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主家的童养媳。
地主家的大婆是极好极好的好人，待我如亲女。
有空便教我识字、刺绣、打算盘、打马吊。
我22岁那年，地主家的儿子拿到公派留学资格，大婆匆匆给我俩办了婚礼。
婚后，我随着地主家儿子去德国，鞍前马后照顾他。
我大他5岁，他叛逆不愿接受我，辍学坐火车去苏联，说是要躲开我这种旧社会女人。
我不服气，我想让他对我刮目相看。
1937年，我攒学费考进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那一年，德国和苏联开战了。
我被迫乘船回国，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1
我死在1951年，大概是老天爷眷顾，我带着记忆投胎了。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重生了。
重生在95年代的工人家庭，爸爸大大咧咧，妈妈温婉如水。
不算富裕，却也过得和和美美。
从小，我不爱哭也不爱笑，更吝啬与人说话。
总是睁着眼睛看着人群流动，或者望着天空一言不发。
这几年，恰逢爸爸他们鄂州钢铁厂因为产能过剩，便让一部分技术工人留职停薪，其余全部下岗。
尽管生活困顿，但是一家人想办法凑够路费，让妈妈带我去北京看病。
北京的医生会诊后，说我有轻微神经发育障碍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
可能会影响我的注意，记忆，感知，语言，问题解决或社会交互的功能障碍。
有的孩子会随着成长逐渐好转，有的不会。
很长串的名词，很贵的药。
我不想吃，妈妈就哭。
吃了之后，来自过去的记忆开始模模糊糊。渐渐忘记那些晦暗不明的记忆。
我似乎变成正常的小孩，但我依旧不爱与人交谈。
上学后，我不爱参与任何活动，也不交朋友。
可能因为过于特立独行，我被门口的混混堵过。
混混说着狠话，我木楞地看着对方那一头晃动的黄毛。
倏然，我从喉咙深处发出恐怖的疯叫，这不是正常人能发出的声音。
然后趁着对方脸上露出恐慌时，一脚狠踹对方的裆部。
小混混当场捂着倒地不起。
救护车来了，警察来了。
警察叔叔建议我下次报告老师，或者直接跑掉。不要独自面对歹徒。
我解释说，我很怕。
小混混则蛋碎差点残疾。
从此，我在学校里成名了。
班里最呱噪的妹子，天天像跟屁虫一样黏着我。
我开始有了朋友。
他们不知道，这种疯狂的非人嘶吼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无处不在，铭刻在我的梦里，在我的记忆深处，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风暴。
转眼之间，又过年了。
这是我重生的第15个年头。
爸爸他们钢厂被武钢集团收购了，再次把技术工人召回。厂里老领导来的时候，爸爸不拿乔，乐呵呵地回去上班，家里的条件慢慢转好了，欠债也慢慢还上。
我依旧很怕烟花炮仗。
烟花绽放时，轰鸣声震耳欲聋，大地颤栗得像不堪一击的豆腐。
硝烟中的火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我好像看见，破破烂烂的士兵们在火海中穿行，枪声、呐喊声混乱得分不清。
远方升起的照明弹将战场照亮，却照出漫山遍野的死亡。
而我只能哭泣，无能为力。
很小的时候，妈妈知道我害怕过年炮仗。
每年特意喊亲戚在我家客厅里打麻将。
在家里，搓麻将的噪音，大过炮仗。
等我长大一些，妈妈发现我很擅长麻将，只要我坐上桌聚精会神，很快就忘记外面的动静。
她便经常喊我上牌桌顶替她陪亲戚们玩耍。
基本一圈之后，另外三家手里有什么牌，我已经心算出来了。
想赢就赢，想输就输。
输得有些烦躁的小姨妈丢下一张牌，「哎哎，我的姐姐，大过年的，别让咱们家的赌圣上牌桌啊。」
妈妈笑道：「过年嘛，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姑妈则抢话道：「丽芬，把你闺女换下来。我都输一晚上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回头喊爸爸：「建国，别炸肉丸了，赶紧来把闺女换下去。我也顶不住了，你闺女太凶了。」
大人们笑作一团，团团圆圆。
简单又日常。
其实，我不喜欢玩麻将。
只是摸着豆腐块大小的石头时，我会依稀想起地主家的大婆。
她喜欢抱着我去打马吊，教我认牌、教我规则。
低声告诉我，城里太太们交际都在牌桌上，得学会喂牌，学会给官太太放炮。哄得太太们回去吹枕边风。
她说话很好听，像青瓦片挂下的水幕。
经常哄着我叫她，母亲。
花架下，静谧如画卷。
远处是滚滚长江，气势磅礴翻腾着白浪东去。
后来，山河破碎，残垣断壁。
孩童撕心裂肺的的哭泣，隆隆炮声渐近，我几次甩开他人的钳制，疯了一般翻开瓦砾，下面只有血肉模糊。
太阳旗飞机又来了，肆意扫射地面的活人，乡亲们强行拽着我离开，躲入山洞……
现在，安静又吵闹的生活。
是那时的我们从未敢想的日子。
太过美好了。
不像真的。
2
这年寒假，我再次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
这样干净明亮的教室，这么多的辅助教学器材，以及脾气很坏心不坏的老师们。
很难学不好知识。
作为奖励，妈妈问我想去哪里旅游？
我说去东湖溜达一圈就完事。
结果，妈妈说，本次寒假旅游资金赞助商是爸爸。
原来前几天，爸爸拿到优秀员工奖，发了一点奖金。
不知为何，我提议蒙着眼睛用飞镖扎地图选。
尖尖细细的针戳在了丹东。
妈妈愕然，她这辈子唯一离开这里，是陪我去京城看病。
一家人从来没有去过如此北的地方。
倒是爸爸，戴上老花镜背着手眯着眼，看了看地图才说道：「噢哟，差点儿就去朝鲜了，挺好。我闺女选的好。」
一家人乐乐呵呵地启程。
平稳如镜湖的高铁上，沿途风景不断略过。昨晚打包行李到天将明，深深的倦意让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梦里，我好像坐进那一列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里。
煤炭燃烧混合着煤油，浓郁的气息熏得人七荤八素。
火车的小桌上铺满了各类资料，我翻译出一段，就递给对面的战友，让他快速比对翻译内容正确性。
中间休息，战友去活动腿脚。
我抬头时，看见一位两颊通红，皮肤皲裂，穿着一身老式军装的小兵，直愣愣站在我身边，好奇地看着我，问道：「欸，同志，俺听俺们营长说，你会好几门鸟语，还去过外国留学，是妇女里的大秀才。哇，能给俺讲讲洋人长什么样吗？我听人说，洋人比俺们村口的土地庙门还高，绿眼睛跟恶鬼一样。」
另外一位小兵从后面伸出头，调侃道：「咋滴，还没开打。你就害怕了。」
「你瞎说！俺才不是。」
有人从远处走来。
「营长好！」
「营长好。」
看到来人，两个小战士互相看了一眼，嬉闹着跑回自己的座位。
我摇摇头，拿出另外一份外文地图，尽力翻译。
入朝时间太紧了，很多关于朝鲜地图资料只有外文数据，我不是测绘专业，很多内容无法理解，需要比对各类文献。
必须尽快翻译完最基础的地图和相关资料，总不能让前线部队什么参照物都没有，贸贸然去全然陌生的地方。
这时，有人坐到我对面，突然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帽檐，帽子下滑，一下遮住了我的视线。
「怎么，不认识我了？婉容。」
整理好军帽，我的视野里出现一位故人。
地主家的儿子，正坐在我对面，眉眼清亮含情，水光暗涌。笑得比山花还要灿烂。
只是，他的眉骨到耳根有一条狰狞的疤痕，脸庞有些凹陷，胡茬微微冒青。
十三年了。
我们十三年没见了。
我旋好钢笔，放进上衣口袋，扣好扣子。
站起，操起桌上的本子，照着他的脑袋就打过去。
临末，趁地主家的儿子还懵着，对坐在我后面的人喊道：「政委！这里有地主阶级的敌特分子，干扰我正常工作。」
他手慌脚乱地捂我的嘴，「政委，别听这妮子胡咧咧，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你怎么那么记仇呢！我离开德国的时候，现金分了一半给你，书也留给你了，我还给你订了回国的船票，老贵了，一根金条呢。」
费了好大劲，他才向政委解释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县政府的师爷给我俩写的结婚证。
板上钉钉的证据。
倒比旁的人，难糊弄。
不能装作未婚。
倒是政委听完后，欣喜地对着地主家的儿子说：「每次给秦婉容同志介绍对象，她都说她结婚了。我以为秦婉容同志心高气傲，看不上我介绍的人。原来是你小子啊，难怪，难怪咯。」
交谈几句，再次坐下时，绿皮火车轰隆隆进了山洞。
一切变得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呛人的煤油味、滚滚黑尘不断窜入车厢。
地主家的儿子说：「45年胜利，我回了一趟武汉，没找到你们，听人说搬家去洪山老家。我去洪山一看，附近几条村因为瘟疫死光了，只活着一个小女孩，话也说不明白……我以为你们都死了。后来，我在入朝翻译的名单上看见你的名字。我们家婉容可真有大本事，会德语、会英语、还会朝鲜语。对了，父亲母亲他们过得可好？你们现在住哪儿。」
我没有说话，拽着脖颈上的红线，把那枚玉环扯出来。
估摸着他的位置，抓住他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
就算看不见，他也能摸出这东西是什么。玉环上纹线阴阳相间,形如扭曲。
这是他父亲送给他母亲的定情信物。
「……父亲不愿意帮日军向乡亲们征粮，被日本人放狼狗咬死了。家里遭了空袭，房塌了，母亲也死了。」
我后撤的手被他抓住，攥得我骨头生疼。
绿皮火车还在黑洞洞的隧道里穿行，低低的啜泣声从他那边传来。
我，好像也哭了。
眼泪有点痛，又有点热。
不知何时，呛人的煤油气味消失了。
空调的清新扑面而来，有人一直在摇晃着我。
「到了，醒醒，醒醒！做什么噩梦了，还哼哼唧唧地哭。」
我被妈妈摇醒，迷茫地看着外面白茫茫的大地。
「这是哪儿？」
「北京站，下车吧，我们得转火车去哈尔滨。在哈尔滨玩两天。再转一趟内燃机车，才能到丹东。」
火车换乘开出去后，车里好冷啊。
妈妈利索从行李里翻出厚厚的羽绒服、手套、帽子，把我裹成一颗土豆。
好在，没有那年冬天冷。
都不知那家伙怎么靠芦花稻草塞大衣，熬过去最寒冷的冬天。
那么矜贵的地主家儿子。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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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937年的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