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

九月的阳光很好，和高中开学时一样。但不一样的是，站在校门口的人不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校服的少年了。他穿着新买的T恤，深灰色的，领口很挺，没有毛边，扣子也没有换过。他的书包是新的，深蓝色的，帆布的，拉链很顺滑，没有断过的带子，没有歪歪扭扭的针脚，没有透明胶带缠过的痕迹。他把旧书包锁进了柜子里，锁得很紧，钥匙放在抽屉的最深处。

宿舍是四人间，上床下桌，窗户朝南，阳光很好。室友们都很热情，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一个来自他的隔壁城市。他们自我介绍，握手，交换微信，约好一起去食堂吃饭。江寻说“好”。一个字。不多也不少。他坐在床沿上，双手搭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他看着室友们说笑，看着他们互相递烟，看着他们分享家乡的特产。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透明的墙，他在墙的这边，他们在墙的那边。墙不厚，但他推不开。不是推不开，是不想推。

他不再去任何天台。大学的天台是锁着的，通往天台的铁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挂锁，锁是新的，钥匙在保卫处。他站在楼下看了一眼，没有上去。他看着那把锁，想：就算它开着，我也不会上去。因为没有人在等我。天台是用来等人的。没有人等，天台就只是一个屋顶。

他把沈与时的钢琴曲设成了闹钟。每天早上六点，旋律会把他从梦里拉出来。他睁开眼睛，躺在黑暗里，听着那首没有名字的曲子。五十七秒，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他听了很多遍，多到他能背出每一个音符之间的间隔，能预判左手的和弦会在什么时候转换，能知道结尾那个慢慢消失的音符会在第几秒彻底不见。他把每一秒都刻在了耳朵里，刻在了骨头里，刻在了心里。

他梦到天台。梦里的天台阳光很好，风吹过来，把地上的灰尘吹起来。沈与时坐在围墙上，背靠着栏杆，MP3放在膝盖上。他转过头，看着江寻，笑了一下。“你来啦。”他说。江寻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沈与时把右耳的耳机递过来，江寻接过去，塞进耳朵里。钢琴声响起来，是那首曲子，沈与时自己写的。江寻听着，觉得这一次的音质很好，没有底噪，没有沙沙声，像在录音棚里录的。“好听吗？”沈与时问。“好听。”江寻说。他第一次说了“好听”，不是“还行”。在梦里，他什么话都敢说，因为梦不是真的。梦醒了，话就散了，像雾，太阳一出来就没了。他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大二。

他开始学建筑了。这是他选的专业，不是随便选的，是想了很久选的。他喜欢画图，喜欢用线条把一个不存在的空间变成一张纸上的现实。他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上课，画图，看书，做模型。他从早忙到晚，忙到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但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关了灯，那些“别的事情”就自己跑出来了。不是跑出来，是它们一直都在，只是白天被他压在心底，压得很深，深到像地核。到了晚上，地壳裂开了一条缝，岩浆涌出来了。不是红色的，是蓝色的。是沈与时的颜色。

他路过一家超市，门口停着一辆蓝色的旧自行车，车筐生锈了，车把上的橡胶套磨出了一个缺口。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他想起了沈与时的信——“我今天路过一家超市，门口停着一辆和你一样的自行车。”他看着那辆车，把它当成了自己的那辆。他的那辆还在出租屋里，放在楼道里，落满了灰。他没有骑走，也没有扔掉。他把它留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弃了的、还在等主人回来的狗。狗很忠诚，不会走，不会叫，只是趴在那里，用那双圆圆的、湿润的眼睛看着巷口。

大三。

他听到了一个消息。是从以前的同学那里听说的——沈与时结婚了。那个同学不知道他和沈与时的事，只是在群里随口说了一句“你们知道吗，沈与时在国外结婚了”。群里没有人回复，消息很快就沉了。但江寻看到了。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机屏幕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很白，白到像一张纸。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水渍，没有裂缝，没有形状像猫的痕迹。这里的墙壁是白色的，很白，很平，什么都没有。他盯着那片空白，想在上面画点什么。他画了一个轮廓，是沈与时的侧脸。他的眼睛、鼻子、嘴唇。他画得很慢，一笔一笔的。画完之后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他没有哭。他的眼泪在那些失眠的夜晚、在那些没有信的日子里，已经流干了。

大四。

毕业设计，他做了一个社区图书馆。在老城区，一条很窄的巷子尽头。图书馆不大，三层，灰砖外墙，窗户很大。他在图纸上画了很多遍，改了无数版。每一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二楼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朝南，正对着巷口。阳台上放了两把椅子，木头的，浅灰色，椅背很高。椅子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圆桌，木头的，比椅子矮一点。

导师问他：“为什么做这么大的阳台？为什么放两把椅子？”他想了很久。“因为光线好。”他说。导师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导师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教了一辈子建筑，见过很多学生，也见过很多藏在图纸里的秘密。他知道江寻没有说实话，但他没有拆穿。他只是在那张图纸上打了一个很高的分，写了一句评语——“有温度的设计。”江寻看着那四个字——“有温度的设计”。他觉得导师看懂了，但导师没有说出来。

毕业了。他穿着学士服站在图书馆前面拍照，手里拿着毕业证书，背后是他设计的那个建筑。它还没有建起来，还在图纸上。但他知道它会建起来的，他会让它建起来的。他站在那里，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起来。旁边没有人。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像一棵被种在空地上的树，没有别的树和它靠在一起。

工作第一年。

他拿到了第一笔工资。他去商场买了一件新的白衬衫，不是超市工作服的那种，是好的，领子很挺，布料很软。他把它挂在衣柜里，没有穿。他还是穿旧的那件。旧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了，白到在灯光下几乎透明，能看清布料的纹理。袖口的毛边更长了，在风里微微飘着。第二颗扣子还是那颗从超市工作服上拆下来的，颜色不一样，白得有点刺眼。他穿着它去上班，穿着它画图，穿着它开会。他的同事问他：“江工，你怎么不穿新衣服？”他说：“这件还能穿。”他看着袖口的毛边，想起了沈与时的眼睛。那双眼睛看过这些毛边，在高中，在教室，在阳光里。他看着它们的时候，目光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

工作第三年。

他设计的第一个建筑落地了。是一个社区文化中心，不大，两层，灰砖外墙。二楼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朝南，放着两把椅子。他去现场看，站在那个阳台上，旁边是空的。他站在那里，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他看着远处的天际线，看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想着他会在哪一栋里。他不知道，但他觉得他就在某一个窗户后面。也许在看书，也许在弹琴，也许在发呆。也许在想他。他不知道，但他希望是。

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久到夕阳从白色变成了橘红色，从橘红色变成了紫色。城市的灯亮起来了。他转身走了。

工作第五年。

沈与时离婚的那一年，他不知道。他还在等。但他开始怀疑了。不是怀疑沈与时会不会回来，是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等下去。等待是一件很累的事。不是体力的累，是心力的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告诉自己“今天他也不会回来”。每天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告诉自己“明天他也许就回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一个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跑了很多年，跑得很快，流了很多汗，但一步都没有前进。他还在原地，还在等。

他把铁盒从床底下拿出来。床底下的灰积了一层，铁盒的边角锈得更厉害了。他用抹布把灰擦掉，打开盖子。里面的东西还在。牛奶盒，七盒，叠在一起。蓝白色的包装已经褪色了，变成了很浅很浅的蓝。纸条，叠成小方块，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了。字迹也淡了，但还能认出来。草稿纸，上面有沈与时写的半道数学题，第三步停住了，最后那个数字是“3”，3的尾巴拖得很长。他把每一样东西都拿起来看了一遍，然后一件一件地放回去。盖上盖子，推回床底下。铁盒滑过木地板，声音很轻。他看着那个位置，想：如果他永远不回来，这些东西怎么办？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会扔掉它们。

工作第六年。沈与时回来的前一个月。

他不知道他要回来了。他还在等，但等的方式变了。他不再每天看信箱，不再每天等消息，不再每天告诉自己“明天他也许就回来了”。他把等待变成了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不需要刻意去做，它自己就在发生。他呼吸的时候不会想“我在呼吸”，他等的时候也不会想“我在等”。他只是在活着。活着就是在等他。他加班到很晚，在改一个项目的图纸。项目是一个人才公寓，在老城区。他画了很多遍，改了无数版。每一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顶楼有一个很大的露台，朝南，放着两把椅子。他看着那两把椅子，觉得有一把永远不会有人坐。

他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边。城市的夜景在脚下铺开，万家灯火。他看着那些灯，想：哪一盏是他的？不知道。但他知道，不管哪一盏是，他都会找到的。他已经在找了，找了六年。他不介意再找六年，再找六年，再找六年。找到为止。

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片夜空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也在看着窗外。那个人手里握着一张机票，日期是下个月。他把手放在胸口，感觉到心跳。很快，很快，快到像一个在奔跑的人。那个人跑了六年，从东半球跑到西半球，从西半球跑回东半球。他跑到了这里——机票在手心里，江寻的名字在心里。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是江寻的脸。不是现在的脸，是少年时的脸。白衬衫，洗得发白的颜色，磨出毛边的袖口，颜色不太一样的第二颗纽扣。他站在红榜前，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了。他看着他，心想：这个人，我想认识他。他认识了他。他喜欢了他。他等了他。他回来了。

（番外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