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医院的电梯永远不够用。
沈行简到的时候比约定时间早了二十分钟。张源潮在电话里说“十点半,行政楼七楼小会议室,医调委的人过来,你作为患方代理也参加”,语气理所当然得像是在安排自己的秘书。
她没有拒绝的理由,林童案的材料在她手里压了太久,家属那边始终沉默,医调委的介入至少意味着这件事开始被摆到桌面上来了。
她在大堂站了片刻。LED屏还在播程观澜的头像,“年度慈善榜样”四个字在惨白的光里显得格外庄重。她移开目光,找到电梯,按了七楼。
七楼是行政办公区,走廊比楼下安静得多,地毯吞掉了脚步声。她找到了小会议室,门虚掩着,里面已经有人了。
“不好意思,是不是来早了?”她推门进去。
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深灰色夹克,胸口的工牌写着“G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姓陈,职位是调解员。另一个是个年轻女人,扎着低马尾,穿一件鹅黄色的针织衫,正低头翻手机,听见声音抬起头来。
“你是患方代理?”年轻女人站起来,笑了一下,“我们也刚到。陈老师来得早,我迟到了两分钟,被他念了一路。”
她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尾音上扬,带着一种不设防的爽利。她的工牌上写着“苏婉”,职位是调解员助理。
沈行简把公文包放到桌上,在她旁边坐下来。会议室的椅子是那种黑色网面转椅,坐垫已经塌了,她往前挪了挪,让自己坐得舒服些。
“沈行简。”她自我介绍。
“我知道。”苏婉说,“张律师之前发过材料,你的名字在上面。我叫苏婉,苏州的苏,婉转的婉。”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是弯着的,不是那种职业化的微笑,是真的觉得“婉转”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有点好笑。沈行简看着她,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多说几句话的人。
“你是医调委的?”她问。
“对。”苏婉把手里的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去年刚考的公务员,分到医调委。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坐办公室,结果现在天天坐办公室。”
“以前是做什么的?”
“学医的。”苏婉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像是在说“我欠了一屁股债”,认命,但不甘心。
沈行简的眉毛动了一下。
“G医科大学,”苏婉补充道,“本科读了五年,研究生又读了三年,八年抗战。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那天晚上,我跟我妈打电话说我不想当医生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那你这八年白读了’。”
“然后呢?”
“然后就考公了呗。”苏婉耸了耸肩,“我们那一届,三分之一考研,三分之一考公,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医院里熬着,等哪一天熬不住了再出来考公。你现在去问任何一个在读的医学生,毕业以后想干什么,十个有八个会跟你说‘不知道’,剩下两个会说‘考公’。”
陈姓调解员在旁边听了一会儿,这时插了一句:“小苏,你这嘴在单位里收着点,出来就收不住了。”
“陈老师,我这不是在跟同行交流嘛。”苏婉笑着回了一句,然后转向沈行简,压低了一点声音,但那个音量在安静的会议室里仍然清晰,“沈律师是学法律出身的吧?”
“嗯,法本,然后法考。”
“法考难吗?”苏婉问。她的表情是认真的,不是客套。
沈行简想了想,说:“难。但跟学医比,可能还是容易一些。你们要背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不能错。”
“对啊!”苏婉像是找到了知音,身体往沈行简这边倾了倾,“你们法律条文错了还能上诉,我们医学生要是把解剖结构背错了,那是要出人命的。你说法考难,我跟你说,法考的难度跟我们期末考试比起来,那就是——”她比了个手势,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留了一条缝,“这么点儿。”
沈行简被她这个动作逗笑了。
陈调解员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没有参与她们的话题,目光落在窗外。
苏婉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然后转回来,语气忽然低了一些:“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那一届,有一个学姐,研三的时候从宿舍楼楼顶……”
她停了一下,沈行简没有催促。
“就是压力太大了。”苏婉说,声音轻了,快得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但尾音里还有东西,“导师的项目做不完,论文被退回来改了七遍,实习医院的科室主任天天骂人,家里还出了点事。结果她没了以后,听说她妈妈一直在告,后来这阿姨好像出了车祸,这事才渐渐冷处理了。”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窗外的天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条一条的亮纹。苏婉低头看着自己扣在桌上的手机,手机壳是透明的,里面夹着一张拍立得,照片上几个人穿着学士服在笑,脸太小了,看不清谁是谁。
“所以你就考公了。”沈行简说。
苏婉抬起头,笑了一下。这个笑容跟刚才不一样,刚才的笑是往外放的,这个是往里收的,像把一件叠好的衣服放回衣柜里。
“对,考公了。”她说,“我现在的工作也挺好的,帮人家调解纠纷,不用值夜班,不用被主任骂,周末还能回我妈那儿吃顿饭。唯一不好的是——”她指了指自己的工牌,“调解员助理,不是调解员,得等前面的人退休了才能递补。陈老师,你什么时候退休来着?”
陈调解员眼皮都没抬:“还早。”
沈行简靠在椅背上,看着苏婉那张因为说话而微微泛红的脸,想起秦聿。一个从仁和跑到社区医院的社区医生,一个从医学院考到医调委的公务员,医学生就业范围确实广阔。
她想起自己当年,法考前的那个暑假,她蹭着学妹的学生卡,把自己关在学校图书馆里,每天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十点,中间只出去吃两顿饭,晚上回学校旁边的出租屋里接着学。
八月的G市热得像蒸笼,图书馆的空调坏过两次,维修工人拖了一周才来修。那一周她坐在自习室里,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滴在讲义上,把“刑诉解释”四个字洇成一团蓝色的墨迹。
那时候她想过放弃吗?想过。不止一次。有一天下午,她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手机上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家里打来的。她回过去,她妈在电话那头说:“你爸住院了,想问问你死哪去了。”
她挂了电话,在洗手间里哭了一场。出来的时候眼圈还是红的,对面座位的男生看了她一眼,默默把一包纸巾推过来。她说了声谢谢,翻开讲义,继续背“应当与可以的区别”。
“应当”是强制,“可以”是授权。她到现在都记得。
那段时间徐维桢打过一次电话。
他们已经分手了,按理来讲两人应该是互删,她删了他的联系方式,但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她的手机号码,也许是以前记在哪个本子上的,也许是问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也许没有删。晚上十点半,室友已经上床了,电话铃响的时候她正穿着睡衣在台灯下抄法条。
“喂。”
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她听见了他的声音,不是“你好”,不是“行简”,就是一个很短的、像是被人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音节,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延迟和细微的电流声。
“是我。”
她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
他说他在做一个课题,关于电商平台“杀熟”的法律定性,用了什么爬虫抓了哪些数据,读了哪些文献,问了哪些人,全都卡住了。他的语速比平时快,像是在赶时间,又像是不确定这通电话什么时候会被挂断。
她听着,手里的笔还停在法条的那一行,“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的“应当”旁边,她画了一个小小的三角符号。
她说了一些话。具体说了什么,她现在记不全了,大约是关于“场域”和“假设”的——不同的法律框架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你得先搞清楚这个行为发生在哪个场域,才能决定用哪一套假设来框它。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其实不是那些理论,是帕累托,是那个“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框架,法考训练出来的思维,沈行简即时实践了一下。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已经挂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谢谢”,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接着电话就断了。
她握着话筒站了几秒,把电话放回去,重新坐下来。台灯下的法条还在那一行,“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她盯着那个“应当”看了一会儿,然后翻到下一页,继续往下背。
那一页的内容她后来再也没有忘记过。
不是因为他,是因为她自己。是因为那通电话之后,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她可以在焦头烂额里、在法考的压力下、在出租屋里,接起一个已经分手的前男友的电话,然后说出那些让她自己都意外的、清晰的、系统的思考。
那些东西不是他教她的,不是课本教她的,是她自己这些年一本一本地读、一样一样地想、一个一个地推翻重来之后长出来的。它长在那里,不管她愿不愿意,不管她是不是在准备法考,也不管打电话来的人是谁。
那通电话之后她没有失眠,甚至比平时睡得还早。她把手机调成静音,关了台灯,在黑暗中躺了几分钟,然后翻了个身,很快就睡着了。
她没有梦到他。
“沈律师?”
苏婉的声音把她拉回来。
“想什么呢?”苏婉歪着头看她,马尾辫滑到肩膀前面,“眼睛都直了。”
“没什么。”沈行简笑了一下,用手指揉了揉眉心,“想起以前的事了。”
“法考的事?”
“差不多。”
“考过了吗?”
“考过了。”
“那你比我强。”苏婉说,“我考了四次公考才上岸。前两次脱产考,笔试都过了,面试被刷下来,第三次实在不敢脱产了,结果更惨,连面试都没进。”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叉。
“查完成绩那天我坐在出租屋里哭,我妈打来电话,听见我声音不对,问我怎么了。我说又没考上。她沉默了几秒,那种沉默我熟悉,是她脑子里正在飞快地组织语言,想把一句话说得既不伤我又能让我听进去。”
苏婉学着她妈妈的样子,微微眯起眼睛,语气放软了些:“‘要不别考了,你八年医科不能白读,回医院上班算了。’”
沈行简听到“八年医科不能白读”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
“我说不行,我都考了几年了,现在放弃那一年就白费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用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给小学生讲应用题的语气说,‘你这个叫沉没成本谬误,你一个学医的,在经济学的账上搞不过我的。’”
苏婉说到这里,自己先笑了。
“我说妈你是学什么的来着?她说,你姥姥当年供我读的经济系。我说哦。她说哦什么哦,回来上班。我说我再考一次。她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没再说别的。那一年我瘦了十五斤。”
她说“瘦了十五斤”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但沈行简注意到她画在桌面上的那个叉,指节用力的时候微微泛白。
陈调解员在一旁翻了翻手机,说:“张律师还要一会儿,路上堵车。”他把手机收进口袋,站起来,“我去趟洗手间。你们先聊。”
他走后,会议室里安静下来。苏婉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百无聊赖地用指尖在桌面上画圈。沈行简看了一眼时间,居然已经十点二十五,不知道张源潮是真的堵车还是故意的。
沈行简低下头,看着自己面前摊开的公文包。拉链已经修好了,她上周末找了个路边摊换了一条新的,花了十五块钱。棉线的痕迹不在了,但拉链头比原来的大一号,拉起来有点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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