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径直穿过拥堵的人潮,伸长手臂给了主帅洛巴诺夫斯基一个拥抱。
乌克兰老人戴着一顶灰黑色的软帽,像海豹一样高大挺拔,那张过分严肃的面孔看起来远称不上友善,略显肥胖的体型又让他板起脸来的时候像极了斗牛犬。
“还有最后一场比赛。”他说。
“我知道。”索科洛夫微喘了一口气,他用手紧攥住披在肩头的那面国旗,被医疗组的工作人员催促着往前走。
“阿列克谢——”洛巴诺夫斯基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出声喊他的名字。
年轻门将循着声音侧头看去,谁都知道应该趁现在气氛正好的时候说些鼓舞人心的漂亮话,但他最终说出口的只有一句近似喟叹的褒奖,“无论输赢,你都是我执教生涯里见过最出色的守门员。”
索科洛夫把手放在他肩上,轻拍了两下,止住所有不必要的宽慰,“我们需要那座奖杯。”
“阿廖沙——”
有人在扬声喊他的名字,他皱着眉毛应了一声,转身沿着人流走去。
瓦列里·洛巴诺夫斯基在他走进球员通道之前回过头最后看了他一眼。
索科洛夫正抱着胳膊不太愉快地应对医护人员喋喋不休的抱怨,那个叫萨利莫夫的年轻中场快步走到他身边,他把手臂亲昵地搭在他的肩膀上,侧过头和他说话。
对于一支球队而言,拥有一个比奔忙在球场上的其余十个球员还要出挑的门将或许原本就是一种讽刺。
也许是因为某种忽然自胸口翻腾的情绪,又或许是出于另一种叫人难以释怀的遗憾,某个短暂的瞬间,浮现在他脑海里的不止有1990年的阿列克谢·索科洛夫,还有1980年的基辅迪纳摩战舰。
乌克兰人抑制不住叹息地想。
如果索科洛夫能再早出生几年——
“我要是能再早出生几年……”安德烈·舍普琴科单手撑着下巴,用另一只手里的勺子百无聊赖地搅了搅碗里面的罗宋汤。
“小孩子家家的,说什么傻话。”舍普琴科太太把装着面包的餐盘摆放在餐桌上,屈指刮了刮他的鼻子。
“你不明白!最多六年,只要早上六年我就能和索科洛夫一起踢球了!”
“傻小子,再早六年我和你妈妈都还没来得及认识,哪里来的你。”舍普琴科先生放下报纸,含着方糖喝了一口茶。
“那不一样。”安德烈紧皱着眉毛嘟囔了几句,似乎想要反驳,但一时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出发点。
楼下响起了叮铃铃的单车铃声,舍普琴科太太往窗外看了一眼,微愣了一下,不太确定地念叨着一个名字。
男孩的耳朵敏锐地竖了起来,抽开椅子小跑着趴在窗台上探头往外看,随手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提着书包快步往玄关走去,“我吃饱了,我先出去一趟!”
“这孩子。”舍普琴科太太没忍住笑着摇了摇头。
舍普琴科先生揽着她的腰含笑地给了自己的妻子一个贴面吻,“男孩子活泼一点总不是坏事。”
安德烈·舍普琴科匆匆走下楼梯,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黑发男孩踩着单车在楼下等他,不耐烦地出声催促,“走快点儿,我下午还得去剧院搬东西。”
他把书包挂在扶手上,解开拴在脚踏车轮胎上的锁用力拍他的肩膀,“愿赌服输,这可是你说的。”
那个家伙似乎抱怨了几句什么,踩着踏板走到前面,安德烈用力蹬了几圈车轮,呼啦啦地紧跟在他身后,快乐的气氛从嘴角一直蔓延到眉梢。
前几天他们拿西德的那场半决赛打赌,对方选了西德获胜,其实黑头发倒也不是真的讨厌索科洛夫他们,只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儿总爱把目光投注在舍普琴科身上,他就存心要和他作对,真要说起来,他私下里收藏的有关索科洛夫的旧报纸比还要他多得多。
因为他父亲恰好在基辅开了一家报刊亭,黑头发一有空就会去废报堆里搜罗关于他的报道,在这个年头,这些老旧的体育报纸对像他们这样的男孩儿来说就是一笔不亚于游戏碟的宝贵财富——他就是他们枯燥生活里跌宕的英雄梦,任何一点相关的物件都值得细心珍藏。
有关比赛结果的赌约迫使黑头发不得不把自己辛苦收藏的报纸借给他看,不怪他在前面恹恹地瘪着嘴巴带路。
安德烈跟着黑头发把脚踏车停在一栋灰绿色的公寓楼下,等他抱着一本用纸皮做的厚皮书从楼上下来,不厌其烦地在他耳边说明那些关于爱惜书籍的注意事项。
“知道了,知道了——这东西过两天就还给你。”他整颗心都系挂在那本书上,男孩把厚皮书放进自行车前面的篮筐,打断他的嘱咐头也不回地冲他挥了挥手,也不知道究竟听进去了多少。
安德烈骑着单车飞快穿过一条小巷,经过老旧寓所皲裂破皮的墙面,碾碎枯叶风驰电掣地停进附近一座废弃的园区。
他随意找了一个干净的花坛坐下,迫不及待地翻开厚皮书的封皮,书册里按照年份错落有序的贴满了和索科洛夫有关的剪报——
首页的报道里描述,他出生在1966年的诺里尔斯克。
那是一座他从未听闻过的工业城市,位于北极圈以北250英里的冻土,远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的西北部、被环绕在叶尼塞河的下游东侧。一年的平均温度常常维持在零下﹣10℃,最低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零下﹣58℃,没有多余的陆路与附近的城市相连,要前往那座城市只有通过水路和航空。
报纸的扉页适时张贴出了一张索科洛夫小时候的黑白照片。
他穿着学校的制服,和其他孩子一起直视镜头露出板正的笑脸,脸颊两边随着动作浮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难免多出了一些属于孩童的青稚。
安德烈抓了抓头发,下意识地跟着他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笑脸。
他埋头翻到下一页,剪报上写,阿列克谢·索科洛夫在1978年因为父母工作变动的原因搬到了乌克兰。
因为洛巴诺夫斯基先生经年不懈的经营,乌克兰的足球氛围很浓,他也正是在这里被他的恩师发掘,但基辅迪纳摩彼时并没有看中这个只有十来岁的男孩,于是他辗转前往莫斯科,在那里渡过了漫长的青训生涯。
他的怒火最初正是来自他的来处——
诺里尔斯克实在是个过分偏僻神秘的城市,他们甚至不能确定那究竟是不是他刻意编撰出来的地名。
那些出生在莫斯科的同龄男孩不乏傲慢地嘲笑他的北方口音、嘲笑他是寒酸的乡巴佬,还给他起了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外号,于是索科洛夫把他们摁在地上,怒气冲冲地用拳头止住所有关乎于他的传言。
所有这些关于青训时期的报道只占据了不到一页的篇幅。
安德烈·舍普琴科往后看下去,后面大都是一些当时的比赛报道。
他把自己易怒的脾气延续到了球场,每个赛季都会拿到许多红黄牌,但那时媒体对他天赋的褒奖远大于对性情的贬低。
再下一面粘贴的是他正式进入职业联赛时的剪报,其中有很多最初都标注着“雅欣二代”的标题。
他们毫不吝惜溢美与偏爱,哪怕真理报尾页的含蓄期望在现在看来都显得尤其可爱——
这些人用近乎骄傲的口吻写,阿列克谢·索科洛夫是十月的儿子,是莫斯科斯巴达克的好同志,也是苏联足球可以预见的未来。
与有荣焉的快乐快要从嘴角溢出来,男孩继续翻看手里的剪贴簿,他的目光忽然停驻于其中一张用加粗的阿拉伯数字标明出年份的剪切页。
舍普琴科没由来的迟疑了一下,某种令人感到不安的预兆驱使他把报纸上的折页抚平。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发重大核泄漏事故,同年,阿列克谢·索科洛夫正式进入莫斯科斯巴达克一线队首发名单。”
“本报记者在事故相关逝世名单里找到了索科洛夫父亲的名字,经相关部门核实,死者的确是索科洛夫先生,他同时也是最早前负责处理泄露物质的工人之一……”
行道树的落叶随着一阵轻风纷纷扬扬的飘落下来,所有对索科洛夫的好奇与求知欲都在那一刻轰然褪去,安德烈·舍普琴科脑海里嗡嗡乱作一团。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
连续爆炸燃起致命的大火,大量高能辐射物质经随火焰带来的烟雾扩散到大气层,这些辐射尘涵盖了从俄罗斯、白俄罗斯到乌克兰的大面积区域,所释放出的辐射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后来的报道和介绍略缩成这段简短的文字,但他们的遭遇远不止这几句冰冷的结语。
1986年,舍普琴科一家还居住在黑海,直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他们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从德维基辅契纳逃到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
安德烈其实并不确定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母亲落在额前带着泪珠的吻、周围那些大人脸上不安的神情、街道上拥堵的车流、还有父亲肃穆而冷峻的面孔。他在嘈杂的汽笛声里和过去的朋友失散,而现在那些基辅迪纳摩的同龄人都喊他“经过核辐射的前锋”。
1986至1987也是索科洛夫风评最恶劣的两年,他酗酒、斗殴、屡次因为球场上的出格举动被足协处以禁赛的处罚,还用暴戾的脾气把更衣室搅得一团糟,甚至有球迷在球场外游行呼吁他滚出斯巴达克。
“Ятвойротебалнахуй.(艹你妈的)”他冷笑着推开凑到眼前的话筒,当着记者的面为那些反对他的球迷添了把火。
1988年,阿列克谢·索科洛夫在球队里的位置开始逐渐沦为替补。
安德烈·舍普琴科始终觉得他和他见过的所有球员都不一样,他那么直接、酷得要命,就像所有处在叛逆期的孩子都会喜欢的那些家伙。
但现在——所有这些孩子气的情绪都沉淀为了某种更为沉重的东西,他说不出来。
他只知道,那些灾难性的名词代表的不止是一串又一串经过缜密统计的受灾数字,还有千百个像索科洛夫父亲这样近在咫尺的受害者的死,千百个家庭的破灭,千百个命运的骤变。
普里皮亚季的微尘落在索科洛夫肩上,为他点燃不息的怒火,飘扬的余烬里残余着悲恸的底色,最终汇聚而成的却是浩荡广袤的洪流。
那句脏话不是直译,直译有点破坏气氛所以取了近似的说法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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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索科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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