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当晾干的木耳攒够六公斤时，姜道隐把它们分成六个蛇皮口袋装了，又因为害怕挤碎，他又把这六只口袋小心放进两只大杉木箱子里。

然后他一手拎一只木箱，拴到他的棕马背上，牵着马走到山脚下的土路边，我站在路基下的沼泽中，一直目送一人一马远去，直到消失在山路拐弯处。

下一趟山，来回得用马，那么木耳又能卖多少钱？问题是木耳能卖出去吗？离庄廓最近的聚居点是距此几十公里处的“桥头”。那一带只住着有限的几户看林场的，他们需要木耳吗？

那天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虽然他不在的时候很忐忑，但还是像平时一样让胖管家锁好大门，让侍从们早早熄了马灯，铺床睡觉，自己也回到薛家四合院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正在丫鬟们的服侍下梳洗打扮，这时却听到姜道隐叫她的声音，想不到他居然在这个时候过来了。

六公斤木耳卖了出去，一公斤五个茂哈，换算约为二千五百钱，一共五两银子。

刚开始时，的确和我想的一样，没人觉得这木耳有什么特别，也没人觉得有非买不可的必要。姜道隐很失望，甚至难过，白花了马的运力和采木耳的精力。

于是他就坐在桥头边上的路口上等待回来的顺路马车或者牛车，等了一下午也没有一辆车路过。傍晚时分，突然跑来一个人到桥边找到他，一口气买下四公斤。他是看守林场的，当姜道隐离开桥头后，大家都开始议论“一个哈萨克小伙子刚刚来卖野木耳”的事，他听说后便立刻找了过来。大约那人知道木耳的事情并了解它的好处吧，幸好一直都没有车，姜道隐还没来得及走掉。

姜道隐热情地帮他把木耳送到家，那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买主，那个人又把剩下的两公斤也买下了。

姜道隐得意坏了，高兴得简直想步行几十公里山路回家，但当时已经很晚了，就把两个木箱都送给买主，自己高高兴兴骑着马往庄廓里奔。

那个夏天突然漫长起来，我不知道他究竟弄了多少木耳，我让伙房做木耳炒山药，连西饶和索朗都争先恐后地品尝，央金则帮姜道隐照顾生意。

那时我已经很熟悉这门生意了，就教导央金，央金学得很认真，用手一摸，就能判断出是几成干，然后估出皆大欢喜的收购价。

来卖木耳的大多是小孩子，每人出手的数量也不多，都是用手帕包住的一小团，自从发现“拿布香茂”这条财路后，就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地钓鱼卖钱了。

卖木耳的牧人里有个叫根呷的，虽然不像小孩子们那样来得勤，但每一次，都会送来一大包，远远超过其他前来卖木耳的牧人，估计他放羊的那片山头木耳一定很多。姜道隐就千方百计套问他们家帐房扎在哪一块，但根呷的回答很让人失望，骑马的话，离这里还有四个钟头的路程。

我们都很喜欢根呷，他是一个诚实温和的牧人，而且总是很信任我们，无论付给他多少钱都很满意。大概根呷也从来没指望过这种野生的，如同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能发什么财，只当是意外的收入而已吧。

虽然木耳这么能赚钱，但姜道隐却说服不了更多的人干这个了。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里来的次仁打猎回来，恰好路过。他背上扛着一头野猪似的动物，掉转马头，过来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啰哩啰嗦解释了半天，他又问：“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又很努力地解释了一会儿。

“哦，我们那里多得很呢，价格又比不上虫草。”

姜道隐一直竖着耳朵偷听，闻言大喜，让次仁下次多带点来，然后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这小子听了只是用鼻子哼了个“不”字，说：“这样的事情，还是让孩子们去玩吧。”

然后打马走了，气的姜道隐大骂他没良心。

据说在更早的时候，青海有一个传统礼俗是：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驴，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的，是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来谋取额外利益。也就是说，要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门了，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买羊的话，出再多的钱也不会卖。

虽然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一统时代的冲击下早就所剩无几了，但那种忍抑**的古老精神是不是仍然不着痕迹地深埋在这个民族的心灵中？

有一则近些年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到夏牧场收购活羊的商人，看中了一家牧人的一头大尾羊，但报出的价格主人不满意，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双方都不松口，商人只好留宿一夜，隔天再启程。结果到了晚宴时，主人直接就把那只被争执了一整天的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姜道隐每攒够一定数量的木耳，就叫上几个侍从一起下山一次，那时候几乎桥头的所有人都知道在湟中有个哈萨克小伙子能弄到真正的野木耳。

所以每到他下山的那一天，买木耳的人闻风而至，到后来简直是跟抢一样，抢不到的人就四处打听，不辞辛苦找到庄廓购买，后来木耳就涨到了十个茂哈一公斤。

那时候，除了他们以外，另外又有一些汉人也开始专门采木耳出售了。如伐木的，采云母矿的，还有一些看守林场和草料场的。

开始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往林子里到处瞅瞅，好赚个零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秋天，采木耳的人每天都能碰到一两个，挎着编织袋，穿着谢公屐。至于他们采过的痕迹，更是伴随着编织袋的碎布片满了这附近的每一片林子。

编织袋也是进入大山的新事物之一，这种不起眼的手工袋子实在太适用于采木耳了。轻巧易携、容量大，并不需要有多么结实，又很便宜的，用坏了就随手扔弃再重买一个。

而这便宜的东西哪里经得起原先的生活呢？那些羊毛捻线、煮染漂色后编织的褡裢，有精美对称的图案，像装饰品似的稳妥置放在屋里，以很多年、很多年的时光，与碉房主人相耗持着，充满了记忆一般存在于生活的角落之中……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使用吧？

到了如今，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特别是年轻人，谁不想出去呢？去到更丰富更热闹的世界里以寻求生活的另外可能性。种地又辛苦，又寂寞，春耕秋收，岁月无边。

尤其当那么多的身边熟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村庄里空空荡荡，旧房子歪斜在老林里，老人去世，孩子离家，剩下的人在漆黑无边的夜里独自面对着墙上悬挂的家谱，是不是渐渐地也萌生起离开的想法了？

可是我，却是经过漫长繁华的历程，来到了和外祖母的家乡一样偏远孤僻的青藏高原。

德吉在秋末来交秋粮和租子的时候，一听说到木耳的事，便立刻踌躇满志起来，兴致勃勃地也要加入以姜道隐为首的探险。

这一年我们上山之前，花了很长时间为木耳的事做了各种各样的考虑和准备。既然人手多了，就可以让洛桑、西饶、南卡和我守着庄廓，姜道隐、索朗、旦增、央金专门去弄木耳。为此姜道隐还央求我，让我专门将糊在西宁大臣衙门府的一张地形图拓下来，狠狠研究了一遍。

而且我依旧要负责买卖交易的对账、收支工作，想到这儿，我的太阳穴就隐隐作痛。

因为头一年卖木耳卖出了名，以至于这次上山前，好多人都到庄廓来打招呼，要我们下山后一定得至少留一公斤木耳给他。

木耳的消息怎么就一下子传播得这么快呢？可能它真的是好东西吧，可是它的好处能有多少呢？那些人大量买下了木耳，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因此木耳除了好吃以外，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虽然那么多的木耳都是通过我们的双手进入人间世界的，但是我们多么不了解它呀，我们也许清楚它的来处，无论是再秘密的藏身之地也能被人发现，却永远不能知晓它以后的漫长命运。不过这并不重要。

因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于是我便婉拒了一些求购者，他们急了，于是抬高价钱，我也顺势涨了上去，涨到了十五个茂哈一公斤。后来根本就是在拍卖了，谁出的价高就给谁。

风源源不绝地吹，木耳神秘的菌种在空气中没日没夜地传播，在庄廓之外，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了。在夏牧场，庄廓邻居那家医治动物的人家也开始挂起招牌收购木耳，而且价格比他们喊得高。

更让人生气的是，我们的价格每每一跟上去，邻居立马就涨，搞得跟打仗似的，渐渐地我们斗不过邻居了，于是再也没有小孩子揣着手帕上门。不过这也没关系，除了收购，我们大部分木耳还是出在自己手上的。

因为毕竟这活干得早，比起那些跑到山里瞎碰运气，只知道一个林子挨一个林子到处乱跑乱撞的采木耳的人来说，姜道隐对这片山野更熟悉一些，更有把握一些，每天的收获当然更多一些，至少比正经经营官寨赚的钱多。

而且像根呷这样的老朋友，每次来了，也只往庄廓送，似乎有了感情似的。而且到底是我们在这一带名声更响，没有人不知道这里有个“游手好闲的哈萨克小伙子”。

西饶和索朗似乎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从官僚资本的角度压制别人的生意，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借助他们阿爸在藏区的特权，搞一搞小型的木耳生意垄断还是不成问题的。

姜道隐还有一招最绝，就是背着秤进林子，要是在林子碰到采木耳的牧羊人，当场就给截住称一称收购了。

采木耳的队伍里，最厉害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被派来青海垦田的农人的家属，天遥地远离开故乡，跟着男人背着孩子几番周折来到西宁。有时候也跟着男人们干些力气活，但更多的时候根本找不到活干，只好努力地照顾家人。

这些女人们疯了一样能吃苦，她们揣几张饼，头上裹着厚实的花头巾，带着一只天大的包袱就敢进林子。而且一进去就好几天不出来，晚上把头巾解下来，往结满冰霜的草窝里一铺，裹着氆氇袄子躺倒，一晚上就捱过去了。

不像姜道隐他们，早上去出，晚上回庄廓，走也走不了多远，去到的也都是几天前去过的地方，采摘的也只是这两天新长出来的。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采木耳的人一多，它的生长就根本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

姜道隐决定不和他们争，他要去一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有一天，等根呷再来时，他俩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于是等下一次根呷再来时就多牵了一匹马，姜道隐、索朗和旦增带着我提供的一匹大红色斗鸡纹广缎、一匹红底龟背如意纹妆花缎作为礼物跟着去了。

根呷家的碉房孤独地建在后山一带的边境线上，那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迹罕至”。林子更深密浓稠一些，他们带去的几只编织袋都满了，因为塞得太紧，还捂坏了很多。那一次是他们采木耳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

但没过多久，姜道隐新开拓出来的阵地又给攻下了——第二次他们俩再去时，发现那里也开始有人在活动了，野地里四处都有驻扎的痕迹。他们能去到的林子，能发现的倒木，都留下了刀子剜过的印记，于是那一次根本就是空手而返。

姜道隐真恨不得跑到西藏去找，看还有没有人跟他争这碗饭。

在等待他们回来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和西饶、南卡还有洛桑一起站在门口的草地上，遥望四面群山，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

想象那些我尚不曾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在他们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并因此对他们隐蔽了某种强大的力量，那会是什么力量呢？

这时，远处有人群影影绰绰地过来了，我又看了好一会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走到近前，疲惫不堪，背上背的行李破旧庞大。他们来庄廓讨了火折子，然后用纸把火折子包好，小心地揣进贴身内衣的口袋。

我目送他们远去，他们因深藏着一匣火折子，而在身影中窜动着火苗。他们去向的地方肯定不是我所知道的这山野里的某处，而是与山野无关的，仅仅只是有木耳的地方。

就在那一年，据说甘肃一带闹旱灾，很多内地农民涌入青海讨生活，湟中也来了很多，那些遭过天灾的人和其他的打工者很不一样，他们远离人群，从不和藏区牧民、甚至汉区的农民有任何往来。甚至都不到深山聚居点的长街买东西，不在酒馆和茶坊吃饭。

他们随身背着铺盖铁锅，扛着干粮，成群结队绕过帐篷和毡房，远远地走着。过很久之后，还会再远远地出现一次，还是随身背着铺盖，扛着塌下去一大半的装炊饼的包袱，成群结队往回走。我永远搞不清楚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如何维持生活。

那时候，只要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都在以采木耳为副业了，后来又有大量的人开始以之为主业，木耳明显减少了。于是除了采木耳以外，他们又开始挖党参、挖虫草、挖昆仑玉，只要是能卖到钱的东西都不顾一切地掠夺。弄得山脚下、森林边处处草翻泥涌，四处狼藉。

藏区牧民很不高兴，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来不伤害牧草，牛羊可以随便吃，但人却不允许乱拔的。于是，由于破坏草场植被而引起的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有人开始偷偷摸摸打野味下山卖了，还有人背了火筒进山找野海子炸鱼。粗暴地使用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进行无止境的掠夺，是很不公平的事情。而安多牧人虽然也有自己的猎人，但他们总是严格遵循野生动物繁殖规律进行着狩猎行为，他们敬畏万物。

他们的古老的礼俗中有一条是：不能食用游鱼和鸟禽，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为食物，哪里像眼下这些人这般肆无忌惮？

也许正因为藏族牧人们与周遭环境平等共处，才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生存了千百年，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又能在其中维持多少年。

这原本天遥地远、远离世事的山野，突然部敞开了似的，哑口无言。

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之上。抬头看，天空仍是蓝汪汪的，似乎手指一触动便会有涟漪荡开，四野悄寂，风和河流的声音如此清晰。

更多的外地人和县里的地痞流氓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纷纷打听木耳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毫不犹豫地扛着行囊投入山野。

当年秋天下山时，木耳已卖到三十个茂哈，刚入冬，就涨到三十五个茂哈。

虽然价格涨了两三倍，但和去年相比，木耳的出售量猛地降了下来。到头来赚到的数字和人们年初预想的大不一样，这令姜道隐很不甘心，他想来想去，决定避开所有人，要在冬天进山采摘。

冬天四处冰天雪地的，山脚积雪厚达十几米，道路完阻断。况且那么冷，木耳早已停止了生长，但总会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最后一批骚扰的人们走之后，在最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可能还会长出一些。下大雪后，又被冻结在木头上，深埋在雪窝子里。

姜道隐很聪明，他不动声色，等所有人都从采木耳的狂热和遗憾中平复下来后，他才和索朗悄悄动身。临走时嘱咐其他人，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他俩到官府告状去了。

结果，直到他们两个回来为止，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他们的突然消失稍有好奇的，想来索朗也和他阿妈说明了情况，季氏也没来问过。

倒是我很有礼貌地询问了一下邻居夫妻俩的情况，则一律被告之：“到官府告状去了。”

姜道隐他俩单独去的，回来却是和一大群人结伴而行。

那时他们已经出去十多天了，姜道隐的脸都冻烂了，手上是冻疮，肿肿的，裂了血淋淋的口子。

晚膳的时候，他们才把收获的木耳拿出来给我们看，很少很少，看得令人心酸。

当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从高山上坐在雪上顺斜坡滑下，半途被冰雪下埋藏的一块石头狠狠颠了一下，一头栽在雪堆中拔不出来；当他们刨开倒木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找；当他们天黑后走很远的路都找不到一个干燥而避风的地方过夜。

我第八次劝姜道隐：“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劳心费力地靠木耳赚钱，庄廓正常运行的钱还是掏得起的，这个月月例我照常给你，你别去捣鼓那东西了，行不行？”

姜道隐这回犹豫了几秒，还是拒绝了，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自己做起一门活计，自己赚大钱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