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观澜的办公室在仁和行政楼的顶层。走廊里铺着地毯，踩上去声息全无，墙上挂着一排水墨花鸟，装裱考究，落款都是些叫得上名字的本地名家。空气里有消毒水的气味，被中央空调吹得薄了，混着一点若有若无的茶香。
秘书引徐维桢到门口，轻轻叩了两下，推开门，侧身让到一旁。
距离上次被取消的会面，已经过了五天。这一次，是程观澜的助理主动来电确认的时间。措辞客气，语气平稳，仿佛那场临时取消从未发生过。徐维桢没有追问原因。有些台阶，不需要知道怎么搭的，只需要知道它已经在那里，顺坡下反而更容易达成目标。
程观澜从办公桌后站起来。他没穿白大褂，只着一件深灰色的开司米开衫，里面是熨帖的白衬衫，领口松着一颗扣子，恰到好处的随意。窗外的天光从他背后漫进来，在他身后那张“杏林春暖”的牌匾上镀了一层淡金。
“徐律师，请坐。”他绕出办公桌，亲自拉开一把客椅，手势温文，像招待一位熟稔的后辈。
徐维桢依言坐下，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室内。办公桌左侧立着一只紫檀博古架，摆着几函线装医书和一只青花瓷瓶，插着两三枝干莲蓬，莲房空空的，像许多只哑了的眼睛。
程观澜坐回他对面，中间隔着一张矮茶几，上面搁着一套紫砂茶具。他提起茶壶，壶嘴探出一缕白气，茶汤注入杯中，是明前的龙井，色淡而清。
“上次的事，”程观澜将茶杯推到徐维桢面前，声音不高，语速也缓，“实在是抱歉得很。临时被叫去开那个学术会，推不掉。”
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徐维桢，目光里有一种诚恳的歉意，像是在说一件真正让他过意不去的事。
“学术优先，理解。”徐维桢微笑，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做停留。他知道这不是重点，程观澜不会为了道歉而主动约见。今天的会面，一定有别的原因。
程观澜微微摇头。“不是客套。”他停了停，自己却没有倒茶，只是将茶壶轻轻放回壶承上，那动作很慢，带着一种斟酌的分量。
“这件事，我想了想，”他说，“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说一声抱歉。”
徐维桢没有接话。他知道这时候的沉默比任何客套都有用。
“仁和这边的节奏，”程观澜抬手，指尖在茶几边缘轻轻叩了一下，“有时候确实太快了。快到自己人都觉得，有些该坐下来谈的事，也能等一等再说。”他抬起眼，看着徐维桢，“这是我的疏忽。你从B市过来，对这边的情况还在熟悉，我应该主动一点。”
这话说得很轻，但分量不轻。一个院士，一个在G市医疗系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对着一个刚来不到一个月的年轻律师，说“这是我的疏忽”。
徐维桢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了。“程教授太客气了。”他的声音平稳，不带多余的谦卑，“我是来做事的。需要沟通的时候能沟通上，就够了。”
程观澜看着他，似乎在掂量这句话的分寸。片刻后，他微微颔首，眉眼间那点紧绷的歉意松了些，换上一层近乎亲切的笑意。
“那就好。”他重新提起茶壶，这一次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张律师跟我提了，徐律师对林童那孩子的用药情况，有些专业上的关心。”
话题就这么自然地转过来了。道歉是铺垫，是为了让接下来的谈话，不显得像是在审问。
“是。”徐维桢也不绕弯子，“听说患者家属那边新找了一位律师，姓陆，在J省做过几个医疗纠纷的案子，风格比较……”他顿了顿，选了个中性的词，“主动。”
“主动？”程观澜重复了这个词，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那笑意没有温度，“张律师跟我说了。你是担心，安凝素那边，临床使用上有些环节，会被对方拿来借题发挥？”
“对。”徐维桢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一个表示专注但不具攻击性的姿态，“我做的不是医学判断，是法律风险预估。如果某些环节，比如知情同意书的签署、超适应症使用的审批流程这些地方存在哪怕程序上的瑕疵，对方就有做文章的余地。”
程观澜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用杯沿轻轻碰着下唇，目光越过徐维桢的肩膀，落在窗外那一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
“医学这行，”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有时候是跟死神赛跑。跑赢了，回头看，总会发现有些步子迈得不够规矩。”
他没有否认。他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徐维桢静静听着。
“规矩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可死神从来不守规矩。我们医生就是在跟死神交手，你说遇到这样不守规矩的对手，我们还怎么办呢？你比如说安凝素这个药，疗效是有的。”程观澜放下茶杯，手指在桌面轻轻敲了两下，“但从实验室到临床，从临床到进医保，每一步都是槛。有些槛，来不及等，只能先走起来，先跨过去，不然就会被绊倒。”他抬起眼，看着徐维桢，“这不是推卸责任，这是现实。”
“我理解。”徐维桢说。他没有追问“来不及等”具体指什么，也没有追问“先跨过去”留下了哪些痕迹。他现在确认了，这里确实有痕迹。
徐维桢迫切地想知道痕迹在哪里。
程观澜停顿了一下，像是斟酌措辞，又像是在给徐维桢时间消化这个信息，然后递给他一个文件夹，用一种盖棺定论的语气说：“说到底，还是文件管理的问题。负责那个环节的研究员，去年已经出国进修了。维桢，你应该清楚，这种规模的项目，完全避免技术细节上的疏忽并不现实。”
徐维桢接过文件夹翻开，里面是一份药监局备案版本的复印件，旁边贴了几张便签，标注着与内部版本在措辞上的几处差异。差异不大，但关键描述的确有微妙的偏移，负责人周远博的签名有些潦草。
他没有点破这个说辞的脆弱之处。程观澜愿意拿出这份文件，愿意承认“疏忽”，已经是底线。他不可能承认刻意的数据粉饰，更不可能承认超适应症推广。这是程观澜的防火墙，也是他愿意付出的筹码。
承认有错，但把错的层级别降到最低，把责任锁定在一个已经离开的人身上。不在场的人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对质，徐维桢深谙这一点。
“确实。”徐维桢合上文件夹，语气温和，“大型项目确实难免出现这类问题。关键是如何妥善处理后续。”
徐维桢知道，这是因为防火墙已经筑好，核心秘密保住了，程观澜现在需要谈的是代价。
程观澜看着他，目光里似乎有一丝审度。这个年轻人没有追问，没有露出任何想要追责的表情，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把收在鞘里的老刀。
“关于林童的家属，”程观澜打破沉默，开口语速平稳，“我个人的意见是，医院可以在人道主义的框架下，给予一定的关怀。毕竟孩子的情况，我们也很同情。”
“人道主义关怀”，这个词在谢屹的办公室里出现过，在张源潮的报告里出现过，现在又从程观澜口中说出。它像一个被反复传递的接力棒，每一次传递都在强调同一个核心：不给事实定性，只表达同情；不承认责任，只给予补偿。
“当然，这不是推诿，不是逃避，是在法律框架内，给一个合理的交代。金额方面，院里可以再商量。但前提是，”程观澜摘下眼镜，用衣角轻轻擦拭着镜片，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学者，而非一个在谈判桌上算计退路的操盘手，“家属要签署相关协议，确保就此了结，不再纠缠。”
句句不是推诿逃避，处处都是推诿逃避，两个人心知肚明。用钱能解决的事，就不该让它变成法律问题，对簿公堂就算赢了也不光彩，而律师有时候要起到一个破财消灾的作用。
“程教授放心。”他答道，“我们的建议也是以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给予患者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所有法律文书必须明确，这与责任赔付无关。”
“可以。”程观澜点头，“金额上，你们看着定。我只要结果。”
话说得这样干脆，倒让徐维桢有些微微的意外。他原以为还要再推几个来回。
“另外，”程观澜又开口，语气比刚才松了些，像是在说一件不那么要紧的事，“维桢，你在B市做的那几个药企合规项目，我略有耳闻。据说在药监那边，也积累了一些口碑？”
这问题问得随意，像是在夸人。
徐维桢答得也随意：“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能力有限，谈不上口碑。”
程观澜笑了笑，那笑意很淡，像是一杯茶放久了之后，水面最后一丝热气，“能力这东西，知道的人多了，就是资源；知道的人少了，就只是辛苦。你的口碑，知道的人不算少。”
他没有再问下去，徐维桢也没有再解释。但那句话悬在空气里，像一根被风吹起的蛛丝，看不见，却黏在了皮肤上。
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徐维桢起身告辞。程观澜送他到门口，临别时握了握手。
电梯门合上，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徐维桢靠在电梯壁上，闭了闭眼。
程观澜先道歉后交底，倒是让今天的谈话过于顺利了，唯一出其不意的那句关于药监部门的随口一问，问得太巧，巧到不像是随口。
徐维桢想起谢屹说过，程观澜在卫健委和药监局那边都有些说得上话的朋友。看来这位程教授，不只是在搞学术。
做学问的人一旦通了做官的门道，就比纯粹的官僚更危险，这种人有两层皮，哪层好看披哪层，画皮遮面，日子久了容易成精。
电梯降到大堂，他走出来。门诊大厅依然人声嘈杂，LED屏上，程观澜的头像依然挂着儒雅的微笑，下方字幕滚动着“年度慈善榜样”。徐维桢从屏幕下走过，没有抬头。
手机铃声响起，徐维桢打开一看，是柴科长秘书的消息，下午会面地点改为一家茶馆。
他摇头笑了笑，坐回车里。
G市这盘棋，有人下明子，有人走暗线，茶馆比办公室好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