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与时第一次注意到江寻，是在初中一年级第一次月考的红榜前。

那是十月中旬，和现在差不多的季节，阳光也是这样的，不烫，但很亮，照在红榜上，把那些用黑色马克笔写下的名字照得发亮。红榜贴在教学楼一楼的门厅里，每次考试后更新一次，按照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年级前五十的名字在红榜上，后面的就没有了。

沈与时考了年级第一。

这是他第一次考第一。小学的时候他不是最好的，班里总有那么一两个女生比他考得好，她们的字写得比他工整，卷面分永远比他高。到了初中，他突然开窍了，像一扇一直关着的门突然被风吹开了，知识点涌进来，他接住了，稳稳地接住了。

他站在红榜前，看着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行，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骄傲，不是“我终于做到了”的那种满足，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像湖面的东西——平静，但平静的水面下有东西在动，他说不清那是什么。

然后他的目光往右移了一格。

他看到了另一个名字。

江寻。

并列第一。

总分一模一样。旁边用红笔批注了一个“并列”的字样，笔锋很重，像是写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沈与时看着那个名字，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江寻，哪个班的？他好像没听过这个名字。一班还是二班？他记得年级里成绩好的那几个人，每次考试都在前十里，他们的名字他都能背出来了，但这个“江寻”不在那个名单里。

他转头，目光在门厅里扫了一圈。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男生站在红榜的另一端，离他大概五六米远。那个男生的校服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不是款式不一样，是新旧程度不一样。他的校服明显穿了很多年了，白衬衫的领子有点发黄，袖口的布料磨得起了毛边，在阳光里泛着一层旧物的、柔和的光泽。他的书包带子断过，用线缝上了，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一条愈合得不太好的伤口。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红榜。

不是那种“我很酷所以我不笑”的表情，是真的没有任何表情。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眉毛平着，眼睛看着红榜上的名字，但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名字”，更像是在看一份与他无关的公告。看了大概两秒钟，他转身走了。没有笑，没有和旁边的人击掌，没有掏出手机拍照，没有做任何“我考了第一名”的人通常会做的事情。

沈与时想：这个人好奇怪。

考了第一，为什么不高兴？

如果他是江寻，如果他是那个穿着破校服、背着缝补过的书包、考了年级第一的人，他一定会笑的。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他终于有一件可以笑的事情了——在那么多不太好的事情中间，这个第一是一块小的、但很亮的、值得笑的东西。

但江寻没有笑。

他走了。背影在校门口消失了。

沈与时站在原地，看着江寻消失的方向，站了大概十秒钟。十秒钟里，他想了很多事情——他想知道那个男生是哪个班的，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已经知道了，江寻，两个字，很好记），想知道他为什么穿一件那么旧的校服，想知道他为什么考了第一却不高兴。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一个都不知道。

但他想知道。

从那以后，沈与时开始注意到江寻。

注意这个词太轻了。不是“注意”，是“寻找”。他开始在人群中找江寻的身影。课间操的时候，他的目光会在操场上搜索，找那个穿着发白校服的身影。食堂里，他会排在能看到大门的位置，看江寻会不会进来。放学的时候，他会站在走廊上，看着自行车棚的方向，等那辆蓝色的自行车从车棚里推出来。

他开始收集关于江寻的信息，不是刻意去打听的，是无意间听到的、看到的、拼凑出来的——

江寻一个人吃饭。食堂里，其他人都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笑声从各个方向传过来，像一张嘈杂的、没有旋律的交响乐。江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碗白米饭和一份最便宜的素菜，吃得很慢，嚼得很认真，像一个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人。

江寻一个人走路。从教室到操场，从操场到食堂，从食堂到宿舍，他永远是一个人。没有人走在他旁边，没有人拍他的肩膀，没有人等他一起走。他走路的姿势很好看，背很直，步幅不大但频率很快，像永远在赶时间，但他不是赶时间，他只是想快点从A点到B点，不想在路上浪费任何一秒钟。

江寻一个人去图书馆。图书馆三楼最里面的那个角落，靠窗，位置最偏，最难找。江寻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不抬头，不走神，不说话，不喝水——不，他喝水，他有一个塑料水壶，瓶身上的贴纸已经磨没了，壶口有一圈洗不掉的茶渍。他喝水的时候会把水壶举得很高，仰起头，喉结上下滚动，那个画面沈与时看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动了一下，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沈与时想靠近，但不知道怎么靠近。

他试过借笔。课间，他走到江寻的座位旁边——他们在不同的班，他在一班，江寻在三班，两个班的教室在同一层楼，中间隔了两个班，大概三十米的距离。他拿着笔走到江寻的桌前，说：“同学，借支笔。”江寻抬头看了他一眼，从笔袋里抽了一支黑色水笔，递过来，没说一个字。那个眼神很平，平到像一个在回答“今天星期几”的人——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

他试过借橡皮。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沉默，同样的面无表情。江寻从笔袋里摸出橡皮，放在桌沿上，推过来，没说一个字。橡皮是白色的，用了很久，磨成了不规则的形状，边角圆润，上面还沾了一点铅笔灰。

他试过问问题。拿了一道数学题，走到江寻的桌前，说：“这道题怎么做？”江寻看了题目，在草稿纸上写了三步，把纸推过来，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解法的每一步都写得很清楚，字很小很密，但每一个符号都准确。沈与时看着那张草稿纸，想说的话有很多——“谢谢你”“你的字好小”“你的解法比标准答案简单”“你用的什么方法”——但他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因为江寻已经低下头了，那个低头的动作是一个信号，意思是：题做完了，你可以走了。

沈与时拿着那张草稿纸回到自己的教室，把它夹在数学课本里。那张纸他一直留着，后来搬了好几次家，换了好几个书包，那张纸一直在。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了，江寻写的字还是那么小那么密，像一群挤在一起取暖的小动物。

沈与时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去找江寻。上课的时候，他会想江寻现在在做什么——他在听课吗？在做题吗？在发呆吗？他的课本是不是又破了边？他的笔是不是又没水了？他的书包带子是不是又断了？下课的时候，他会走到走廊上，站在能看到三班教室门口的位置，看江寻会不会出来。放学的时候，他会站在走廊上，看着自行车棚的方向，等那辆蓝色的自行车从车棚里推出来。

他开始觉得不对劲。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慢慢积累的，像一个水塘，雨水一滴一滴地落进去，水面一点一点地上升，你不觉得它在涨，直到有一天你低头一看，水已经没过脚踝了。

他问自己：你为什么总想看到他？你为什么总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你为什么看到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会觉得胸口堵得慌？你为什么看到他的书包带子断了的时候想把自己的书包给他？

这些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

他只知道，他的目光不受他的控制。它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的地。它的目的地只有一个——江寻。

初中毕业那天，沈与时站在校门口。

六月的阳光很毒，晒得人头皮发麻。蝉鸣声很大，大到说话要靠喊。校门口挤满了人，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拍照，有人在互相在校服上签名。空气里弥漫着离别的味道，那种味道说不清楚是什么，大概是汗味、眼泪味、校服布料味和夏天阳光味的混合体。

沈与时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毕业证，目光在校门口扫了一圈又一圈。

他在找江寻。

找了大概五分钟，他看到了。江寻推着那辆蓝色的自行车从车棚里出来，书包挂在车把上，书包带子又断了，这次缝的不是白线，是黑线，大概是找不到白线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袖口磨得毛边更长了，在风里微微飘着。

江寻骑上车，蹬了一脚，车轮转动，链条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音。他骑出了校门，右转，上了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路。梧桐树的叶子是深绿色的，浓密得把整条路都遮住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身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

沈与时想叫住他。

他的嘴张开了，喉咙里那个“江寻”已经快出来了——江，寻——两个字，一共两个音节，发音很简单，不需要什么技巧。第一个字，江，舌面抵住硬腭，气流从鼻腔出来，是一个鼻音。第二个字，寻，舌尖抵住下齿背，舌面抬起，气流从舌面两侧出来，是一个擦音。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江寻”。

但这两个字卡在了他的喉咙里，像一块被咽了一半的、卡在食道里的食物，上不去，下不来。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再见”？他们本来就不熟，说了再见也不会再见。说“保持联系”？他没有江寻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没有任何联系方式。说“我喜欢你”？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不，他确定。他不确定的是，这个“喜欢”是哪种喜欢，是朋友的那种喜欢，还是别的什么？他不知道。

所以他什么都没说。

江寻的自行车拐过了街角，梧桐树的阴影吞没了他蓝色的背影，然后他就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了海里，不见了。

沈与时站在原地，把手插进兜里。

他的手心全是汗。

他对自己说：算了，高中可能就不在一个学校了。

他用了整个暑假来忘记江寻。他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以为距离会让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慢慢消退，以为看不到那个人，就不会再想那个人。他去了很多地方——旅游，夏令营，琴行，朋友家。他弹了很多钢琴，写了很多曲子，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题。他让自己忙起来，忙到没有时间去想任何多余的事情。

但每次闲下来的时候，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次钢琴弹到某一个和弦的时候，江寻就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坐在食堂角落里的江寻，一个人走路的江寻，在图书馆低着头的江寻，推着蓝色自行车从车棚里出来的江寻。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像昨天刚拍的，颜色鲜艳，细节饱满，连衬衫上的褶皱都一清二楚。

他发现他忘不掉。

分班结果出来的那天，沈与时坐在家里的书桌前，在学校的官网上查分班名单。网页加载得很慢，进度条一格一格地往前走，像一只在爬行的、很慢很慢的蜗牛。他的手指在鼠标上敲着，嗒，嗒，嗒，每敲一下，进度条就走一格。

页面终于加载出来了。

高二（3）班，学生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他快速往下翻，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名字——那些名字他大多数都不认识，或者认识但不在意。他的目光在名单上飞快地移动，像一只在找花蜜的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不采蜜，只是找。

他找到了。

江寻。

两个字，在名单的中间偏后的位置，“江”字的左边是一个三点水，右边是一个“工”，写在一起就是“江”。“寻”字的上面是一个“彐”，下面是一个“寸”，写在一起就是“寻”。“江寻”。

沈与时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没有声音，嘴角只是微微上扬了一点，眼睛也没有弯成月牙，甚至连牙齿都没有露出来。但那个笑是从很深的地方长出来的，像一棵在地下蛰伏了很久的种子，终于等到了春天，破土而出，长出了第一片叶子。那片叶子很小，很嫩，很脆弱，但它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在阳光里舒展的。

他对自己说：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他不知道“不能错过”是什么意思。是要跟江寻做朋友？是要每天跟他说话？是要让他知道自己存在？还是要更多？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要靠近他。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要花多少时间，不管结果是什么，他要靠近他。从那个距离——“不认识”的距离，到“认识”的距离，再到“熟悉”的距离，再到……他不敢想的那个距离。

一步一步来。

高中开学第一天，九月。阳光很好，梧桐树的叶子还很绿，蝉鸣声和去年一样大，和两年前一样大，和他第一次在红榜前看到江寻的那天一样大。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沈与时站在红榜前，装着在看分班成绩。他的目光落在红榜上，但他没有在看成绩——他在看红榜旁边那棵梧桐树下的位置，因为江寻站在那里。

江寻还是那件白衬衫，还是那个洗得发白的颜色，还是那个磨出了毛边的袖口，还是那颗颜色不太一样的第二颗纽扣。他的书包带子还是断的，缝上了，针脚还是歪歪扭扭的。一切都没有变，像时间在他身上停下了脚步，两年的时光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还是那个站在红榜前、面无表情地看完、转身就走的少年。

沈与时走过去。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心里做一道选择题——A走过去，B不过去，C再等一会儿，D假装没看到。他选了A，但他的手心在出汗，他的心跳在加速，他的呼吸在变浅，他的身体在告诉他：你紧张。

他拍了拍江寻的肩膀。

力道很轻，轻到像是在试探一块冰面能不能站人。他的手指落在江寻的左肩胛骨外侧，那个位置他是在脑海里排练过的——不能太高，会拍到脖子；不能太低，会拍到后背；不能太重，会吓到他；不能太轻，他会感觉不到。他排练过很多次，在暑假里，在睡不着觉的夜晚，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他在脑子里反复模拟这个动作——手抬起来，伸出去，落在江寻的肩膀上，说一句“好久不见”，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不能再精确。

江寻转过身。

阳光从梧桐树的缝隙里直射下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眯了一下，瞳孔收缩，虹膜的颜色从深棕变成了浅棕，像一杯被水稀释了的咖啡。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没有笑，但也没有不笑——那个表情介于“你是谁”和“我知道你是谁”之间，像一个人在辨认一个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的人。

“江寻同学，好久不见。”沈与时说。

他的声音很平稳。平稳到像一个在播新闻的主持人——语速适中，音调适中，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清晰准确，不抖，不颤，不慌，不乱。他的表情也很平稳——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个礼貌的弧度，眼睛看着江寻的眼睛，不闪不避，像一个在跟老朋友打招呼的人。

但他的心脏不是这样的。

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受惊的、拼命想逃出去的鸟。他的每一下心跳都重得像有人在用拳头捶他的胸口，咚，咚，咚，声音大到他觉得江寻一定能听到——怎么可能听不到？这种声音，隔着两层衣服，隔着皮肤，隔着肋骨，怎么会听不到？

但江寻没有听到。他“嗯”了一声，转身就走了。

沈与时站在原地。

他的手还保持着拍肩膀的姿势，悬在半空中，手指微微张开，像一个在等着被握住的、但没有人来握的手。他看着江寻的背影——白衬衫，洗得发白的颜色，磨出毛边的袖口，歪歪扭扭的针脚——那个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被公示栏和人群吞没了。

他把手插进兜里。

手指触到了口袋里的纸巾——他出门前塞进去的，用来擦手心的汗。纸巾已经湿了，皱成一团，像一个被揉皱了的、没用的、只能扔进垃圾桶的东西。

他对自己说：你不是不紧张，你是装得不紧张。

装的。全是装的。从声音到表情，从语速到语调，从拍肩膀的力度到站立的姿势，一切都是排练过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一切都是假的。唯一真的是他手心的汗，是他在口袋里攥紧的拳头，是他的心脏在胸腔里敲出的那面鼓。

他装得很像。

像到江寻没有发现。

但他自己知道。

现在。

高二，深夜。沈与时躺在宿舍的床上，室友们的呼吸声此起彼伏，空调的指示灯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绿色的、很小的光点。窗帘没有拉严，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银白色的线。

他把右手举在眼前。

在黑暗中，他看不清自己的手指，但他不需要看清。他知道今天下午在图书馆，他的拇指按在了江寻的左手掌心上，按在了那颗痣上——那颗深棕色的、针尖大小的、藏了十七年从未被发现的痣。他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第一个用手指触摸它的人，第一个让江寻知道“你的掌心里有一颗痣”的人。

这个想法让他的心跳加速了。

他把手放下来，放在胸口，掌心朝下，压在心脏的位置。他能感觉到心跳——很快，很快，快到像一个人在急促地敲门，咚，咚，咚，敲着一扇他不知道要不要打开的门。

他拿起手机。

屏幕亮了，蓝白色的光刺得他眯了眯眼。他打开和江寻的对话框，上一次对话是两天前，江寻发了一个“嗯”，他发了一个“晚安”。那个“嗯”还在那里，孤零零的，像一个被扔在空地上的、没有人捡的球。

他打了一行字：“江寻，我有话跟你说。”

打完之后，他看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

“有话”——什么话？什么样的话？是“我喜欢你”吗？是“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你”吗？是“我每天早上给你放牛奶是因为我喜欢你”吗？是“我在图书馆摸你掌心是因为我想摸你”吗？那些话太重了，重到像一块巨石，他搬不动，也不知道搬起来之后要放在哪里。放在江寻面前？他会接住吗？还是会躲开？会被砸到吗？还是会稳稳地接住，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他不知道。

他删掉了。

他还没准备好。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准备好。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一周，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一年，也许是永远。他不知道那个“准备好了”的时刻什么时候会来，甚至不知道它会不会来。

他只知道，现在不行。

现在，他只能每天早上提前二十分钟到教室，在江寻的桌上放一盒牛奶。他只能在图书馆里把音量调大一点，因为江寻的右耳听力不太好。他只能在江寻生病的时候举手说“我送他去医务室”，然后在他打点滴的时候坐在旁边写作业，写了一整本，一个字都没看进去。他只能在江寻骑车去超市的时候跟在后面，吹着口哨，假装顺路，绕四十分钟的路回家。

他只能做这些。

因为这些是安全的，是不会被拒绝的，是不会让江寻害怕的。牛奶可以喝也可以不喝，音量可以调大也可以调小，医务室可以陪也可以不陪，口哨可以吹也可以不吹。所有的选择权都在江寻手里，沈与时只是把选项摆在他面前，让他选，不催他，不逼他，不替他做决定。

这是沈与时能给出的、最笨拙的、最小心翼翼的喜欢。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

黑暗里，他听到自己的心跳。不是很快了，慢下来了，像一首歌放到了尾声，旋律还在，但音量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一个很轻很轻的、像叹息一样的尾音。

他闭上眼睛。

脑子里是江寻今天缩手时的表情——不是生气，是愣了一下。眼睛眨了一下，瞳孔收缩了一下，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像一个被人从背后叫了名字、转过身来、发现叫他的那个人是他一直在等的人时的表情。

沈与时想：他在等谁？

他不知道。

但他希望，那个“谁”，是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