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在凌晨五点左右终于睡着了。

不是休息，是大脑强行关机——像一台过热太久的电脑，啪地黑屏，连重启的logo都不显示。两个小时后她被闹钟叫醒，睁开眼的第一秒，世界是空白的。第二秒，昨晚天台上的每一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你当时弯下腰，亲了我一下，在嘴角。”

“……你知道我没睡着，对不对？”

“……我没打算跟你做朋友。”

她把被子拉过头顶，发出一声闷闷的声音。

冲澡的时候她在想怎么请假。不是因为不想见到他——是因为太想见到他，所以才觉得自己应该请一天假冷静冷静。但她昨天刚在医疗日志上签了字确认今天的赛道医疗部署，如果临时请假，同事会觉得她莫名其妙。而且她也没有一个正当的请假理由。

“偏头痛”？不行，太假，昨天还在聚会上好好的。“肠胃不适”？更假，意大利菜她吃了二十年从来没闹过肚子。“家里有事”？父亲在米兰跟她哥住得好好的，这个谎咒起来不吉利。

没理由。她得去。

她站在衣柜前发了很久的呆。平时她穿衣服从来不用思考——医疗中心有统一的蓝色工作服，套上就行。但今天她在镜子前面站了整整三分钟，换了两件上衣，然后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把第一件重新穿了回去。

就是工作。去工作的。围场很大，赛道很长，他不一定会来医疗中心。就算来，她也可以用“正在处理工作”为由把他挡在门外。他是法拉利车手，她是FIA医疗官，他们之间的工作交集本来就只有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才会出现——而她绝对不会希望发生事故。

八点十分，她推开医疗中心的门，在前台签到的时候，同事从电脑后面探出头，看了她一眼。

“你今天化妆了？”

“没有。”劳拉说，语气过于斩钉截铁。

同事的目光从她的睫毛滑到她的嘴唇，又回到她的眼睛。劳拉·莫雷蒂确实化了妆——只是粉底盖了一层黑眼圈，睫毛膏刷了一层，唇釉涂了薄薄一层很淡的豆沙色，看起来像是没化妆但其实每一处都动了一点。她把这种妆容定义为“我今天没化妆我只是洗了脸”，并且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你昨晚没睡好？”同事问。

“挺好的。”

“那你眼睛下面怎么——”

“过敏。”

同事识趣地闭嘴了。围场里跟医疗官讨论健康问题永远是自取其辱。

上午九点，第一次自由练习开始。劳拉在医疗中心里核对急救设备，每一项检查都做得比平时仔细十倍——不是因为认真，是因为她需要把注意力占满。但法拉利引擎的声音从赛道上传过来的时候，她的手还是顿了一下。那个声音她认得。不是认得出这是法拉利引擎——围场里所有人都认得出法拉利引擎——是她认得他的车。同样的车型，同样的调校，但她总觉得他的引擎声里多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可能是她脑子出问题了。

十点半，自由练习结束。没有事故。医疗中心一切正常。他在P房里跟他的工程师讨论数据，她在医疗中心里整理急救箱。直线距离大概两百米。他应该不会来。

十一点，他来了。

劳拉正蹲在地上给一台除颤仪做例行检测，听到前台护士说“莫雷蒂医生，有人找”的时候，她手上的电极贴片差点粘到自己额头上。她站起来，深呼吸，用袖子抹了一下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然后走到门口。

卡洛斯站在那里，穿着法拉利队服，头发被头盔压得有点乱。他看起来也像没睡好的样子——但仅限于“像是”——因为他靠在门框上的姿态还是很松弛，肩膀的线条在红色队服下面铺得很开，手里拿着一个纸杯。

“早。”他说。

“早。”她说。

然后是一段长达三秒的沉默。这不是普通的沉默。这是那种两个人都在脑子里以三倍速过台词但嘴巴被锁死了的沉默。劳拉的脑子里大概闪过了七八种开场白，从“昨天晚上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到“你脖子今天还疼吗”到“你把那些短信撤回还来得及”，每一种都在出口前被她掐死了。最后她决定什么也不说，等他先说。

他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三秒变成了五秒。

前台护士低头看电脑，假装自己不存在。

“给你买的。”卡洛斯把纸杯递过来。劳拉接过杯子，低头一看——杯身上他手写了字，跟上次不太一样。上次是“不苦的”，这次是“也不苦的。送餐员昨晚也没睡好”。

她真的很努力地没有笑。她的嘴角背叛了她——右边动了一下，然后被她硬生生压回去，整张脸的表情看起来像一个正在试图把牙膏塞回管子里的人。

“谢谢。”她说，声音比她预想的淡定。

“不客气。”

又是两秒。他站在门口没走，她站在门里没动。两个人都知道有件事没解决——不是没解决，是昨天晚上她从他面前跑了，把一件本来应该讲完的事硬生生卡在了第七十九步，剩下二十一步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迈。

“脖子还疼吗？”她问。

“……脖子？”

“你第一天说的。脖子有问题，所以来找医疗官。”

卡洛斯愣了一下，然后他想起伊莫拉那天早上他随口编的那个借口，忽然笑了。

“脖子好多了，”他说，抬手揉了一下后颈，动作有点心虚，“现在主要在补眠。”

“那你应该在酒店睡觉。”

“睡不着。”

他没说为什么睡不着。他们两个都知道为什么睡不着。

劳拉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热巧克力，杯身上的字迹在灯光下有点反光。她忽然觉得今天的局面有一个很荒唐的地方——她以为他昨天抛出那个炸弹之后会趁胜追击、步步紧逼、直到她举白旗。但他没有。他只是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她面前，手里拿着热巧克力，杯身上写一句不太好笑但也不怎么冷场的西班牙语，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不，不是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是像他投了一颗炸弹之后，站在原地，等她来处理现场。他把节奏完全交给了她。

这个认知让她心里某个角落软了一下。不是心动——是比心动更深的某种东西，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他手里明明握着所有的牌——他知道她喜欢他，七年前就知道——但他一张都没打。他只是每天早上拿着一杯热巧克力站在她面前，等她准备好。

“卡洛斯，”她说。

“嗯？”

她想说“关于昨天晚上”，想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想说“我不是不喜欢你我只是需要确认这不是我在一厢情愿”，但她什么都没说。因为前台的护士虽然低着头，但两只耳朵明显在接收信号，而走廊里随时可能有别的车手和工作人员经过，这里是医疗中心，不是谈私人问题的场合。

“没什么，”她说，“少喝咖啡。影响睡眠。”

他看着她，棕眼睛里有一瞬间的无奈——他知道她刚才想说的不是这个。但他没有追问。

“收到。医疗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转身走了。走了三步，回过头。劳拉在那个回头的动作里心里一紧——这个画面太像伊莫拉那天早上了，他走了三步回头说“这次别再消失了”。她怕他今天又说一句什么让她今天都缓不过来。

但他只是指了指她手里的杯子。

“除了热巧克力，也试试吃饭。你上次在天台都没怎么动。”

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法拉利车库的方向，低头喝了一口热巧克力。不苦。甜的。温度刚好，杯身上的字迹有点歪，像是一个不太习惯用记号笔的人在膝盖上赶着写的。

她走回医疗中心，把杯子放在桌上，开始继续检测除颤仪。同事从电脑后面探出头，嘴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最后决定不说话。劳拉没有看她，但她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知道整个围场大概都在想同一件事。

她不在乎。她盯着除颤仪的屏幕，手指按在电极片上，认真地想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给那个没存名字但认得号码的联系人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如果还送的话，多放一块糖。”

回复几乎是秒到。

“收到。”

然后，隔了两秒——

“劳拉。”

“嗯？”

“你昨天晚上跑得挺快的。赛道总监说有兴趣测一下你的百米速度。”

她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继续测除颤仪。但嘴角压了很久也没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