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G市待了这么久，”王允仪没有看他，目光还在那幅德加的舞者上，“你觉得G市的官场是什么样的？”

徐维桢看了她一眼。这个问题来得突然，但也不是没有预兆。

“不太清楚。”他诚实地说。

“不清楚就对了。”她笑了一下，目光从舞者身上移开，走向下一幅画，是雷诺阿的《船上的午餐》，“清楚的人都已经不在G市了。”

她停在那幅画前。画上是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阳光透过帆布棚子洒下来，桌上摆着酒瓶和水果。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有人在笑，有人在看别处，有人在喝酒。看起来很热闹，但仔细看，没有谁在看谁。

“G市的官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她的声音不大，像在自言自语，“简单的是，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山头。卫健委、药监局、医保局，三家分治。卫健委管医院，药监局管药，医保局管钱。看起来各管各的，但其实拧在一起。就像这幅画，”她抬手指了指画面上那几个喝酒的人，“你看他们，围在一张桌子上，好像是一伙的。但每个人的眼睛看的方向都不一样，各怀心思。”

她转身走向另一幅画，莫奈的《干草垛》。画面很简单，就是一个麦垛，但光从不同的角度打上去，麦垛的颜色从金黄变成了暗紫，影子歪歪扭扭地拖在地上。

“仁和是哪边的？”徐维桢跟上去问。

“仁和？”她偏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目光又回到那个麦垛上，“仁和是所有人的。卫健委靠它出政绩，药监局靠它做标杆，医保局靠它控费用。谁都离不开它，所以谁都不敢动它。但也因为谁都离不开它，谁都想把它捏在自己手里。卫健委想让它听话，药监局想让它合规，医保局想让它省钱。这三家拧在一起，仁和就拧成了麻花。”

她顿了顿，手指轻轻点了点画面上那道歪扭的影子。

“你看这个影子。光是从一个方向来的，但影子是歪的。因为麦垛不是正的，光照上去就变了形。仁和也是一样。上面给的政策是正的，落下去就歪了。不是政策的问题，是仁和本身不直。”

徐维桢不敢苟同。

她停了一下，站在一幅画前面。这幅画很小，挂在角落里，画的是一个咖啡馆，几张桌子，几个模糊的人影，光线昏黄，像快要打烊了。她拿起手机拍了一张那幅咖啡馆的照片，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说上面不止一个声音，”徐维桢跟上去，忍不住问道，“是哪几个声音？”

王允仪没有马上回答。她走得很慢，像是在挑下一幅画，又像是在挑下一句话。

“我爸没跟我说那么多。”她说，“不过我自己猜，卫健委那边想保仁和，医保局那边想查仁和，药监局在中间，看谁赢。”

“你爸呢？”

“我爸？”她在一幅画前面停下来，看了两秒，又走了，“我爸在看。”

“看什么？”

“看谁会赢。”她说，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他不是不想站队，是不能站错队。站错了，他这辈子就白干了。”

徐维桢没有说话。他想起柴科长，想起谢屹，想起所有在这个案子里的人，都在看，都在等，都在算哪边会赢。王允仪说的不是G市的官场，她说的是一盘棋，所有人都是棋子，连王副厅长也是。

“那你呢？”他问。

“我？”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光，“我又不在棋盘上。我只是个看展的。”

她说完，转身继续往前走。徐维桢跟在她后面，展厅的灯光很暗，她的背影在光线里时明时暗，像一个在画里走动的人。他的脑子里那些安凝素、周远博、DRG的线条又开始转了起来。王允仪说的没错，棋盘上的人都在看谁会赢。

但他不一样，他不是在看，他已经坐在棋盘上了。他只是举棋不定，不知道下一步该落在哪里。一种莫名的恐慌和不安涌上心头，这时沈行简的眼睛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脑海。

沈行简的处境和他应该是一样的。

展厅的尽头有一幅很大的画，占了整整一面墙。画的是一片麦田，麦子已经黄了，天是蓝的，有几只乌鸦从麦田上空飞过。王允仪站在画前，没有拍照，也没有说话。她看了很久，久到徐维桢以为她忘了身边还有人。

“这幅，”她终于开口了，“是梵高的《麦田里的乌鸦》。他画完这幅画没多久就死了。”

徐维桢看着那幅画。天很蓝，麦田很黄，乌鸦很黑。颜色都很正，但放在一起，让人觉得不舒服。说不上哪里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你知道他为什么死吗？”她问。

“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她说，语气很平，平到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谁都没有关系的事实，“他活着的时候，一幅画都卖不出去。死了以后，每一幅都值几千万。”

她转过身，看着徐维桢。

“你觉得真的是因为他死了，所以才华被发现了吗？”

他没有回答。

王允仪笑了笑，自己回答道，“是因为他有个很有钱的亲戚，一直帮他收藏张罗着他的画，最后这些著作才有了出头之日。”

徐维桢看着她。她的眼睛在灯光下很亮，不是水光，是那种被什么东西烧过之后留下的亮。

展览小而精，博而雅，两个人也没费多久的功夫就看完了。

“走吧。”她没再多说，转身往出口走。

从美术馆出来的时候，阳光已经斜得厉害了，打在人身上不热，只是亮，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王允仪站在台阶上，把大衣裹紧。

“今天谢谢你。”她说。

“没什么。你回去好好复习法考的东西。知识也不是为了考试的，最后学进去，总是有价值。”

王允仪点了点头，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子。车窗落下来，她挥了一下手，“下次有好展，还找你。”

车开走了。尾灯在巷口闪了一下，拐弯，不见了。

徐维桢站在原地看着那辆白色的车消失在巷口，上面不止一个声音这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

不止一个声音意味着，既有人要保仁和，也有人要查仁和。王副厅长是站在哪一边的？他说“最近别跟她走太近”，是在撇清关系，还是在提醒他自保？

徐维桢回到律所的时候，走廊里没什么人。自己的办公室门关着，他推门进去，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电脑屏幕还亮着，是在去开调节会之前没关的页面，药监局官网，安凝素的备案文件。

他盯着那个页面看了几秒，然后翻开桌上的笔记本，在程观澜的名字下面写了一行字：上面不止一个声音。又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程观澜这个人的事情他暂时动不了，那是上层的事，上次见面该说的也说差不多了，这老狐狸也足够密不透风。他现在能碰的，就是安凝素的临床数据。如果他能拿到安凝素在仁和使用过的完整数据，就能知道林童是不是个案。

如果是个案的话，那可能是王允仪想多了，以一个医疗纠纷案的规模，不至于惊动到让王厅长都踌躇的地步，徐维桢也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安排处理这个案子。

但是如果不是个案，那这种规模性的问题就不是他能做的了，趁着现在还没涉入太深，跑路估计还来得及。数据在手，递给该递的人，金蝉脱壳后，剩下的就是上面的博弈。

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仁和医院医务处副主任，林主任。谢屹之前给他的资料里介绍过，云顶的时候徐维桢也扫了他一眼，四十多岁，圆脸，说话慢，每句话结尾都带着“嗯”字，像是不确定自己说的是对的。他存了这个号码，没打过。

他拨了出去。响了几声，接了。

“林主任您好，我是维衡律所的徐维桢，之前在云顶我们见过。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您。”

“徐律师，你好，你好。”林主任的声音还是那样，慢吞吞的，“你说，嗯。”

“关于仁和医院研究所一位叫周远博的研究员，您认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认识，嗯。但他去年已经离职了。”

“是离职还是出国进修？”

又沉默了两秒。“好像是……出国进修吧，嗯。具体我不太清楚，他不在我们医务处。”

“那您知道他走之前，有没有办过什么特殊的手续？比如档案移交之类的？”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重了一下，“徐律师，这个你最好问人事处，嗯。我不是很清楚。”

“那您知道人事处哪位同事经手过他的离职手续吗？”

沉默比前两次都长。徐维桢听见电话那头有翻纸的声音，很轻，像是不想让他听见。

“徐律师，”林主任的声音低了一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转给你们了吗？你问这些做什么？”

“常规的背景调查。”徐维桢说，“林主任，您不用紧张。我只是想确认一些公开信息。”

“我这边还有事，嗯。你问人事处吧。”

电话挂了。徐维桢把手机放下。林主任的反应不太对。一个医务处副主任，对一个已经离职一年的研究员，不应该有这么明显的回避。除非他知道什么，但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

他盯着这两行字看了一会儿。程观澜说周远博“出国进修”了。但如果他只是正常出国，林主任为什么不敢提？人事处为什么要经手他的离职手续？一个研究员的出国进修，不应该惊动人事处。除非他不是正常离职。

他拿起手机，给大学室友方远发了一条消息：“老方，你上次说你有个同学在仁和医务处？”

方远回得很快：“对，怎么了？”

“帮我问他一个事。仁和医院研究所一个叫周远博的人，去年离职的。他知不知道这个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方远回了个问号，然后说：“我问问。”

徐维桢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已经从桌面上退走了，白惨惨的光变成了灰白色。

他看着玻璃窗的水渍，脑子里在翻一个东西：如果周远博不是正常离职，那他是怎么走的？被调走了？被开除了？还是被人送走了？如果是被人送走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吗？

手机震了。方远发来一条消息：“我同学说，这个人走得很突然。去年七月份还在上班，八月份就不见了。没办离职手续，是人事处直接通知的。他的办公桌第二天就清空了，什么东西都没留下。”

徐维桢看着这条消息，手指快速翻到笔记本前面几页，那里记着DRG付费改革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去年初G市被列为试点，去年中旬开始监管，柴科长他们开始介入，去年底全面推开。

而周远博刚好就在去年中旬走得很突然，没办离职手续，人事处直接通知，办公桌第二天就清空了。

按照最坏的结果想，徐维桢脑海里出现一个大胆的推测。

安凝素的价格，一支就是几万，一个疗程下来几十万。在DRG的支付体系里，这种高价药对医院来说就是纯亏损，除非它能进医保。

医保目录的调整窗口每年只有一次。去年年底的窗口期，安凝素没有进去。下一次是今年年底。程观澜如果一定要赶上这个窗口，就必须在年底之前，用尽可能多的临床数据，证明安凝素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敲开医保的大门。

富贵险中求，这个想法让徐维桢不由打了个寒战。

徐维桢回复：“你同学有没有说，人事处把东西搬到哪里去了？”

方远回：“他说看到搬了几个纸箱子下楼，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徐维桢的手指停在了桌面上。周远博的东西被装进了纸箱子，箱子搬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如果那些箱子里或许有安凝素的临床数据，它们应该在某个地方。不是在仁和的档案室，就是在某个人的家里，或者已经在某个地方销毁了。

他给方远发了最后一条消息：“能不能帮我问问你同学，人事处那些纸箱子搬到哪里去了？”

方远回了一个问号，然后说：“我问问，不一定能问到。”

他放下手机，把笔记本合上。周远博这个人，他现在不知道如何能联系上。但他在国内留下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那些纸箱子，那个知情不敢说的林主任，那个帮他办手续的人事处员工，每一条线都是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在他手里，另一头在仁和的某个角落里，等着被拉出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白色的天。明天，他要去拉那根绳子。今天，先把能打的电话打完。

手机又震了。不是方远，是老赵，他在B市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周远博这个人，我查了一下。他确实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但我没找到他的直接联系方式，学校官网上的邮箱是通用的，发过去没人回。我有一个同学在那边做博后，我让他帮忙打听一下。有消息告诉你。”

他回复：“谢谢。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