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2年就这样在牢里到来了。

走廊尽头传来玻璃杯碰撞的清脆响声。庆祝永远不会因为战争而停止，因为节日和纪念日可以成为一切事情不合常理的借口。人无法选择是在圣诞节死去和在普通的日子死去——明明都是死，却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寄托和想象。

某个军官笑得太响，士兵们带着脏话和黄腔的喧闹声隐隐传来，仿佛白天那些呻吟，叫喊，被拖走的死刑犯都不曾存在——我在那天被拖回监牢时，才第一次见到那位审讯官提到的克洛德·米歇尔。他不会见到我，因为他已经被枪决，正被拖出刑场，地上长长的几道血痕比纳粹的红袖章更刺眼，又被德国人的靴子迅速踩踏成一片狰狞的乌黑。

“别看了，女医生——你是上尉的情妇，或许能死得比这些人体面点。”

宪兵扽住我的头发，强行逼迫我把头扭回来。我咬着牙，不发一言。

“为和平干杯！为德意志干杯！为近乎完美的作战部队干杯！”

“在元首的带领下，我们将势不可挡地迈入胜利的下一年！”

有人在用德语读着新年贺词。听到听觉神经都要腐烂的《Horst Wessel Lied》的旋律，混着士兵们的欢唱声和醉酒的咿呀声，掌声，跺脚声，飘散在监牢污浊的空气中，像蟑螂和虱子不停歇地爬进我耳朵里。

我就在这样的喧闹里，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

那些粗鲁，暴躁，刻板的节奏里，唯独我的维尔纳，他的脚步是沉静的，是舒缓的，是自圣马洛的第一场大雪而来的。

我隐约听见维尔纳对宪兵说“转运至雷恩……假期……黑市”，才知道我要被转运的事实。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再次相见了。

虽然隔着一道牢门。

维尔纳看着我，额角有轻微的淤痕，眼神疲惫得不像话，却仍然温柔得一塌糊涂。他眼底遍布血丝，嘴角残留着释然而平静的微笑——那是我只在临终者脸上见过的笑，是他们对命运落下的审判锤，最后一次的礼貌回应。

我把手伸出去，他会意地低下头，让我轻抚他受伤的额角。我几乎可以听见他呼吸的声音。

“还痛不痛？”他说，“你看起来很可爱，像只小仓鼠。”

“好多了。”我回答，“凑巧，施密特医生来监狱进行过例行传染病检查。他偷偷给我扔了磺胺粉和医用纱布。”

“他的名字是沃尔夫。”

“很好的名字。维尔纳，”我轻声唤他，“你还好吗？”

他没回答，只笑了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今天，我本来想借着新年给你补过圣诞节的。圣诞那天撤下来一批伤兵，你一台接一台的手术，做了一通宵，我又不能去医院明着找你……果然，做事要趁早，我现在成了鸡毛都买不起的穷光蛋了。艾瑟尔，你不会嫌弃我吧？”

“当然不会。我还想问你，嫌不嫌弃我让你倾家荡产。”我看着他，慢慢地弯起嘴角，“那天我原本想煮蔬菜汤给你喝的。”

“我还以为你会做土豆浓汤。”

“等我……嫁给你之后，”我认真地说，“我一定学着做。你负责教我。”

“我会的。另外，你做的很好，艾瑟尔。你真的特别棒。他们已经认定你没有审讯价值了……这意味着你不会被单独转运。SD如果亲自督办，克劳斯也没办法干涉太多。”

“那你呢，你怎么样？你还好吗？他们逼你承认……协助我？和我有不当关系？”

维尔纳摇了摇头，“我都没承认。我只承认了一件事。”

“什么？”

“我爱你。”

我忽然什么也说不出。

只有维尔纳的声音，在空气中静静流淌着。

“在亨利医生的掩护下，我联络上了你们的人。那个装作哑巴的青年，他们叫他菲利普。你帮他们送过磺胺。他是‘影集’和‘不眠者同盟’里举足轻重的参谋。——也是他愿意帮我。”

“他们愿意相信你？”我有些不可置信地问。

“他说，你曾对他们说，‘他是个天使’。”维尔纳淡淡一笑，“他们不太相信——但愿意听听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说，我是个背叛帝国的混账，但我真心爱着一个姑娘。”他望着我的目光□□水，“我效忠于她，她是我的信仰，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愿意背叛整个第三帝国，只为给她煮一杯她最爱的英式奶茶。”

我忍着没哭。我试着对他笑。

然后我终于柔声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跨年……居然在这种地方。”

他隔着栅栏，轻轻点了下我额头，又覆住我的手。

“没关系，亲爱的，我们还会有很多新年。我答应过你，我们会一起活到战争结束。”

外面传来脚步声和谈笑声。他松了手，重新站直，恢复成一个被打磨得没有任何表情的普通军官。

我点了点头。

拒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我现在死在他面前。

铁门合上的声音格外刺耳，却是我们第一次“厮守”的跨年晚钟。我坐着，静静地数着心跳：七十次每分钟，一小时四千二百次，两天就是十二万六千次。这些心跳都在告诉我：你必须活下去，你不能让这份爱死在一切尚未结束之时。

——我们一定还会有很多新年。

当然，如果我们……都活着。

我们。都活着。

士兵们饮酒作乐到深夜后，借着松散的空隙和他口中让他成为“穷光蛋”的打点，维尔纳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穿戴整齐，军容军纪依旧堪称完美。

一切看上去仿佛照常。似乎他等下还要回指挥部值夜班，铁栏之外也不是一座人被活活蒸煮，绞杀，拷问至骨肉剥离的“文明军事据点”。

他将一套女护士的外套塞进牢里。那是本地红十字协会的旧制式——偏灰的棉布制服，左臂缝着小小的红十字徽章。

“换上，藏在大衣里。囚犯转运一小时后开始，你想办法掉到最后，到外面时，趁乱混进医疗物资转运车，他们会在医院第一次停车。那时，你要跳下去，经过医院后院的走廊，跑进地下仓库，进地道，菲利普会带你走。”他以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的声音说，“别回头——战时最危险的就是回头看。”

“转运的人清点人数时怎么办？”

“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到处寻找，不会声张。我们还有时间。囚犯逃狱，负责的宪兵会第一个被问责，他们会想方设法掩盖，没人愿意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掩盖和推卸责任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窗口期。”

我点点头，边换衣服边低声问：“你呢？你要怎么逃出去？”

我其实已经猜到了答案。但我还是问了。

那些我逃生的线路里——都没有他的归宿。

他果然摇头，“我留下。”

我猛地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

那种目光——像是病房里那些生命垂危的人，灵魂变成幻影抽离出来，恍然站在自己的病榻前，凝视行将就木的自己。甚至还带着□□的血污和倦容。＊

我顾不上自己还没穿好的衣服，扑到窗前，用力握住他的手，颤抖着出声，“你疯了……他们会把你交给SD，你——”

维尔纳回握住我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温和又平静地微微一笑，像只是在告诉我他要给我煮土豆浓汤，而且学了新的做法。

“不会的。我有我的计划，只是来不及说给你听。我答应过你的事，从不会食言……你太大声了，小苹果女士。赶快把衣服穿好。”

他在试图让我轻松些。他的笑容是军人们特有的，在战场上预备好迎接命运的，苦酒一样的笑容；此时此景，作为他竭尽全力要保护的爱人，我也必须强行咽下从腹中和胸口翻涌直上的恐惧和绝望。

他从袖口取出那把□□PPK。我认识这把枪，它曾在我解开他外套时，冰凉地搁在他肋骨下方，也曾被他在圣马洛的海风中放在我手里。

如今……却像一份遗书。

“它已经调试好。车子会在医院后院仓库门口停下。你跳下来之后，要朝我开一枪。”

他冲我挥了挥它，说。

我看着他，浑身发冷，手指抖得像第一次解剖尸体时那样厉害。我记得他第一次将枪塞进我掌心的夜晚，那是几周前，他偷偷带我去海边约会。当时他用一副交代后事的语气说：“比起医院和前线，我更希望你先学会保护自己。”我当时其实很想问他到底是在教我，还是在交代遗言。

“别担心，你是最好的医生，”他指了指自己右边肩膀靠近锁骨的位置，“亨利医生帮我选的地方，你可以放心。艾瑟尔，我信你。”

我看了一眼他指的地方——肋锁骨相接之处，一颗子弹打进去，确实足够逼真，又不致命。

“这次右肩膀也要挂彩了。再见面时，不要嫌我两边的伤疤看起来像——两个对称的奔驰车前灯。”

这笑话很糟糕。一点也不好笑。

但我还是对着我心爱的男人，温柔地弯起嘴角。

维尔纳凑过来，隔着铁栅，在我额头上贴了一下。

“艾瑟尔，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来到了圣马洛。无论这世界疯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找到你，下一次，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

我缓缓闭上眼。

像是站在手术室里，最后确认一次术前准备事项——脑海中快速地闪过一切，然后笃定地说出一句——

“我相信你。”

——我和维尔纳都在反抗这个已经疯了的世界。

他反抗的方式是放我自由，而我反抗的方式，是朝他开一枪。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我趁当天负责转运的士兵在前面懒洋洋地举着派遣条，大着嗓门和哨兵交谈时混上了车，在检查时把自己尽量叠起来，躲在高高的木箱后面，不敢出任何声音。等了一会儿后，铁门吱呀打开，木箱在车厢里滚动，发出沉闷的声响，混杂着药水与铁锈的气味。

第一次停车时，我借着那片短暂的空隙，从车厢跳下。

“Alarm！有犯人企图逃跑！”

维尔纳早已在此等候，他见我跳下来，大声通知其他人，声音精准地回荡在空旷的石墙间，冲上来假装抓住我，借着大衣的掩护，把枪塞进我手中。

他灰蓝色的眼睛冷静，温柔，坚定。

不可挽留。

——是那种只有在诀别时才会出现的，极尽温柔的目光。像海潮退去前，最后一次亲吻岸边。

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看我。

他什么都没说。可我听见了——他在用目光叫我的名字，艾瑟尔。一声又一声。像他曾用琴声吻我一样，这次，他只能用目光吻我。

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如沉钟压在颅腔深处。我看着我们的影子在他身后拖出长长一截，叠在一起，替我们完成最后一个拥抱。他手上并没加力，只略带焦急地看着我，示意我快点动手。

枪身沉得像压了整整三个月的大雪。

我的体温一点点覆盖他的体温，默然书写着一份无法退还的诀别信。

一股极深的恨意从我心底升起，却无处发作——对这一切——对这世界的无情，对战争对我们的玩弄，对命运安排我们相遇，却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它不给我们……

我还能见到你吗，我的维尔纳？

我记起我们悄悄躲在储藏室里时他亲吻我的唇，说他爱我；他穿过的衬衣上总有雪松的味道；他每天出门前最喜欢把嘴唇贴在我额头上，什么也不说。

我终于扣下扳机。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比枪声还响。

——砰。

维尔纳身体晃了一下，血迹自肩头喷出，在灰色的墙上洇成红色的花。

Run.

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没有声音，只是口型。

我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向自由而去。也离他而去。

他中弹的地方，在我右肩也终于烧灼起来，仿佛那枚子弹穿过空气，进入他身体之后，又在我体内再穿透了一次。我甚至感觉到皮肤下的那一块骨头在碎裂，血流向那处中枪的地方，再向心脏漫开。

我当然没有伤口。但那种疼太真实，真实到让我无法再思考任何多余的动作，只是头也不回地向前奔跑，跑到气喘吁吁，跑到胸口刺痛，跑到喉咙泛起铁锈味。

我没有哭，也不能哭。更不能回头。

泪腺像干涸的河床。

没时间，不应该，也没必要哭。

——我相信我们还达不到哀悼的程度。

我顺利奔入地道口，一路向前狂奔。

我瞥见路上有一只无名指骨，戴着已经磨损的婚戒，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给我的某种预兆。瞥了一眼，我继续向前奔跑，直到菲利普·杜邦接住了我。

“Happy new year，my fair lady.”

他握住我的手腕，将我从那个有维尔纳的世界加速抽离。而维尔纳最后留在我身上的那一点气息，早在逃亡的脚步里，被夜风悄然吹散。

我在菲利普的带领下从地道潜行出城区，穿过一家家咖啡馆，酒馆，旅店，在当地居民和同僚的掩护下避开巡逻队，更换装扮，辗转在天将亮未亮的时候，从一个无名村庄的废弃剧院后门，登上了接应我们的卡车。卡车的木板下藏着假身份文件，绷带，大量磺胺和吗啡，和一个伪装过的红十字旗。

剧院门口还贴着“Marivaux ce soir（今晚演出马里沃）”的残破海报，海报主体上糊着一张张告示，新的叠旧的，上面写满了被德军杀害的平民的名字，恍惚间，我又想起刚认识维尔纳的时候——他是如何用他的制服为那一条街挡下了死亡。

他属于他们。

但他从未属于这群贴告示的人。

车子发动了。

我看着那张海报慢慢消失在视线里。

通过宪兵一轮又一轮的搜查后，卡车终于在黎明到来之时，成功离开了圣马洛。我蜷缩在车厢里，一遍遍回忆着那一枪——和他轻声说的：

“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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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在医院陪诊期间，一位来探病的修佛阿姨告诉我的经历，说在念佛时看见我家病人的灵魂站在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