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启声给江迟打了个电话。
他没说什么事,只问,陈守仁那个案子,还有没有要他补的。
江迟在那头停了两秒。
「有。」她说,「下午我过去。」
下午她来了。
她没穿制服。进门把外套搭在椅背上,坐下,先看了一圈值班室。
「你昨天翻了什么。」她问。
「什么也没翻。」
「那你打这个电话做什么。」
启声没答。
江迟也不催。她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搁在桌上。
袋子很旧,边角磨白,绳扣换过两次,绳子上有新有旧两种颜色。
「这个不是案卷。」她说,「是三十年前的户籍底子。我托人从南边调的。」
启声没去拿。
「你先说。」
江迟把袋子打开,抽出一张纸。
「陈守仁冒名那六年,我查过了。」她说,「他冒的,是个活人的名字。」
「活人。」
「户籍上,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她说,「可这个人,我找不着。」
她把那张纸推过来。
那是一张户籍登记表的复印件。名字那一栏,写着两个字。
启声低头看。
——沈砚。
「查不出人。」江迟说,「没有出生记录,没有父母,没有学校,没有社保,没有婚姻。」
「一个人在这世上,要留下多少东西,你也知道。他一样都没有。」
「只有一行。职业。」
启声抬起头。
「什么。」
「伶人。」
启声的手指,在桌上停住了。
那张复印件的右上角,本该贴照片的地方,是一小块空白。
不是没复印上。是那一块的颜色比别处白,白得干干净净。
「原件上就是这个样。」江迟说,「我问过。人家说档案没问题。」
「我又问,那一块是不是掉了照片。人家说,从来就没有照片。」
启声的手指,在那块空白上隔空比了一下,没落下去。
他盯着那块空白看了一会儿。
一个人活了三十多年,档案上该有一张脸。
那张脸的位置,比四周白。
白得像有人拿橡皮,把那一块擦过。擦得很干净,只留下纸本身。
江迟又抽出一张。
「这是他三十年前的口供。」她说,「很短,三页纸。」
启声接过来。
口供写得很干。哪一年,哪一月,在哪个县,被查出来冒用他人身份。
问到名字从哪儿来的时候,陈守仁的回答只有一句。
启声在那一行上停住了。
——戏单上抄的。
「再往下问,他就不说了。」江迟说。
「只补过一句。」
「哪一句。」
江迟把本子翻回去。
「他说,」她念,「我答应过一个人。」
启声没说话。
「我做完笔录,回去把这三个字记在笔记本上。」江迟说。
「第二天早上翻开,那一页是白的。」
「我当是笔没水。换了三支笔。」
「写到第三回,我把笔按得很重。字留下了,是凹的。」
她抬起眼。
「跟你们馆里那本簿子,一样。」
启声起身,从抽屉里把登记簿拿出来,翻到中间那一页,推给她。
江迟看了一会儿。
她伸出指头,在那上头摸了一遍。
摸完,她把手指收回来,攥了一下。
「三个字。」
「你也摸出来了。」
「不是我摸出来的。」江迟说,「是它自己往我手上来的。」
「你查这个,查出什么了。」启声问。
「没有。」江迟说,「我查了一个月。沈砚这个人,活着的痕迹只有三处。一张户籍,一句口供,还有一枝画在墙上的梅。」
「三处都在三十年前。」
「三处都在同一个县。」
她看了启声一眼。
「你再往下问,我就得问你一句了。」
「你问。」
「你脖子上挂着的那枚东西,」江迟说,「是哪儿来的。」
启声没答。
江迟也没再追。她把本子合上,捻了捻那个卷了角的封面。
「我们这一行有个说法。」她说,「一个人要是被人从纸上抹掉了,纸不会说谎。纸会空一块。」
「空的那一块,早晚有人要去看。」
「不巧。」她说,「去看的人,总是我。」
值班室里静了一会儿。
窗外有车过,玻璃跟着响了一下。
「陈守仁在南方那六年,」江迟说,「在剧团门口摆摊,收旧货。」
「哪个剧团。」
「一个县剧团。」她说,「三十年前唱过一出戏。唱完那出戏,班子就散了。」
「什么戏。」
江迟翻开本子,看了一眼。
「《红梅记》。」
启声没说话。
「他还留了一样东西,在剧团门口那间小屋的墙上。」江迟说,「是用铅笔画的一枝梅。画得不好,歪歪扭扭。」
「我拍了照。」她把手机推过来,「你看看。」
照片上是一面斑驳的墙。墙上一枝梅,花瓣画得笨,一瓣一瓣,像针脚。
启声看了很久。
他脖子上那枚梅花钱,是铸出来的。花瓣也是这个笨样子。
他把手机推回去。
「我还有一件事问你。」他说。
「问。」
「十八年前,我们馆里报过一次警。」
江迟的手停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老周说的。」
「他怎么说的。」
「他说,那一次,是数错了。」
江迟看了他一会儿。
「记录上不是这么写的。」她说。
「写的什么。」
「记录上写着,冷柜房里多了一格。」
「接警的人来看了。」她说,「看了以后,在记录底下写了一句话。」
「写的什么。」
「写的,」江迟说,「是数错了。」
她把本子合上。
「十八年前,你们馆里一共十一格。现在也是十一格。」
「那多出来的一格,」她说,「是哪儿来的。」
启声没答。
「那一趟是谁去的。」他问。
「是我师父那一辈的人。」江迟说,「退休了。」
「他现在在哪儿。」
「城西一个老楼里。」她说,「我上个月去看过他。」
「他记得吗。」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江迟说,「进屋的时候,他正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三个碗,摆得很齐。」
「我问他,师父,你还记得城南殡仪馆吗。」
「他看着我,笑。」
「我又问,你还记得那格柜子吗。」
江迟停了一下。
「他把手抬起来,在桌子上摸。」
「摸什么。」
「摸一扇门。」她说,「一边摸,一边说:别开,别开。」
「然后呢。」
「然后他就不说了。」江迟说,「他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天黑。」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
「还有一件事。」
「嗯。」
「我上个月去看我师父。回来那天晚上,我想记点东西。」
「记什么。」
「记他说的话。」江迟说,「我在本子上写了三个字。」
「写完我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那一页还在。字不在了。」
「我拿铅笔在纸上拓了一遍。拓出来一个印子。」
「那个印子,」她说,「是一个人名。不是沈砚。」
「是谁。」
「我没认出来。」江迟说,「我盯着看了半个钟头。那个名字我认得,可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是谁。」
她走之前,把那张复印件留在桌上。
「这个你收着。」她说,「我留一份就够。」
「你留着做什么。」
「我不留着,」江迟说,「怕有一天我也忘了。」
江迟走后,启声去翻了馆里的老档案柜。
十八年前的接警回执,按年份装盒。他一盒一盒地抽。
抽到那一年,盒子是轻的。
他打开看。
里头少了一份。
不是被人拿走的。格子还在,格子里的绳子还在。绳子扣着,扣得规规整整。
只是那一份纸,没有了。
他伸手,在那空格子里摸了一下。
纸的边还在。四个角,硬硬的,卡在盒底。
像一份纸,从自己的框里溜走了。
他把那个空格子对着灯照了照。
格底的纸板上,留着一圈深色的印。是那张纸压了很多年,压出来的。
印子还在。纸没了。
他忽然想起陈守仁。
一个人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多半是替另一个人担着什么东西。
陈守仁在南方那六年,用的是沈砚的名字。
那张纸上的人查不到。而这个名字,最后落到了一格没有照片的空白上。
就像那本簿子。
新名字盖着旧名字。旧的那个,还在底下。
他把盒子翻过来,倒了倒。
什么也没掉出来。
他把盒子放回去,坐在库房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了一会儿。
这馆里少过的东西,不止一件。
老周那半句话,那张戏单上淡下去的一行,这本簿子上被新字盖住的旧字,还有眼前这一格空的绳子。
每一样都还在原处。
少的是纸。
或者说,少的不是纸。少的是纸上那个人。
中午,老周来了。
启声把那张复印件压在茶缸底下,问他:「师父,你听过沈砚这个名字吗。」
老周正往杯里倒水。
他的手停了半下。
「哪儿听来的。」
「一个案子里。」
老周把水倒满,端起来喝了一口。
「这名儿,我听过。」他说。
「在哪儿听的。」
老周没答。
他把杯子放下,坐了一会儿,忽然开口。
「小启,你八岁那年,是谁把你领到这儿来的。」
「你。」
「我领你的时候,」老周说,「是有人把你送到我手上的。」
启声抬起头。
「谁送的。」
老周摇了摇头。
「我没看见人。」他说,「那天早上,你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那枚钱。」
「我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坐在那儿了。」
「你等了多久。」
「不知道。」老周说,「我出来的时候,天刚亮。那钱在你手里,还是热的。」
启声看着他。
「这事儿,你怎么从来不说。」
「有什么好说的。」老周说,「我把你养大了,我还有错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硬。
硬得像这么多年,他自己也在问这句话。
老周起身去看新到的遗体了。
走到门口,他回了一下头。
「小启,」他说,「那格柜子,你别再去看了。」
「你要是还想干这行,」他说,「就别再去看了。」
老周走后,启声把脖子上的红绳解下来,把那枚梅花钱托在手心。
他没翻。
他只是把它和那张复印件并排放着。
一张纸上写着那个名字,一枚钱上刻着另一个名字。
两样东西放在一处,中间隔着一寸远。
他坐了很久。
最后他把钱塞回领子里,把复印件折好,压在抽屉最底下。
沈砚。
这个名字,他听过。
就在上一出戏里。
戏台上,一个琴师领了名。旁边的人压低声音告诉他——你在这班里叫沈砚,拉胡琴的。
那是一个角儿的名字。
可它现在印在一张三十年前的纸上,印在一个活人的户籍栏里,印在一格本该有照片的空白上。
一张纸上的名字,是一个活人。
一个角儿的名字,也是一个活人。
他忽然分不清,这两个沈砚,哪一个是先有的。
他坐了一会儿,起身去关窗。
窗外那条路上,路灯刚亮。灯底下站着一个人,深色外套,肩膀很宽,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那人没有进来。
他站在灯下,抬着头,看着殡仪馆这间值班室的窗。
启声的手停在窗框上。
那人朝他抬了一下手。
很轻。像叫他过去。
启声把窗推开,探出半个身子。
「周慕。」
楼下的人没有答。他站了一会儿,转身,朝路口走了。
启声锁了门,下楼。
台阶下头,路灯那一圈光里,摆着一个纸袋。
纸袋还热。里头是一杯豆浆。
他把杯子拿出来,捂在手里。
路口那边,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风,一阵一阵地,从那条路上过来。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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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陈守仁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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