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马涛心里明白着呢，他手底下那些人没少在钱上糊弄他，不想让庞健掺乎进来，也是因为他心虚。这倒不是他傻，或者心甘情愿的让这些人糊弄，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他从一个最底层的镖师，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又没什么机会跟在卓立仁身边，学习怎么管理这么大的一个青帮。

如今的他手底下上千人，五行八做三教九流，天天日进斗金，他早就力不从心疲于应对，对于那些青帮弟子，除了依靠青帮的江湖规矩，除了让他们从自己这里得到好处，他也真没什么好办法，保持他们的忠心和服从。

问题是庞健不听他的，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些人还真是不给他争气。庞健带着人这么一查，处处都是漏洞，人人都有毛病，马涛手下的四梁八柱一个也没跑了。

特别是原来管账的那个刘寺庵的庵主，通过做假账报花账的手法，他一个人贪污的钱就超过了十万大洋，别的人还有没查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这个家伙还跑了，钱也没追回来，弄得马涛灰头土脸的。

可是这些事情跟黄金荣带来的麻烦一比就不算什么了，被法租界巡捕房扣押的货物，价值超过了20万大洋，东西拿不回来，这个损失不是马涛能担待得了的，关键是租界巡捕房还不依不饶的，想解决问题，除非是马涛出面摆酒赔罪，每个月的份子钱还要翻番才行。

看着愁眉苦脸的马涛，卓立仁的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无奈，给了他那么多的支持和帮助，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就算是对手是未来的上海滩老大，现在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探目，人家一出手就把你拿捏得死死的，还要来哀求师傅出面，看起来有些事情还真是勉强不来。

仔细问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卓立仁没有当面责怪马涛的无能，还笑呵呵的安慰了他几句，说了几句胜败乃兵家常事之类的话，他自己也得想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就让他先回去了。

马涛离开之后，卓立仁把何大勇叫了进来，小声吩咐了他几句，何大勇急匆匆的也走了。卓立仁跟**继续聊工会的筹备事宜，有了马涛的例子，卓立仁觉得自己以后在处理具体事情时，应该对**和马涛他们多加解释和说明，不仅要让他们明白怎么办，还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这么办，才能帮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他对**和马涛的看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的位置和作用不可替代，又是自己的准岳父，马涛就不一样了，这么几年功夫，他就把青帮带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手里近千人马，可用资金无数，法租界一个小小的探目就让他麻了爪。

其实说到底，还是从骨子里就惧怕洋人，还把自己和青帮都变成了整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对手，也给卓立仁带来了后患无穷的麻烦，卓立仁已经开始在心里考虑，有没有可以代替的人选。

只是马涛的气候已成，收了一大批徒弟，也就有了一批死党，马涛手里除了青帮，还有一个义社，表面上是两副招牌，其实就是一套人马，卓立仁得考虑如何处理，才能不出乱子。

吃完饭的时候，何大勇把庞健找来了，吃过晚饭，**有事先走了，卓立仁和庞健聊了一会查账的事，庞健告诉卓立仁，他只查了过去半年的账，已经发现了二十几万大洋的亏空，还不算马涛违背卓立仁当初的禁令，喝花酒包戏子这些额外的花销。

通过查账还发现，马涛私自截留青帮的一部分收入，在外边偷着给自己置办了一处宅子，把一个从青楼里赎出来的相好安置其中，至于账货不符，甚至进出故意不上账的比比皆是，整个账目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庞健现在一看马涛那些账本就头疼，马涛手底下，就没一个明白人能按规矩记账的，所有的账本都是一团乱麻，要说好处也不是没有，除了原来掌管刘寺庵的那个家伙，剩下这些人压根就不知道，怎么通过账本作假骗人。

这种情况查起来反倒简单多了，把进出的货单与账本，还有码头上船下船的装箱单，三下里往一起一对，基本上一查一个准。

按照庞健的估计，过去四年里，对不上账的钱数至少小一百万，其中多数恐怕都找不回来了，尤其是这几年，马涛已经习惯了一掷千金的老大气派，打赏手下经常出手豪阔数额惊人，上个月一个人拜他做‘老头子’（师傅），他给的赏金居然比人家孝敬给他的多出去一倍，庞健听说，那个人在正常的‘孝敬’之外，还给马涛送去了一个‘扬州瘦马’。

卓立仁当然知道，这个所谓的‘扬州瘦马’是什么意思，明清以来，以扬州为代表的江南官场和富人阶层中，特别流行的一种恶习，专门把年幼的穷人家女孩买回来，经过了极其严格的培训之后，专门奉献或者卖给官员富商做妾侍，其实就是他们的玩物罢了，是那个年代里对女性的摧残和虐待。

马涛居然连这种恶习都染上了，还拿帮里的钱财赏赐那个‘孝敬’他的人，上行下效，他把青帮带到现在这个样子，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想到了自己下山前师傅的话：‘酒色财气四把刀’，再想想自己，这几年来夙夜匪懈，不敢稍有放纵，还不是因为有着那个无比艰难危险的目标，在前边召唤着自己。

但那只是自己的目标，不可能是自己身边所有的人的共同目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都是如此，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是可遇不可求的。

马涛这样的江湖草莽，心里想的恐怕还是给自己弄一些好处，像金明那样，愿意为了大家的利益舍弃自己的，毕竟还是很少的，更多的人不过是在一段时间，或者是一段路上的同行者，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起走到最后的。

卓立仁的心里充满了感慨，不由得想到了后来的穷人党，穷人党的发展历程极为艰难坎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原来的旧体制被打破之后，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所有的人对现实都不满意，都想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为自己，也为自己的阶级争取最大的利益。

而通往胜利的路似乎有千万条，没人知道真正正确的路到底是哪一条，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希望别人按照自己的路一起走，成功几率就会大一些，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

也有一些人慢慢的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了改革派或者旁观者，甚至是反对派，应该说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种人或者说现象，绝对是卓立仁深恶痛绝的，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来消灭与自己意见不同，或者相反的同志。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改革不足以实现其目的，还是革命来的更痛快一点，或者是因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自然而然的就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有些人就把这种从□□上消灭的办法，从对付敌人，进而扩大引申到自己的同志身上。

只要是与他的想法不一样，动辄喊打喊杀，穷人党的历史上，这种骨肉相残，甚至自相残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是从头到尾的，伴随了整个发展的历史进程。被杀掉的，往往都是那些有着独立思考能力、非常优秀的指挥员。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人的想法往往不符合某些领导者的意志，不会人云亦云的去附和领导者。对自己的同志下手最狠的，自然首推张国焘，几乎以一己之力，毁掉了整个鄂豫皖根据地。

这种人最大的危害在于，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着就连敌人都做不到的事，大规模的屠杀革命队伍里的高级指挥员，对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远比敌人更加巨大，这种自相残杀最大的恶果，是动摇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革命意志，把队伍里占相当数量的那一部分人从革命同志变成了旁观者，甚至是敌人。

红色太祖认为，不管分歧多大，只要是赞成革命的人，哪怕是选择的道路不同，都应该团结起来，不管历史证明谁的选择正确，总会走到一起来的。他老人家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人的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就再也长不起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红色太祖在党内军内都有极高的威望，并且能够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原因之一——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挽救了红军，非常重要的是手上没有自己同志的血，挽救了很多同志的生命。

卓立仁不是没想过，通过提前安排人，进入革命队伍里边，利用自己上一辈子里的那些记忆，帮助红军在革命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直接一些，可是想到那一次又一次，极其残酷的‘肃反’和‘□□’，他是真的没有把握，让自己安排进去的人能够躲过这些政治运动。

他自己也在那个特殊时期里‘重生’了，其实以他的经验还有阅历，还没到真正走投无路的地步，想找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隐姓埋名的生活下去，还是比较容易的。之所以失去了继续坚持的意志，主要还是他觉得没希望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