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下午，冉砚在护士站偷偷摸摸地干了一件事。

她从包里掏出一块薄巧——就是那种超市里卖的、掰成小方块吃的薄片巧克力，她最喜欢的榛子口味。她妈每次寄来的零食包裹里必有这个，说是给她值夜班补充能量用的。

今天上午连做了两个患者的入院评估，中午又帮忙处理了一个躁狂发作的患者，她累得够呛，急需一点甜食来续命。

冉砚左右看了看，确认带教老师不在，迅速掰了一块塞进嘴里。浓郁的巧克力味在舌尖化开，她幸福得眯起了眼睛，脚在桌子底下晃来晃去。

就在她准备掰第二块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在吃什么？”

冉砚吓得差点把整块巧克力扔出去。

她猛地回头，看到谢屿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病房里出来了，正站在护士站的台面前，微微歪着头看她。

这是他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主动走出病房。

也是他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

“你、你怎么出来了？”冉砚慌乱地把巧克力藏到背后，试图摆出一副专业护士的严肃表情，但她嘴角还沾着一小块巧克力屑，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

谢屿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藏在背后的手上，再移回她脸上，眉梢微微挑了一下。

冉砚觉得那个眼神翻译过来就是——“我都看见了，别藏了”。

“是巧克力。”她破罐子破摔，把背后的手伸出来，露出一块已经被她掰了一半的榛子薄巧，“你想吃吗？”

谢屿看了一眼那块巧克力，没有说话。

冉砚以为他是不好意思，于是非常大方地掰了一半递给他：“拿着呀，这个超好吃的，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块，心情就好了。”

她说话的语气像在哄小孩。

谢屿接过那半块巧克力，低头看了看。薄薄的巧克力片在他修长的指尖显得有些迷你，上面还留着冉砚掰开时留下的不规则的锯齿边缘。

他咬了一口。

冉砚期待地看着他：“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

谢屿慢慢地嚼完嘴里的巧克力，点了点头：“嗯，很甜。”

冉砚满意地笑了，酒窝又跑了出来：“我就说吧！下次我再带别的口味给你尝，还有牛奶味的和抹茶味的，都好吃。”

谢屿看着她笑起来的样子，忽然觉得嘴里的巧克力确实比想象中要甜。

从那天开始，冉砚每天都会偷偷带一点零食来分给他。有时候是一块饼干，有时候是一颗糖，有时候是半包薯片。东西都不多，刚好够两个人分着吃完。

护士站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异常——冉砚往VIP病房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以前她一天就去三四次，现在恨不得一个小时跑一趟，每次进去都能待好久。

“小冉啊，”带教老师王姐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你对VIP病房那位是不是有点太上心了？”

冉砚心里一跳，面上强装镇定：“没有啊，我就是正常护理。”

王姐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正常护理不包括每天陪患者聊天半小时。”

冉砚的脸“腾”地红了。

“我不是陪他聊天，我是在做心理疏导。”她嘴硬地辩解，“护理心理学上说了，跟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有助于康复。”

王姐嗤笑一声：“行，你继续疏导。但我提醒你啊，别忘了你的身份，也别忘了他的身份。实习生跟精神病患者谈恋爱，这事儿传出去，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我没跟他谈恋爱！”冉砚急得声音都变了。

王姐摆摆手，一副“我懂的”表情，转身走了。

冉砚站在原地，心跳得厉害。她告诉自己这是因为被冤枉了，但心底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问她：你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吗？

她没有回答那个声音。

当天下午，冉砚照常去给谢屿做生命体征监测。量血压的时候，她一边给袖带充气，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之前在英国学的什么专业？”

“工商管理。”谢屿配合地把手臂伸平，让她绑袖带。

冉砚“哇”了一声，一边看着血压计的数值一边说：“那你是富二代啊？出国学工商管理，回来继承家业的那种？”

谢屿沉默了一下，说：“差不多。”

“那你要是不住院的话，现在应该在做什么？”

谢屿低头看着正在认真记录血压数值的冉砚，她的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鼻尖上还有一层细细的薄汗——她刚从普通病区帮完忙回来，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就来给他做检查了。

“应该是在医院。”他说。

冉砚抬起头：“医院？”

“我父亲的医院。”谢屿的声音低沉而平缓，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他是上个月十七号出的车祸，颅内出血，手术后一直住在ICU。我从英国飞了十三个小时回来，下飞机后坐车去医院，路上被拦下来，然后就被送到了这里。”

冉砚攥着血压记录本的手指收紧了一些。

“你继母……”她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谢屿靠在椅背上，目光看向窗外。傍晚的天空被夕阳烧成了一片橙红色，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我父亲昏迷不醒，公司的控制权就落到了董事会手里。按照规定，他无法履职期间，应该由直系亲属代为行使表决权。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按照继承法和公司章程，我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他的语速不快，像是在给冉砚上课，“但我继母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她才是那个应该接管一切的人。”

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丝冷淡的笑意：“所以她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我‘不适宜’行使权力的理由。还有什么比‘精神病人’更合适的？”

冉砚听得心里发凉。

“那你妈妈那边……”她忽然想起来他之前提过的，“你说你外公那边有实力，不能联系他们吗？”

“我母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世了。”谢屿的声音低了下去，但语气依然平静，“她去世后，我父亲和我外公那边的关系就淡了很多。这些年我在英国读书，和他们的联系也不多。事发突然，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他们，手机就被收走了。”

他看了一眼枕头下面的方向：“这部手机是住院第二天，一位我父亲的旧部下偷偷塞给我的。但这里信号被屏蔽了大部分，只能偶尔连上网，打不出电话。”

冉砚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夕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病房里没有开灯，光线渐渐暗了下来。谢屿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一双眼睛还在发亮，像是被压在深海底部的两簇冷火。

“你打算怎么办？”冉砚问。

“等。”谢屿说，“我继母以为把我关在这里就能万事大吉，但她忘了一件事——股东大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下一次就在半个月后。如果我到时候还不能出现在会上，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一切。所以她一定会在这半个月内有所行动，只要她动，就会露出破绽。”

冉砚听着他条理清晰地分析局势，忽然觉得有些恍惚。眼前这个冷静、理智、思维缜密的男人，和病历上那个“重度抑郁、有自杀倾向”的诊断，简直像是两个平行世界里的人。

“你怕不怕？”她忽然问了一句很蠢的话。

谢屿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怕。”

冉砚愣住了。她没想到他会这么坦诚。

“怕我父亲醒不过来，怕我出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怕我母亲留下的东西被那个女人毁掉。”他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病房里，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进了冉砚的耳朵里，“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因为只要我表现出一点软弱，她就会抓住机会彻底把我毁掉。”

冉砚看着他，忽然觉得心口有点发酸。

这个男人被关在这个地方，每一天都在被人监视、被人喂药、被人当成精神病对待。他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人可以倾诉，只能一个人坐在窗边，用平静的表情把所有的愤怒和恐惧都压在最深的地方。

“谢屿，”冉砚忽然站起来，用一种近乎郑重的语气说，“从现在开始，我会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