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如期而至。
今日难得没有手术安排——这在如今的圣马洛比圣诞节还值得庆祝。于是我得以比平日早些回到了宅邸。进门的时候,屋里一片静谧的幽蓝,只有屋外滴滴点点落雨的声音,像是在催促着什么人回来。
我静静打量着屋内的家具,赫然发现,我已经开始习惯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日子——以至于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竟然开始端详屋内的静默状态。铁皮片偶尔因寒冷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像是房子终于忍受不住这样的静默了;邻居院子里锅碗瓢盆和幼童的喧闹声,没有消弭掉我的孤独感,反而让它越发清楚了。
我不敢再发呆了。匆忙打开灯,点起壁炉,然后换上衣服,逃也似的缩进马丁姨夫那把椅子里烤火,一边展开旧报纸上已经玩过无数次的填字游戏。椅子上残余着淡淡的雪松木与苦橙味道,它们钻进鼻腔时,我心里却泛起一股幸福,悲伤,又寂寥的复杂感觉。
正好完成一局填字游戏时,我听见钥匙转动的轻响。
维尔纳。
我连忙窜到另一把椅子上,举起报纸。
实际上则是越过报纸,等着悄悄看他。
门鸣叫着开了。维尔纳手里拿着一把滴水的黑伞,身上的呢料大衣被雨水湿得暗沉,凭空为他又笼上几分潮湿的寂寥感。
他挂好衣服和帽子,把伞放在门外,方才关门,转过过身,目光一如既往地先落在我身上。
“晚上好,柯克兰小姐。”他轻声说。
我未应声,缩在旧报纸后面,望着他微微颔首。
维尔纳走进客厅,看着我手里的报纸,神色有些疲惫,语调却仍然低柔。
“希望我没有打扰您。您在玩填字游戏吗?我……可以坐在您对面的椅子上吗?我很喜欢这把椅子。尤其是在回来……坐在它上面烤火的时候。”
他还算有分寸,从不说“回家”。不过他这两天在别的方面有些得寸进尺,就像这样:得到了我让他留在客厅的准许后,又开始索求更多。
我虽然允许了他的诉求,却不敢再像前两天一样与他言语。哪怕只是只言片语。
——他终究是站在我敌对立场的人。我与他的一切交集,都与战争密不可分;而一旦他离开圣马洛,离开我这间房子——一切都会随风而逝,我与他不会再有任何交集,关于彼此的记忆也终会被时间风化。
想到这里时,我的心却空洞地跳起来。
他是德国人。他是敌人。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所以我不能……我不能再……
我试着把心硬起来。手里的报纸已经许久未翻,边缘也被我捏出一串不规则的折痕,像是划在它上面的伤口。而不知不觉间,我其实一直在悄悄观察着维尔纳。
——维尔纳默然坐在壁炉的另一侧,今天的他话不多,只是盯着壁炉发呆,连外套都没脱下,也没再看歌德和雨果。他看起来心情不佳,似乎在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壁炉中的木柴又发出类似死者断气时的呻吟声。维尔纳看向我,像终于被这声音从沉思里拽出来。
然后,他褪下外套,并无犹豫地递向我:
“您看起来很冷。”
——他不提还好,提起来,我才发觉自己竟在北法寒凉的秋夜里,只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坐了许久,甚至忘了取那件羊毛外套。
仿佛在等什么人。
啊,这念头一出来,我又想咬掉自己的舌头了。
我没有反应。静默属实是我如今最安全的语言。眼睛乱瞟间,我的目光又被铁十字勋章反射出的光,微微地刺痛了——我分不清维尔纳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语是虚是实,却分得清铁十字勋章默然书写的惨无人道。每一个铁十字勋章的背后,都是无数条画上终止符的生命。只要靠近,便洗不掉那污痕。
怔忡间,维尔纳已将大衣轻轻披在我身上。
他把两个袖管环过来,仔细地搭在我肩颈。恍惚间,我竟好似被这大衣拥抱着。他的脸几乎贴着我耳侧,但并未碰触,只是将碰未碰;他手指并未触及我颈后,却仍能觉出凉意,它们和他的呼吸一起,悬在我身边,停滞了刹那。
我的脸有些发烫。我一直垂着眼睛,脑海中却已勾勒出那双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瞳仁,想象起他的眼波。我几乎能听见他睫毛眨动的声音,细细地,挠着我心头的一块软肉。
我差点以为他要轻吻我的脸,并解释为吻颊礼——但他并未再进一步。他只是坐回原处,低声问我:
“柯克兰小姐,其实,您并不排斥我……对吗?”
他素来细腻,但今晚分外感性,连动作都有些冒失,直觉告诉我,今天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强自镇定,一边大脑里开始回转起今天经手的那些病例,一边低眉顺眼地望着壁炉,假装那件大衣只是我签下的一张临时药品调拨申请单。
夜已深,我却迟迟未眠。
白色连衣裙已经染着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我一直裹着它,直到我有些瞌睡了,才把那件大衣递回他怀中。
递给他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沉默地接了过去。趁着他去挂大衣,我迅速上楼回房,在关上门的瞬间,仰起头,对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
雨已停,云开雾散,月色冷寂如水,它似乎看破一切的目光透过窗户倾洒进来。
我坐回床沿,解开领口的纽扣,让风从衣襟滑入胸前,把它吹得像医院的床单布一样鼓起来,任长发随意披垂,赤脚搭在木地板上;然后又快步走到梳妆台前,动作暴躁地拉开其中一个抽屉,“哗”地一声,把一打主宫医院的旧处方笺拿了出来,又拿出墨水瓶,自暴自弃地坐在椅子上。
旧版已经不被允许使用,医护们从犄角旮旯里翻出来,偷偷分掉了。留作对和平年代最后的纪念。
我清楚我该写些什么给他,哪怕只是把我写给他的那首骂他的小诗再写一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提醒他。可那些诗句和文字都像长了腿,从我头发丝里簌簌地飞出去,又顺着月光溜走了。
我盯着处方笺,越看越烦躁。
最后我还是把它们扔回了抽屉里。
一字未动。
倏忽听见一声极轻的响动。带着犹疑,堪堪悬停在门外。紧接着,三声敲门,不急不缓,一如初见时自律,却令人心跳如鼓。我屏住呼吸,眨眼的频率开始不自觉加快——怎么搞的……我竟也隐隐期待着发生什么。
“柯克兰小姐?”
维尔纳的声音隔着门传来。
“其实我……今晚有件事,想告诉您。”
我没有作声,也不去开门,心越发跳得猛烈,手上不自觉地把未拧好的墨水瓶一圈又一圈地拧紧,动作慢吞吞地,却格外用力,像在拧给我自己看。我嗅着它越来越轻的味道,试图在墨水沉静的气息中寻回几分安宁。
门口没有动静。我知道维尔纳仍站在那儿,或许额头正轻轻靠着木门的板结。
“我只说一句,就走。”他再次开口,“今天我见到了一个老朋友。他接到了东线调令,明日启程。您知道图拉吗?”
图拉。我当然知道。苏联的工业心脏之一,莫斯科的南大门。古德里安的部队正在往那边推进,苏军布下了整整一条钢铁防线——在德国人尚且允许占领区平民阅读的那些报纸上,它只是一行冷冰冰的黑字。但在寒风呼啸的东线战场,它却是一个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即使他们是侵略者,但就他们本人而言,东线是无法选择的义务,是明知没有归途却避无可避的远征。
我突然明白了他今晚的冒失,以及为什么对“寒冷”分外敏感,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回应,最终只是将脸侧过,任月光把我的脸蒙上一层面纱。
我听见了布料摩擦的沙响。我想,他这会儿应该靠在我门边的墙面上。
“他叫迪特里希,姓施塔尔。和我一样,来自弗莱堡,但后来我搬去了柏林。不过他是党卫军,SS-Obersturmführer,相当于我们的中尉。他曾经说过,如果真有炼狱,那就一定是东线。”
他说到这里,凄凉地笑了一声。
“我今天碰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写信,他不想告诉他母亲。他父亲也是老兵,他是遗腹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说,如果她知道他死在雪地里,她会受不了的。他说她在医院给伤兵缝被子……不告诉她,她的生活里还能留一线光亮,因为她会以为他还活在某个地方。”
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
在我以为他要结束这场远超一句话的独白的时候,他却又一次开口:
“……您还记得吧,那天您在那条街上遇见我。”他说,“那天原本的命令,是要协助盖世太保清查一批未登记的住宅。他们说那一带可能藏了犹太人和抵抗者。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您看见我的时候,我正以‘调派士兵封锁指挥部仓库’为借口,临时将那片街区从巡查名单上撤下来。也许,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不是谁都能下得了手的事,所以没有谁追究我。不然今天我可能就不能在您家里说这些事了。”
他吸了口气,声音疲惫,嗓子越说越哑:
“其实不是第一次……有一次在维尔茨堡,有人举报镇上的犹太人晚上点灯,说他们在传递暗号。我知道这是空穴来风,那家只住着一名六旬老太和两个小孩。但是军令如山。我拖了两天,最后安排了个假的巡逻记录,说他们家没人。我被上级骂得狗血淋头,还差点被军法处置。但那家人后来躲过了抓捕,听说去了荷兰。”
“我不是给自己开脱。我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奢望能求得您的……谅解。只是有时候,事情不像报纸上写得那么干净利落。命令是命令,可执行命令的,是人。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至少还在尽我所能,做我能做的事。”
维尔纳又一次沉默了。这次的沉默更久。
但我毫无睡意。墨水瓶已经在我手里捂出温度。我静静听着门板另一侧他衣料摩挲的声音,甚至试图捕捉他的每一声呼吸。我在脑海中勾勒着门的另一边——他独白的样子。他的眼睛会像晴朗天空下的温德米尔湖,睫毛会像掌心鸽羽般轻轻颤抖。
“您也许会觉得很可笑——我居然不想杀人。”
他的倾诉开始变慢了。
“我不想,虽然我确实杀过。我记得我每一次扣下扳机的声音。我……”
他顿住了。我却隔着门感觉到巨大的压迫感,几乎没办法呼吸了。
“……我在想,如果我死在苏联的雪地里,没人会记得这些。我母亲不会知道我不像个军人,我妹妹会收到一纸通知——‘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阵亡’,就像牛奶工投递牛奶。您也不会记得。这间远离尘寰的房子,或许会替我记得。所以……”
他说着,终于再也压抑不住言语间的悲伤,“……有时候,我真希望能一直待在这栋房子里,哪儿都不去。不去指挥部,也不去街上。更不去苏联。可是冬天总会来。”
墨水瓶终于被拧紧,再无转圜的余地。
我原本不打算回应。
我只是个不信神且看惯生死的医生,不是神父,也没时间哀悼。我的卧室也没有义务成为任何人逃避命运的告解室。但我记得,白天在医院,我曾接诊一位分外年轻的法国抵抗者,头部贯穿伤,送来时眼珠已开始泛白。被抬进来时,这孩子喘息着叫他母亲,声音很小,却诚挚如同祷词。
当时我没有丝毫心绪起伏。这几年我无数次打开头颅、缝合血管、见证死亡,早就被迫学会了麻木地看待生死。我和每次一样,麻木地站着,像听一页纸被撕裂一样,听那孩子的呼吸骤然断裂。
可现在——也许正是因为这麻木,我才决定听下去。
因为“Tula”这个词,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城市,也不只是他口中的一纸调令——它是所有身不由己的灵魂汇聚之处,是那个法国少年断裂的呼吸,是无数母亲在千里之外的担忧,是维尔纳身上的国防军制服。
1941年10月,战争正将整个世界撕开。对于普通人而言,战争的痛苦不分国界,人性的光亮也从来不因种族而异。人性从来都是比战争更沉重的东西。维尔纳在不确定他是否该被我听见,或我是否愿意听见他的时候,却仍孤注一掷,怀揣他尚未湮灭的人性,在我门外低声告解:
“我真希望……”
我终于缓缓起身,扣上纽扣,把头发扎起来,披上羊毛外套,方才打开卧室的门,步出房间。
维尔纳抬头,看见我,带着倦意的脆弱还没来得及收起,**地撞进我眼中,直直地落在我心上。我觉得胸口清晰地痛了一下,忍不住眨了眨眼睛。
他望着我,没有说话。
我亦无言,只是静静站着,回望着他。
这本是我们之间悄然养成的律法——无言之盟。
现在——危如累卵。
月色白纱般滑落,和屋内昏黄的光晕一起,无声地照进维尔纳如水的眼波。维尔纳长长叹了口气,挺拔的背脊第一次微微打弯,缓缓走近,直到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了手,似乎想摸摸我的头发,却在手指即将触碰到我的发丝时,卡顿地,一寸寸收了回去。
像今晚在客厅里时那样,我并未躲他。我和他靠得很近,近得已不能称之为安全距离,我已经可以嗅到他军装上淡淡的红茶香。不同于战前我从英国带来的锡兰红茶,他们的“红茶”只能称之为是军官每日配给的一种廉价热饮。
可它的清淡气息化作一层柔软的风,舒适地抚慰着我的鼻腔。
我就这么和他面对面站着,听他的呼吸。听着听着,心就慢慢静了。
而当我再次看进他的蓝眼睛时,终于反应过来——
转身。回房。门未关。
轻盈得不像我该有的脚步。
他依然不语,也不动。但我知道他在看着我,并且不会贸然进入我的领地。
我拉开抽屉,掏出处方笺和笔墨。用了些力气,我才拧开墨水瓶。是我自找的,方才我把它拧得太紧了,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他会等。
“I won't forget. Winter has not arrived yet, and you are still here too.”
(我不会忘记。冬天还没来,而你也还在。)
我把纸递给维尔纳。他低头接过,看清字句的瞬间,身体微微一震,连呼吸也短促地收紧了一下。他的反应很微小,但医生总会注意到。他看着那行字,久久没有作声,纸张在指尖缓缓收紧,又缓缓松开。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
也没再将我的“回应”延伸为任何请求。
只是最后,他抬起头,用很轻很轻的声音,用英语说了一句:
“Good night.”
我望着他的背影,在他转身前,终于将门关上。
屋内归于安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剩下满室的月光。
躺回床上后,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我望着天花板,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会不会亲吻那张纸条?
我不敢去想那个我期待的答案。我们之间,尚且隔着一片名为“战争”的废墟。我憎恨那片废墟,却无法因此责备一个别无选择,人性尚存的普通人。
次日清晨我下楼时,客厅壁炉内的炉火早已熄灭,维尔纳也未再将它燃起。不知是失了方寸,还是只是忘记了。屋内仅残留着木柴燃尽后淡淡的烟熏味。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抹混杂着军装布料与红茶残味的温暖气息,仍在我鼻尖萦绕着。
我像失了魂一般坐在餐桌旁,还在思索昨夜那次未成形的夜聊,故而动作有些迟缓,指尖轻触一杯尚有余温的牛奶。窗外的天光尚未明朗,仍在远方挣扎着最后那一丝丝泛白。
目光落在牛奶上时,我却没来由地想起勒鲁瓦。
他曾说:“我们甚至知道他为你从军官配给里挪用了牛奶。”
像是被突然扼住心脏。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毫不犹豫地拿起那杯牛奶,一口灌下去,差点呛到我自己,液体猛然撞击喉咙时闷闷地疼。就好像那是血腥玛丽储存的少女的鲜血,又似饮鸩止渴。
我将空杯放回桌上时,很想把它砸碎。就好像只要杯子碎了,我心里的念头也会跟着消失。但我控制住了。它没碎,只发出一声钝响。
维尔纳从我的厨房走出来,他已经完全熟悉了那里,自在得好像那是他的阵地;但他不动我的红茶,在这种细枝末节里坚守着那点微妙的边界感。他军装的衣领微敞,露出白衬衫的硬领,眉目间带点说不清的疲惫,手里还局促地端着杯咖啡。
“昨晚……”他略有些羞赧地低语,“谢谢您,柯克兰小姐。”
很好,他算有眼力见,没再提那张纸条。我没有答话,仅是微微颔首,用眼神示意他坐下。他怔了一瞬,随即在我对面落座,手里依旧握着咖啡杯,没有喝,动作拘谨而迟疑——仿佛他正惴惴不安地坐在我的诊室里,怕我给他宣判绝症晚期;抬眼间,眸中划过的希望和求生欲,又像在秋日灰云之下,悄然闪过的一道薄光。
我依旧沉默,只是又一次紧握住杯子。我将目光落在杯底的乳白色残渍上,感觉着手中温热的杯壁渐渐冷却,一如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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