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昆仑的星光》出版后的反响，远远超出了宋海歌的预期。首印五千册在两周内售罄，出版社紧急加印了一万册。读者的来信从全国各地涌来，有的寄到出版社转交，有的直接寄到商务部，有的发到她的工作邮箱。小周每天帮她整理信件，整理到最后总是红着眼眶。

“海歌姐，这些人写得太感人了。”小周把一摞信放在她桌上，吸了吸鼻子。

宋海歌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老年人的手笔。她拆开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横格纸，边缘有些泛黄。信的开头写着“宋海歌同志”，落款是“一个老兵”。

“宋海歌同志，你好。我是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者，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在工地上干了三年。你的文章我看了，你的书我也看了。我的孙子在网上找到的，念给我听。我听了哭了好几次。不是因为伤心，是因为高兴。高兴还有人记得我们，高兴还有人把我们的事写出来。我今年七十八了，身体不好，可能没机会再去巴基斯坦看看了。谢谢你替我去看了。谢谢你替我给那些牺牲的战友敬了酒。你的书我会好好保存，留给我的孙子。让他知道，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件对得起国家的事。”

宋海歌读完这封信，拿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她把信递给莫少兰看。莫少兰读完，沉默了很久。

“海歌，这本书的意义，就在这封信里。”莫少兰的声音很轻，“你给了这些老兵一个交代。他们等了六十年的交代。”

宋海歌把信仔细地折好，放进了那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已经很厚了，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感动和谢意。

八月底，宋海歌收到了一封来自巴基斯坦的信。信是阿里·艾哈迈德的儿子写的，中文比上一次更加流畅了。

“宋女士，您好。我父亲让我给您写这封信。他说，您的书他收到了，是艾莎女士从□□堡带过来的。他看不懂中文，但他让我把您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念给他听。他听完之后哭了。他说，没想到自己守了一辈子墓，还会有人把他的故事写进书里。他说，他这辈子值了。”

宋海歌读完信，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了一会儿眼睛。

九月，莫少兰的研究课题顺利结题。研究院的评审专家给了高度评价，认为她的报告“填补了中巴数字经济合作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院领导建议她在报告的基础上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继续深化研究。

莫少兰把这个消息告诉宋海歌的时候，宋海歌正在厨房里笨手笨脚地炒菜。锅里的油溅了出来，她手忙脚乱地用锅盖挡住，灶台上到处都是油点子。

“你小心点。”莫少兰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锅铲，三两下就把菜炒好了。

宋海歌站在旁边，看着她利落的动作，笑着说：“莫老师，你现在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了，还干这种粗活？”

莫少兰头也不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也要吃饭。”

宋海歌从后面抱住她，下巴抵在她肩上，在她耳边说：“少兰，你真厉害。”

莫少兰的耳朵微微泛红，但没有躲开，只是说：“你松开，菜要糊了。”

宋海歌笑着松开手，靠在厨房门口看着莫少兰忙碌的背影。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不是因为出了书，不是因为事业有了起色，而是因为她爱的人就在眼前，在给她炒菜。

十月初，中巴建交七十六周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的招待会如期举行。宋海歌和莫少兰像往年一样，一起出席。宋海歌穿了一件深绿色的旗袍，莫少兰穿了一件酒红色的长裙，两个人站在一起，像是秋天的两种颜色，各自浓烈又彼此相得益彰。

招待会上，拉希德次长见到她们，激动地握着宋海歌的手不放。

“宋女士，你的书我看了。英文版和中文版都看了。我让我的孩子们也看了。我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巴友谊最真实的样子，不是写在政府公报里，是写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里。”

拉希德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喀喇昆仑的星光》，翻开扉页，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是他用乌尔都语写的读后感，满满两页纸。

“宋女士，请你帮我签个名。”拉希德递过来一支笔。

宋海歌接过笔，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赠拉希德先生，感谢您为中巴友谊所做的一切。”

拉希德接过书，看了一眼那行字，眼眶有些红。他伸出手，用力地握了握宋海歌的手，没有说话。

艾莎也来了。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头发用一条同色系的围巾包着，整个人比去年更加干练和自信。

“宋，莫，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艾莎的眼睛亮亮的，“我下个月就要去北京赴任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

宋海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真的？太好了！以后我们在北京见面的次数，比在□□堡还多！”

“说定了！你们要带我逛北京！”艾莎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招待会结束后，宋海歌和莫少兰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大使馆的花园里慢慢走了一圈。花园里的石榴树又结果了，红彤彤的石榴挂在枝头，在灯光下泛着光泽。

“少兰，你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吗？”宋海歌问。

“记得。”莫少兰说，“去年你也穿了一条裙子，是藏蓝色的。我们站在石榴树下，你说明年还要来。”

“今年我们来了。”

“明年还会来。”

宋海歌笑了笑，伸手摘了一颗石榴。石榴很沉，握在手心里有一种饱满的、沉甸甸的质感。她把它递给莫少兰。

“送你。”

莫少兰接过石榴，看了她一眼：“你老送我东西。花、石榴、花瓣，什么乱七八糟的都送。”

“那你喜不喜欢？”

莫少兰没有回答，但她把石榴紧紧地握在手心里，握了一路都没有松开。

十一月，宋海歌和莫少兰去了一趟吉尔吉特。这是宋海歌第五次来这座小城了。阿里·艾哈迈德站在陵园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看到她们，笑了。

“你又来了。”他对宋海歌说。

“我又来了。”宋海歌说。

老人的目光转向莫少兰，点了点头：“你也来了。”

“我也来了。”莫少兰说。

三个人走进陵园。阳光很好，照在白色的墓碑上，反射出柔和的光。松柏青青，石板上没有一片落叶。一切都和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宋海歌在一座墓碑前蹲下来，是□□的墓。她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白酒，沿着碑座倒了一圈。酒液渗进石缝里，空气中弥漫着醇厚的酒香。

“□□同志，我又来看你了。”她低声说，“你在那边好好的，我在这边替你们看着这条路。路很好，越来越好了。”

莫少兰站在她身后，对着墓碑鞠了三个躬。

阿里·艾哈迈德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开新的一页，递过来。

宋海歌接过本子和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前辈们，路很好。请你们放心。”

她把本子递给莫少兰。莫少兰接过笔，在宋海歌那行字下面写了一行字：“谢谢你们。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的。”

两个人在陵园里待了一个下午。她们把每一座墓碑都看了一遍，把每一个名字都念了一遍。八十八个名字，八十八个年轻的生命，八十八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离开的时候，夕阳正在西沉，把整座陵园染成了金红色。宋海歌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白色的墓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少兰，我们明年还来。”

“好。每年都来。”

两个人走出陵园，沿着小路慢慢地走着。远处雪山皑皑，近处松柏青青，天地之间安静得只剩下风声和脚步声。

回到北京之后，宋海歌的生活回到了平常的轨道。上班，下班，写报告，开会，处理文件。莫少兰的课题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在研究院加班到很晚。两个人见面的时间少了，但每天晚上的视频通话从不间断。宋海歌会跟她讲今天遇到了什么人、听到了什么事、有什么新的想法。莫少兰会跟她讲研究进展、论文修改、学生的趣事。

有时候两个人都很累，没什么话想说，就开着视频各做各的事。宋海歌在沙发上看书，莫少兰在书桌前写论文。谁也不说话，但谁都没有挂断。偶尔抬头看一眼屏幕里的那个人，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这种相处方式，宋海歌觉得很舒服。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时时刻刻腻在一起。知道对方在那里，知道对方也在努力生活、努力工作，这就够了。

十二月的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雪从凌晨开始下，到天亮的时候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宋海歌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觉得这一年又要过去了。

她盘点着这一年发生的事，出了书、去了新疆、走完了喀喇昆仑公路、去了吉尔吉特、看到阿里·艾哈迈德的身体还硬朗、看到卡里姆在中国学中文、看到艾莎要来北京工作。每一件事都像是生命中的一块砖，砌在一起，砌成了一座坚实的城墙。

手机亮了一下，是莫少兰发来的消息：“雪下大了，路上滑，开车小心。”

宋海歌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加了三个字：“你也是。”

晚上，莫少兰来她家吃饭。宋海歌难得做了一次饭，西红柿炒鸡蛋和清炒菜心，虽然卖相一般，但味道还可以。

“有进步。”莫少兰尝了一口西红柿炒鸡蛋，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评价。

宋海歌得意地笑了：“我练了很久。”

两个人吃完饭，窝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宋海歌靠在莫少兰肩上，莫少兰的手指在她头发上慢慢梳理着。

“海歌。”

“嗯。”

“你说明年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宋海歌想了想，说：“明年卡里姆就学完回国了，他的中文学校应该能扩招。艾莎来北京工作，我们周末可以约她吃饭。你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应该能获批，你又要忙起来了。我的书可能会出第二本，出版社已经在跟我约稿了。”

“还有呢？”

“还有，明年我们还一起去吉尔吉特。明年还一起过年。明年还一起看玉兰花。”

莫少兰的手指在她头发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梳理。

“海歌。”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吗？”

宋海歌从她肩上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你希望我们一直这样吗？”

莫少兰看着宋海歌，目光里有一种柔软的东西。

“希望。”

宋海歌笑了，伸手握住她的手。

“那就一直这样。”宋海歌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一直这样。”

窗外的雪还在下，客厅里的灯光暖黄而安静。两个人并肩坐在沙发上，手牵着手，看着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

这个冬天很冷，但她们在一起，所以不冷。

以后的每一个冬天，她们都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