名之间。我的名字不在那里。

再往下。二百三十名。二百四十名。二百五十名。

程远，536分，年级第217名。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二百一十七。上次是一百九十七。退了整整二十名。

退二十名意味着什么？在育才中学的世界里，退二十名不算是大灾难——至少你还在"有可能上一本"的安全区里。但问题是，这二十名不是我一次性掉下去的。从高二上学期期末到现在，我已经从一百六十名掉到了二百一十七名。半年时间，退了将近六十名。照这个速度，期末考试退到三百名，高二期末退到四百名，高三模拟考退到五百名——然后高考的时候，我和林一白就可以肩并肩地站在同一个区间里了。

当然，我不会真的退到五百名。因为语文和英语这两科给我兜着底，就算数学考再烂，总分也不至于太难看。真正让我不安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那个趋势——一个稳定向下的趋势。

downhill. 稳定的、持续的、每学期都在下滑的 down hill.

我盯着那个数字，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红榜上的排名，大概就是全世界最诚实的镜子。它不照顾你的情绪，不看你的脸色，不管你昨晚有没有失眠、你最近心情好不好、你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情——它只看分数。分数高，你就排前面。分数低，你就排后面。简单粗暴，毫无商量。

我把目光从红榜上移开，往旁边挪了两步，打算挤出去。人太多了，一楼大厅里黑压压的全是脑袋，有人踮着脚，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在跟旁边的人比排名。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程远！程远！你在上面啊！"

这个声音从人群后面传过来，大嗓门，穿透力极强，一听就是林一白。

我回过头，看到他在人群最外围，一只手举得老高，冲我挥手，脸上的表情兴奋得像是他自己在红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但我知道他不可能在上面。林一白的成绩大概在五百名左右，每次红榜贴出来他都会从后面往前找，找到最后一个名字还没看到自己，然后得出结论："我肯定在最后一页。"育才中学的红榜只有一页。所以"最后一页"意味着"没有名字"——当然不可能没有，六百六十个人都有名字，只是排在最后面的那些名字挤在纸的最下端，字小到必须把鼻子贴到红纸上面才能看清。

林一白从来没有把鼻子贴到红纸上。他每次都是问别人。

我朝他走过去。他看到我过来，脸上的兴奋没有消退。

他说："第几名？"

我说："二百一十七。"

他说："退步了？"

我说："退了二十名。"

他说："哦。"

顿了一下。然后他说："那你还排在我前面啊——从后面数。"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他说："你想啊，六百六十个人，你第二百一十七，我第五百零几，你排在我前面近三百名。三百名啊！程远，你知道三百名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意味着什么？"

他说："意味着如果学校按排名从后往前淘汰的话，我已经被淘汰了你还活着。"

说完他自己嘿嘿笑了两声。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他能在任何一件不太好的事情里面找到那个不太坏的角度，然后站在那个角度上冲你笑。这种能力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智慧，甚至有点自欺欺人。但在某些时刻——比如现在，你刚发现自己的排名退了二十名的时刻——这种自欺欺人恰好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当然，我不会告诉他这些。说了他一定会说"你怎么什么事都能讲出一堆道理"。

我说："走吧。第一节是数学。"

他说："又是数学。"

我说："又是数学。"

他说："那走吧。反正数学这东西，听不听都一样。"

我说："那倒是。"

我们并肩走进教学楼，上了楼梯。楼梯间里全是人，有人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生怕迟到被班主任逮住；有人慢悠悠地走，手里还拿着一袋豆浆，咬着吸管。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油条味、洗衣粉味和冬天特有的干燥空气的味道。

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林一白忽然停下来。

他指了指楼梯拐角处的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有一个揉成团的纸，大概是从楼上某间教室的窗户扔下来的。纸团已经散开了一半，露出里面的字。

林一白说："那是什么？"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一张纸，折叠过又展开的，上面有手写的字。字迹很小，看不太清。

我说："不知道。大概是哪个学生扔的草稿纸。"

林一白走过去，弯腰捡了起来。

他说："不是草稿纸。这是诗。"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

果然是诗。写在一张普通的横格纸上，字迹工整但不是印刷体，能看出来是手写的。纸的边缘有折痕，说明被人折过不止一次。纸面上有一道浅浅的铅笔痕迹，像是有人拿铅笔在纸上描过什么又擦掉了。

诗只有四行：

雪落在屋顶上

屋顶不知道

就像你不知道

我在窗子里看了你一整个冬天

我说："这谁写的？"

林一白说："不知道。字写得还挺好看的。"

他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

我说："丢了的吧。你放下。"

他没放下，又看了一遍那四行诗。

他说："程远，你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暗恋。"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只有暗恋的人才会写这种东西。而且只有写完之后又后悔了、想扔掉的人才会把它揉成团从窗户扔出来。"

他说："你怎么什么都分析得头头是道的？"

我说："不是我分析得头头是道。是因为这种事太常见了。"

他没有再问。把纸重新折好，放进了校服口袋里。

我说："你留着干嘛？"

他说："万一有人找呢。"

我说："谁会找一张从垃圾桶旁边捡来的纸？"

他说："万一呢。"

我没有再反驳。林一白有时候做这种让人不太理解的事，但事后证明他是对的。比如他上学期捡了一只流浪猫藏在宿舍里养了一周，后来被宿管发现了，猫被送去了收容所。林一白为此难过了三天。我当时觉得他多此一举——猫又不是你的，你养它干什么？后来我想了想，觉得"多此一举"这个词不对。准确地说，林一白做的事是"没有理由但做了"——这种事在育才中学里很少见。在这里，每件事都应该有理由。你学习是为了考试，你考试是为了排名，你排名是为了上大学。每一步都有目的。没有目的的事是不被允许的。

但林一白不在乎。他捡一只猫、留一张纸、帮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他只需要觉得"应该"。

我们继续上楼，走进教室。

第一节课是数学。

数学课是我整个高中生涯里最漫长的四十五分钟。不是因为它无聊——无聊的东西你可以走神，走神之后时间过得反而快。数学课不一样。数学课是那种你明明在听、明明在看黑板、明明在抄笔记，但你脑子里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黑板上的公式你看得见，但你就是理解不了；老师的嘴在动，但你听到的声音跟他在讲的内容之间有一道裂缝。你拼命想跨过那道裂缝，但每次都差一点。

今天的数学课讲的是立体几何。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棱锥，用虚线和实线标注了哪些棱看得见、哪些棱看不见，然后开始推导一个关于二面角的公式。推导过程大概用了半面黑板，每一步看起来都理所当然——"显然可得""由上式可知""代入得"——每一步都写着"显然"两个字。

我对"显然"这个词有一种特殊的仇恨。

在数学课本里，"显然"的意思是"这一步如果你不会，那说明你连基础都不懂，所以我不解释"。它不是真的"显然"，它是"懒得解释"的代名词。就好像你去问路，对方说"往东走三百米就到了"——你往东走了三百米，发现什么也没有。因为对方省略了"过了红绿灯左转再走五十米"这一段。对他来说"左转再走五十米"是显然的，因为他在这里住了二十年。对你来说，它不是显然的。

数学老师今天一共说了八次"显然可得"。

我在心里数。

数完之后发现自己走神了。回过神来的时候，黑板上的三棱锥已经被擦掉了，换成了一个圆锥。老师在讲圆锥的体积公式。这个我倒是知道——V等于三分之一πr?h。初三学的。

然后老师问了一道题。我低头看了看课本，课本上的例题是"已知圆锥的底面半径为3，高为4，求其体积"。我算了一下：三分之一乘以π乘以9乘以4，等于12π。大约37.7。

这个答案让我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感——在数学课上能算对一道题，就好比在沙漠里找到了一口井。你明知道这口井不够你喝一辈子，但至少你现在不渴了。

这种成就感持续了大约三十秒，直到老师讲下一题的时候彻底消失。下一题是求圆锥被一个平面截断之后的体积，要用到积分。我连"积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都说不清楚。

我放弃了。把笔放下，打开课本，开始翻后面的习题。习题也是不会做的。翻了两页之后又合上，盯着窗户外面发呆。

窗外是操场。操场上没有人在跑步——第一节是上课时间，不会有学生在操场上。只有风吹过跑道旁边的几棵梧桐树，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冬天的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树枝像老人的手指伸向灰色的天空。

我想起林一白的那首诗。

"雪落在屋顶上 / 屋顶不知道 / 就像你不知道 / 我在窗子里看了你一整个冬天"

这四行诗写得很轻，轻到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但它有一种奇怪的后劲——就像一杯淡茶，喝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咽下去之后才发现嘴里有回甘。

"我在窗子里看了你一整个冬天。"

这个句子让我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上学期写过一篇类似的文字——不是诗，是一段散文，写的是晚自习的时候趴在桌上，透过窗户看到操场上有一个女生在跑步。她跑了很久，跑到天完全黑了才停下来。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记住了她跑步的背影——短发，瘦瘦的，步子不大但很稳。

我把这段文字写在了一个草稿本上。后来草稿本丢了，那段文字也就没了。

我当时没有觉得可惜。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可惜。不是因为那段文字写得好——它写得很一般——而是因为那是十七岁的我看到的、感受到的、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的东西。它消失了，就像雪落在屋顶上然后化了。屋顶不知道。但雪确实来过。

下课铃响了。

我回过神来，发现数学老师已经讲完了一整页黑板的内容，而我几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课本翻到了那一页，笔记也抄了——但笔记上的字迹潦草得只有自己能认出来，而且明显有几处是断断续续的——写了两三个字就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这是走神的证据。

林一白从旁边探过头来，看了一眼我的课本。

他说："你记了笔记啊？"

我说："嗯。"

他说："那你听懂了吗？"

我看了他一眼。他看着我的眼神是真诚的、带着一点敬佩的，就好像我记了笔记就等于听懂了一样。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记它干嘛？"

我说："假装在听。"

他说："你这也太累了。我连假装都懒得假装。"

我低头看了一眼他的课本。课本翻到了正确的页码，但上面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写。区别在于，他不写笔记不是因为走神——他确实在听。只是听不懂。所以他选择不写，免得骗自己。

我说："你比我诚实。"

他说："我不是诚实。我是懒。"

我笑了。

他说："你笑什么？"

我说："我觉得你这句话比那首诗还精辟。"

他说："什么诗？"

我说："早上你捡的那首。"

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好的纸，展开又看了一遍。

他说："你说得对，这确实是暗恋。"

我说："你怎么突然承认了？"

他说："因为我想了一节课。"

我说："你一节数学课都在想这个？"

他说："反正数学课听了也是白听。不如想点有用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句话。在育才中学的价值体系里，"数学课上想暗恋的事"属于绝对的"不务正业"。但林一白从来不在乎这种评价。他用自己的一套逻辑运转——这套逻辑在考试成绩上可能毫无用处，但在做人这件事上，比大多数人都管用。

上午的课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度过了。数学课之后是英语课，英语课之后是物理课，物理课之后是化学课。每一节课我都在听和走神之间反复横跳，像一个信号不好的收音机——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一会儿能接收到老师的声音一会儿只能听到嗡嗡的电流声。

中午去食堂吃饭。林一白又买了三碗饭和四根鸡腿。我买了两碗饭和一份番茄炒蛋。

吃饭的时候林一白问我："你妈知道你退步了吗？"

我说："还不知道。她得等到成绩单寄到家才知道。"

他说："成绩单什么时候寄？"

我说："一般一周左右。"

他嚼着鸡腿，含含糊糊地说："那你还有一周的时间。"

我说："一周的时间干什么？"

他说："想借口啊。"

我说："什么借口？"

他说："就那种……'这次考试数学特别难，全年级平均分都降了'之类的。"

我说："你不觉得这种借口我妈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吗？"

他说："那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

我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心里清楚得很。

张秀兰，四十二岁，小学语文老师。她的人生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嫁给了程建国，生了一个儿子，教了一辈子书。这三件事里面，她投入最多精力的是第三件——教书。她教小学语文教了二十年，带过的学生加起来超过一千个。每一个学生她都记得，每一个学生的作文她都批改过。但到了自己的儿子这里，她所有的教育经验全部失效。

她教了一千个学生怎么写作文，但教不了自己的儿子怎么考数学。这件事让她崩溃。

她的崩溃方式不是发脾气——至少不是那种摔碗砸盆式的发脾气。她的崩溃方式是打电话。

每次成绩出来，她都会给我打电话。电话的内容有一个固定的结构，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安慰。"没关系，这次没考好下次努力。你语文和英语都挺好的，数学再加把劲就行了。"

第二个阶段：焦虑。"你说你数学到底怎么回事？你补了那么多课，钱也花了时间也花了，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是不是补课老师不行？要不换个老师试试？"

第三个阶段：质问。"程远，你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学？你每天在学校都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今年就要升高三了？你再这样下去高考怎么办？"

这三个阶段的转换非常丝滑，没有任何过渡——上一个字还在安慰你，下一个字就开始焦虑，再下一个字直接质问。就好像一列火车，从"温柔站"出发，经过"焦虑站"，直达"质问站"，中间不停靠。

而且每一站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高一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大概能撑五分钟。高二上学期，三分钟。现在，我觉得大概一分钟不到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我曾经试图在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插话，试图把火车挡住。比如当她说"是不是补课老师不行"的时候，我说"不是老师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这句话的目的是让她停止焦虑——我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她就没理由焦虑了，对吧？

不对。这句话的效果是让她直接跳过焦虑阶段，以更快的速度进入质问阶段。因为她会接一句："既然你知道是自己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改？"

然后我无话可说。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为什么不变好？如果我能变好我早就变好了。但这句话不能说。说了她会哭。她一哭我就完了——不是完蛋了的那种完，是"你让你的母亲为你哭了"的那种完。这种完比任何惩罚都重。你被老师骂一顿、被班主任叫家长、被年级主任记过——这些都只是面上的事。但你让你的母亲哭了，那就是心里的伤。那种伤不会好，它会一直在那里，每次你想起来的都会疼一下。

所以我选择沉默。

沉默是育才中学里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不是不说话，是在该说话的时候选择不说话。你问我"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学"，我说"在学"。你问我"怎么成绩还是上不去"，我说"我再努力"。你问我"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说"还没想好"。

这些回答都不是真的，但它们也不会被戳穿。因为它们足够安全。它们不会引发争吵，不会让对方难过，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代价是——你永远在说这些安全的话，安全到你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了。

中午吃完饭回到教室，我想了想，决定主动给家里打个电话。

与其等成绩单寄到家之后被打电话，不如我自己先说。主动坦白至少能争取到第一个阶段多持续一会儿。

我走到教学楼一楼的公用电话亭。电话亭是一个半开放的铁皮棚子，里面只有一部电话机，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通话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请自觉遵守"。没有人自觉遵守过。

我拿起听筒，拨了家里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我妈接了。

"喂？"

"妈，是我。"

"哦，远远啊。吃饭了没有？"

"吃了。"

"吃的什么？"

"食堂。"

"食堂有什么好吃的？你们学校食堂的菜一直不行，你要多吃点肉，别老省钱——"

"妈。"

"嗯？"

"成绩出来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这两秒钟比任何两秒钟都漫长。我能想象出她脸上的表情变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迅速切换成一种"我准备好了"的表情。不是准备好安慰，也不是准备好骂人，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种"我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所以我能处理"的疲惫的坚定。

"多少名？"她问。

"二百一十七。"

"退步了？"

"退了二十名。"

她没说话。沉默了大概五秒钟。这五秒钟属于第一个阶段——安慰阶段的前奏。

然后她开口了："没关系。一次退步说明不了什么。下次努力就行了。"

第一个阶段。来了。

我"嗯"了一声。

她说："主要是数学？"

"嗯。数学不太理想。"

"多少分？"

"七十一。"

又是沉默。这次的沉默更短，大概三秒钟。

三秒钟之后，第二个阶段来了。

"你说你补了那么久的课，怎么还是七十多分？我跟你说，隔壁王阿姨家的儿子，之前数学跟你差不多，补了一个学期就上了一百二——"

"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都是同样的课本——"

"妈，我理解你着急。但补课老师挺好的，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说出口的一瞬间我就知道犯错了。果然——

"既然是你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改？你每天到底有没有认真学？上次你张阿姨说你上学期期中退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了，高二是关键时期——"

第三阶段。比预期还快。大概只过了四十秒。

"妈。"我试图打断她。

"你别打断我。程远，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形势？你们学校一本率百分之三十五，你要是排在二百名开外——"

"妈。"

"——你排在二百名开外一本就悬了，一本悬了以后找工作——"

"妈！我听到了。"

她停了。

电话两头的沉默很长。大概有七八秒。

这七八秒里我听到了她呼吸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忍什么。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

"程远，妈不是逼你。妈是怕。"

这三个字让我握着听筒的手紧了一下。

怕。这个词从我妈嘴里说出来，分量比从任何人口中说出来都重。因为张秀兰不是一个会说"怕"的人。她教了二十年书，在讲台上站了二十年，面对过各种各样的家长和学生——成绩差的、逃课的、打架的、早恋的——她什么场面没见过？但当她面对自己儿子退步二十名的这件事时，她说"怕"。

她怕什么？她怕的不是我考不上大学。她怕的是，她用了二十年的教育方法，在儿子身上一点用都没有。她教了一千个学生，唯独教不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比任何事都让她觉得自己无能。

我说："妈，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你每次都说会努力——"

"这次是真的。"

"你上次也说是真的。"

我无话可说。

她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气很长，像是从肺的最深处挤出来的。

"行了。成绩的事先不说了。你注意身体。晚上多穿点。"

"嗯。"

"还有，别老吃食堂。回来妈给你炖汤。"

"好。"

"挂了啊。"

"嗯。"

"……程远。"

"嗯？"

"没事了。挂了吧。"

她挂了。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我站在电话亭里，握着听筒，没有立刻放下。

那一声"程远"——在说"没事了"之前的那一声——里面装了一些东西。她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最终没说出口。我不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也许是"妈相信你"，也许是"你爸那边我会说的你别担心"，也许是"妈很累但妈不会跟你说"。

我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放下听筒，走出电话亭。

外面太阳很好。冬天的太阳是假的——光照在你身上你感觉不到任何温度，像是在隔着玻璃看暖和的东西。教学楼前面的灰砖路上，几个人在匆匆走过。远处传来上课铃的声音——下午第一节课要开始了。

我往教学楼走。经过一楼大厅布告栏的时候，红榜前已经没什么人了。零星几个学生在看，大概是在确认自己是否进步。红纸上的字迹在阳光下看起来比早上暗淡了一些，颜色褪了一点。

我本来不打算再看的。但走了两步之后又回过头。

程远，536分，年级第217名。

数字没有变。排名没有变。我的命运在那张红纸上是固定的——黑色宋体四号字，白纸黑字，赖不掉。

但红纸旁边有一个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布告栏的边框是木质的，木头很旧，边角磨损了。在布告栏的右上角，有一个很小的缝隙——大概是木头接缝的地方裂开了一点。缝隙里夹着一个东西。

一张纸。

很小的一张纸。被风吹得翘起来了一角，在阳光下一颤一颤的。

我走近看了一眼。

那张纸是从楼上某个教室的窗户飘下来的。

上午林一白捡到的那首诗——"雪落在屋顶上 / 屋顶不知道 / 就像你不知道 / 我在窗子里看了你一整个冬天"——我是怎么说的来着？

"只有写完之后又后悔了、想扔掉的人才会把它揉成团从窗户扔出来。"

对。但那张纸是揉成团扔进垃圾桶旁边的。

这张不一样。这张不是揉成团的。它被风吹到了布告栏的边框缝隙里——换句话说，它被风带到了一个很偶然的位置。这个位置刚好在布告栏旁边，刚好在红榜旁边，刚好在一个走过的人只要稍微扭头就能看到的角度。

我伸手把那张纸从缝隙里抽了出来。

纸不大，大概A5纸的一半。边缘不整齐，像是从一本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手写的字，笔迹跟早上那首诗不一样——早上那首诗的字迹工整而纤细，像是一个女生写的。这张纸上的字迹潦草很多，但能看出来写得很用力，有些笔画把纸都划出了痕迹。

诗只有三行：

我站在墙这边

你站在墙那边

墙很矮

但我们谁也没有翻

我看了很久。

阳光照在纸上，纸上的字迹有一种被太阳晒过的微微泛黄的感觉。风从教学楼和围墙之间的缝隙里吹过来，带着冬天特有的干燥和冷。

我抬头看了看楼上。

我们这栋教学楼有四层。一楼是高一，二楼是我们——高二，三楼也是高二，四楼是高三。隔壁文科班在三楼。三楼的窗户正对着这个布告栏——如果有人从三楼扔一张纸下来，纸有可能被风吹到布告栏的边框上。

但这只是猜测。

可能是任何一个教室、任何一个楼层。文科班的、理科班的、甚至高三某个学长写的——都有可能。

不过我注意到一件事。那张纸的背面有半个铅笔写的字，被擦掉了一半，只剩下一竖和一个弯钩。

"苏"。

也可能是"小"或"节"甚至"对"。一个偏旁部首而已，中国几万个汉字，几百个字都包含这个结构。我盯着它看了十秒钟，把纸折好放进了口袋。

但我的手没有把纸放下。

我把它折好。折了两折，放进了校服口袋里。

跟林一白早上捡的那首诗放在了不同的口袋里。

我回到教室的时候，林一白正在桌上趴着。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你妈说什么了？"

我说："你猜。"

他说："第一个阶段持续了多久？"

我说："大概两分钟。"

他说："比上次长了。"

我说："嗯。但第三个阶段来得更快了。"

他"啧"了一声。

然后他说："我妈从来不会这样。"

我说："你妈不关心你成绩？"

他说："关心。但她的关心方式是——'考多少分？''四百八十三。''哦。''嗯。''吃饭没？''吃了。''那你歇会儿吧。'"

我愣了一下。

他说："你不用羡慕。她不是不在意。她是觉得我已经这样了，再说什么也没用。"

这句话里面有一种东西，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形容。不是悲伤——林一白很少表现出那种需要被安慰的悲伤。更像是一种认命——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认了命，认到现在已经不觉得是认命了，只觉得是事实。

我说："一白。"

他说："嗯？"

我说："没事。上课了。"

他说："哦。"

他从桌上爬起来，从桌肚里掏出数学课本，翻到正确的页码，然后端正地坐好——端正了大概三十秒，然后开始趴在桌上。

数学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林一白已经彻底趴平了。数学老师看了他一眼，没有叫醒他。在育才中学里，老师们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对于成绩已经差到一定程度的学生，上课睡觉是可以被容忍的——不是因为你值得同情，而是因为叫醒你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大概就是"被放弃"的感觉。像林一白说的那样——"她已经觉得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图。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像指甲划过黑板。我不喜欢这个声音。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去医院体检时医生用指甲敲桌子——"坐好""张嘴""说啊——"

窗外起风了。

我想起口袋里那张纸。三行诗。

我站在墙这边 / 你站在墙那边 / 墙很矮 / 但我们谁也没有翻

墙很矮。这是最让我在意的一句。

如果墙很高，你不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太高了，你翻不过去。但如果墙很矮呢？矮到你踮踮脚、伸伸手就能够到顶端——你为什么不翻？

因为翻过去之后呢？翻过去之后你站在墙那边，墙这边就不再是你的位置了。你看到了墙那边的东西——也许是另一堵墙，也许是一片空地，也许是你不想看到的风景——然后你发现，你以为翻过去就好了，其实翻过去之后你还是要面对一些东西。而面对那些东西，你不确定自己准备好了。

所以你不翻。

不是不能。是不敢。

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不敢翻过去，是不敢面对翻过去之后的事。

这比不敢翻过去更难。

下课的时候，我看着窗外。三楼的窗户开着，有人趴在窗台上，在看什么。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是谁。但那个人的姿势——头微微侧着，短发在风里轻轻动——让我想起了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

我把目光收回来，低头看了看桌上摊开的数学课本。课本上画满了涂鸦——这是我上课走神时的产物。角落里画了一个小人，小人站在一堵墙前面，墙很高，小人很小。

然后我在小人的旁边又画了一堵墙。矮的。

在第二堵墙的前面，我没有画小人。

因为我不确定那个小人翻过去了没有。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冬天的白天很短，五点钟太阳就没了。教室里的日光灯亮起来，嗡嗡的声音让整个空间变得有点闷。

林一白收拾书包的时候，忽然说："程远。"

"嗯？"

"今天布告栏旁边那张纸，你看到了吗？"

我心里跳了一下。

"你看到了？"

"我放学经过的时候看到的。你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我说："嗯。看到了。"

他说："上面写的什么？"

我想了想。

我说："诗。"

他说："跟早上那首不一样？"

我说："不一样。"

他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好奇，更像是一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不会说"的默契。

他说："你留着了？"

我说："你也是。"

他笑了。

他说："行。那咱们一人留一首。"

我说："你这什么逻辑。"

他说："什么逻辑？缘分逻辑。同一天捡到两首诗，这还不算缘分？"

我说："两首揉过的纸团和一张被风吹到布告栏上的纸条，你觉得这叫缘分？"

他说："我觉得。"

他没有再解释。背起书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吧。食堂快关门了。"

我站起来。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教室里空了一半，日光灯在空荡荡的桌椅上投下灰白色的光。窗台上的绿萝又枯了一片叶子。

三楼的窗户已经关上了。

走廊很安静。我们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一重一轻。林一白的脚步永远比我重。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口袋里的那两张纸同时硌了一下我的腿。

一张是林一白捡的。四行。

一张是我捡的。三行。

两张纸上的字迹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大概率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但它们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共鸣——都在说同一件事。

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一个人在想另一个人。但没有人开口。

就像一堵矮矮的墙隔在两个人中间。墙那么矮，矮到可笑。但谁也没有翻。

我走出教学楼，走进冬天的傍晚里。

灰砖路两边的冬青树在风里微微晃动。围墙在教学楼的后面，灰砖砌的，顶上插着碎玻璃。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天边剩最后一抹暗橘色的光，正在被灰色一点一点吞没。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三行诗的纸，又看了一遍。

我站在墙这边

你站在墙那边

墙很矮

但我们谁也没有翻

然后我把纸重新折好，放回口袋。

这时候林一白从后面追上来，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

他说："看什么呢？走啊，饿死了。"

我说："走了。"

我们朝食堂走。冬天的风从围墙外面吹进来，冷得刺骨。我缩着脖子，把校服拉链拉到最高。

走到一半的时候，林一白忽然说："程远。"

"嗯？"

"你说，写那两首诗的人，后来有没有跟对方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你觉得呢？"

他想了想。

他说："我觉得没有。"

"为什么？"

"因为说了就不是诗了。"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这不是林一白常用的表情——他平时的表情要么是大笑要么是傻笑要么是那种"我懒得想"的表情。很认真的林一白很少见。

他说："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会写诗，但不会说。因为诗已经是你能说出的最大胆的话了。如果你连诗都写了还没说，那就是真的不会说了。"

我没有接话。

他说得对。

写诗的人不是不想说。是想说的部分太多了，多到说不出来，只能用这种方式。然后写完之后又后悔——不是后悔写了，是后悔写了也没用。因为你不会把它交到那个人手上。你只会揉成团扔掉，或者让它被风吹到某个布告栏的缝隙里。

林一白说完这句话之后没有再说什么。他大概也觉得自己说了一句不太像他的话，于是加快脚步，朝食堂冲了过去。

我走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

林一白不知道那两首诗到底是谁写的。他也不知道我口袋里的那张纸上有一个擦掉了一半的字——一个可能是"苏"也可能不是"苏"的半个字。

他只是凭直觉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心里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很久很久才消失。

食堂的灯亮着。热气从窗口飘出来，带着米饭和炒菜的味道。

我走进食堂，排在队伍里，前面有七八个人。我盯着窗口上方贴着的菜单——今日特价：红烧排骨八元。想了想，又看看手机上的时间——五点四十五。突然想起一件事。

今天红榜出来了。红榜上六百六十个人的名字，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列。我往下找了找——没有刻意找，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在某个位置看到了一个名字。

苏小棠。年级第九名。

文科班第三排靠窗位置的女生。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和口袋里的那首诗之间有没有关系。大概率没有。世界上叫苏小棠的人可能有很多，写诗的人也可能有很多，两张纸条出现在同一天很可能只是巧合。

但"可能"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而十七岁的我，生活在一堆"可能"里面——可能有关，可能无关，可能说了，可能没说，可能翻过去了，可能没有。

这些"可能"堆在一起，像一面不透明的墙。你站在墙这边，你知道墙那边可能有东西，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你只能猜。

猜来猜去，猜到毕业，猜到分开，猜到很多年以后你在某个普通的下午突然想起十七岁的这一天，想起两张揉皱的纸条，想起"墙很矮但我们谁也没有翻"这句话——你才知道，当初那些"可能"，没有一个变成了确定。

食堂窗口的大姐喊了一声："同学！你要什么？"

我回过神来。

"红烧排骨。"

"米饭要几碗？"

"两碗。"

"八块。"

我掏钱。掏钱的时候，两张纸从口袋里滑出来了一角——一张是四行的，一张是三行的。

我把它们塞回口袋。

大姐把餐盘递给我。排骨的汤汁淋在米饭上，冒着热气。

我端着餐盘去找林一白。他已经占了一个靠窗的位置，面前堆着跟上次一样的山——三碗饭，四根鸡腿。

我坐下来。

他说："你今天怎么不吃番茄炒蛋了？"

我说："换换口味。"

他说："排骨好吃吗？"

我咬了一口。

我说："还行。"

窗外的天彻底暗了。食堂的灯光照在玻璃上，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倒影——一高一矮，一瘦一壮，面对面坐着，各自埋头吃饭。

谁也没有再提那两首诗。

但我知道，它们在我口袋里。在林一白口袋里。

两张纸。七行诗。

写它们的人不知道，看它们的人不知道，被写到的人不知道。

只有风知道。风把它们从某个窗户吹了出来，吹到了我们的手里。

或者——用林一白的话说——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