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一早,临川县西郊姚家坝路边全是冻硬的车辙。
这地方离县城不算远,骑车二十多分钟,可气息已经不一样了。沿路是低矮菜地、碎石路和几间砖瓦房,冬天的烟从灶房里一股股冒出来,鸡在院边啄土,谁家狗一叫,整条巷子都跟着有动静。许薇薇没带太多人,只带了冯师傅和那只从旧车间拿出来的封蜡药瓶。
姚家院门口挂着褪色门帘,昨天堵厂门的老太太早就在院里等着,身上还是那件深色棉袄,像一夜没怎么睡。她见许薇薇真来了,神色反而没昨天那么冲,只把门帘一掀:“进吧。”
屋里烧着煤炉,热得发闷。炕边坐着个中年女人,眼下发青,手里捧着一只碗,碗里是早凉透的中药。炕上还躺着个十来岁的男孩,瘦,脸色蜡黄,正拿一本旧练习册发呆。许薇薇脚步一下顿住。
昨天她以为“吃坏了肠胃,拖成慢病”指的是旧事留下的后遗症,没想到这孩子竟还在。
老太太看出她的愣,嗓子哑着说:“这是我外孙,小鸣。零零年那会儿他才一岁多,吃了药之后连着吐,后来命捡回来了,胃和肠子却一直不顶用。这么多年一到换季就犯。”
屋里没有谁哭。
炕沿边那只旧热水袋已经补过好几次,柜门上还贴着乡卫生所的欠费小条,窗缝拿报纸塞着,风一吹就轻轻抖。许薇薇站在这屋里,才第一次真切摸到“慢病”和“后遗症”在县城人家里到底是什么样——不是一句诊断,不是档案袋里的并发症说明,而是一个孩子冬天不能乱吃东西,一家人常年把药罐、收条和旧病历压在炕柜最底下,谁都不舍得扔。
可正因为没人哭,许薇薇心里反而更沉。旧案从旧稿、工艺批注和账本上掉下来,终于砸到了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
“你爸后来来过很多回。”中年女人把碗放下,声音很轻,“每回都说,‘这事没算完,你们先把药吃上。’我们家不懂那么多批次、放行,只知道出事后厂里有人想一把给完,他不肯,说先看病,后头再说。”
“送钱的是我爸?”
“不是一直亲自来。”老太太接话,“有时是厂里老人捎,有时是汇款单。数不大,七百二上下,后来涨过一点。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拿这钱闭嘴。是孩子真要吃药,家里也真熬不过。”
许薇薇点头:“我知道。”
她把旧药盒和封蜡药瓶拿出来,放到桌上。老太太一见那药瓶,脸色就变了。
“你们从哪儿弄到的?”
“旧车间留样柜底下。”
老太太伸手却没敢碰,像那小小一只棕瓶比人还烫。“我们家也留过一个,后来瓶身裂了,只剩盒子。”
她转身去炕柜里翻,翻了半天,拿出一个用纱布包着的东西。打开是一叠旧纸和半只碎瓶底。瓶底上贴着半截标签,和许薇薇手里的药瓶一拼,批号竟真对上了。
B17。
不是推测。
是物证在一张旧炕桌上,真正并到了一起。
中年女人终于忍不住问:“你们现在查这个,是想翻旧账,还是又要让我们把瓶子交出去?”
“都不是。”许薇薇看着她,“我是想知道,当年签赔偿协议和来你们家谈话的人,到底都有哪些。”
老太太沉默了会儿,从那叠纸里抽出两张复印件。纸已经黄得发脆,一张是当年乡卫生所的转诊单,一张是赔偿协议复印件。
协议上写得很简陋:春和制药一次性垫付就医费用若干,家属不再围堵厂门,不得向外扩散不实说法。
纸上连正式公章都压得偏,像是当年谁急着把场面先按下去,找了乡里熟人、厂办人和家属临时凑出来的一份东西。真正该写清的批次、责任、后续复查,一个都没写清,只有最现实的两样——先垫钱,先别闹。小地方很多旧事就是这么收的,纸薄得很,分量却压了人几十年。
落款签字有三个。
一个是姚家当家的手印,一个是厂办人签的“经办”,还有一个是“后续善后联系人:许振邦”。
不是第一责任人。
只是后续善后。
许薇薇盯着那一栏,喉头发紧。父亲这些年被人往“放行责任”那边推,可在受害者家里真正留下的纸上,他一开始连直接责任人都不是,只是收拾残局、继续送钱、继续背着骂名把后续顶住的人。
“最开始来的,不是他。”老太太像知道她要问什么,自己先说了,“头一拨来的是两个男的,一个戴眼镜,一个说话挺客气,叫我们别乱说,药厂会给交代。后来事情拖着拖着,人换成你爸。你爸来第一回就跟前头不一样,他没先让我们按手印,先把小鸣抱去医院。”
“戴眼镜那个你还记得叫什么吗?”
“姓什么不记得了。”老太太皱着眉想,“像是技术口的老师,别人都叫他‘苏工’还是‘苏老师’。另一个倒像厂办。”
苏工。
许薇薇心里微微一震。这个名字她还没在现有纸上见过,可“技术口苏工”四个字已经够扎眼。
冯师傅在一旁也皱了眉:“厂里以前好像真有个苏工,零几年后就不见了。”
中年女人接着说:“你爸后来来得勤,我们也骂过他。骂你们厂拿孩子的病换一句别闹。可他每回都让人把账记清,还说‘该认的我会认,不该让你们一家扛的,也不会就这么算了’。那时候我们听不懂,只觉得他是在推时间。”
许薇薇听着,胸口一阵发酸。
这才是父亲这些年“拆三笔”的一部分。不是做慈善,不是做面子,是在一个他未必签过第一笔字、却不得不替别人补洞的局里,硬撑着给几个被拖进去的人留口药、留口气。
屋里那孩子一直没出声,忽然轻轻问了一句:“姨,你们厂以后还卖药吗?”
一屋子人都静了。
这问题太轻,反而更重。
许薇薇看向他,半晌才答:“会。但该查清的要先查清。”
“那你别骗我外婆。”孩子说,“我外婆最怕别人说来就来、说查就不查了。”
这句话把屋里大人的脸都说得一僵。中年女人低头给孩子掖被角,动作很轻,像这种话她平时并不许孩子乱说,可孩子病久了,最会记住大人一次次落空的承诺。
“我不骗她。”
她这句答得不高,却很硬,像往地上落了一枚钉子,拔不起来,也不该再拔了,真是啊,扎心。
她说完这句,自己都觉得心里发沉。所谓不骗,并不等于她明天就能把所有答案带回来。她现在能给的,只有继续往下查、不再把这些人家重新扔回沉默里。可对姚家来说,二十多年都过去了,“继续查”本身也已经不是多好听的词。人家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她一句保证,而是别再被下一拨人拿着空话上门。
老太太眼圈终于红了些,却还是憋着没掉泪,只把另一张纸推到她面前:“还有这个。后头几年你爸每次捎钱,都让人写一张收条。我们家留了一部分,不全。你要看就看。”
收条上时间断断续续,从2001年一直到2008年秋,金额不完全一样,但都不是大数。最刺眼的是每张收条角落,都有一句相似的话:“作旧病补助”“作后续医药费”。
不是封口费的写法。
更像一个人怕将来连这点钱都说不清,所以每回都逼着自己留痕。
冯师傅看着那些收条,叹了口气:“许总这些年是真往里垫。”
老太太冷着声:“可光垫有什么用?人还不是坏了。”
这话没人能反驳。
对受害者家里来说,许振邦是不是第一责任人,并不能抹平孩子二十多年都带着病根活着的事实。正因为这样,这条线才不该被写成“受害家属一听就原谅”。没有这种轻巧事。
许薇薇把协议复印件、小鸣的转诊单和几张收条都拍了摘要,只请求借走其中两张复印件,原件仍留给姚家。“明天之前我会再来一趟,把能说清的先说清一部分。”
老太太看着她:“你要说不清呢?”
“那我也不躲。”
从姚家出来时,西郊风刮得人脸疼。院外那条碎石路上结着薄冰,自行车推起来都打滑。冯师傅一路没说话,直到出了村口,看见公路边那间乡邮站门口还挂着午后班车停靠牌,才低声道:“你爸这些年应该来过不止一次。邮站小妹认得我,刚才还问我‘许厂长家是不是又来拿收条了’。”
许薇薇脚步一顿:“她这么说?”
“嗯。说明这条线在西郊不是秘密,只是大家都不往外说。”
“去。”
旧河桥那边比姚家更冷清,是县郊一排旧平房。她们没找到正主,只打听到一户常年给卧床老人抓胃药的人家,姓吴,儿子在外跑车,家里靠老太太看人。对方听见“春和”两个字,门都没全开,只隔着门缝说:“我们不闹,也不去厂里。许总这些年该给的给过,剩下的你们自己去问那些先签字的人。”
又是“先签字的人”。
这已经不是一户人家的说法了。
她们从旧河桥出来时,吴家老太太到底还是追到门口多说了一句:“许厂长后来来过两回,一回带胃药,一回带县医院开的单子。前头那些人只劝我们认赔,他是第一个问我家老人后来还能不能吃饭的人。”
这句补得极轻,却把前后区别说得更明白了。前头的人要的是尽快收口,父亲后来做的却更像是把收口之后那摊烂事继续往下托。托得并不漂亮,也没有洗清谁,可终究不是同一种手。
回城路上天色慢慢暗下来,路边结冰,车骑得慢。许薇薇把几户人家的话在脑子里过了又过:西郊姚家有B17药盒和赔偿协议复印件;旧河桥吴家承认长期收到补助,但更恨“先签字的人”;旧站留言本写了三笔;韩工说第一笔不是父亲签的;旧车间批注写“另有签,振邦后补”。
这些东西一旦摆在一起,情感重量就完全不同了。
旧案不再只是“有人压过一篇旧稿”“有人改过一批号”。
它变成了几个活生生的人家,二十多年都在吃药、记账、留着碎瓶底和收条过日子。父亲也不再只是账上有问题的厂长,而像一个这些年一直在替更早那笔字补洞的人。
这时天边开始飘雪,细细碎碎地落在车把上。冯师傅忽然说:“许总要是真全无责任,不会补这么多年。”
“我知道。”许薇薇把围巾往上拉了拉,“但‘有责任’和‘是第一责任人’,不是一回事。”
冯师傅点了点头,没再说。
这话不好听,却是实话。父亲也许不是最初签字那个人,可他后来接住过、扛过,也没有完全无辜。许薇薇想到这里,只觉得那点是非一下被压得更重了。
到县城时已经入夜。医院长廊灯火通明,周玉梅在病房外守着,小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稀饭。许薇薇刚把药盒和协议复印件放下,陈嘉澍就从长廊另一头走了过来。
“你去西郊了。”
“嗯。”
“我也查到一张旧照片。”他没立刻往下说,只看了眼她手里那只碎瓶底,“先吃口热的,等会儿我带你去看。”
许薇薇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一整天像把人从纸里拖到了现实最沉的那一头。她确实有点累了。
可她也知道,姚家那张协议复印件和旧药瓶一对上,后头就再回不到只查台账的程度了。
旧案已经真正长出了重量。
风从长廊尽头直灌过来,吹得她指尖发木。
而下一步,很可能就轮到她和陈嘉澍各自把自己最不想提的一部分,也拿到雪地里去说。旧药瓶把人逼得更近,也把人逼得更真、更难躲、更没法装糊涂,只能硬着头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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