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怎样一段哀艳的旧上海的故事呢。即使伊人已去，这大上海总还有她的香艳传说。如同一地打翻的脂粉盒，破碎的香气，女人的颜色，在岁月摧折里愈见得老了颓了残了灭了，简直无法可讲。
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2.
上海有一条秋棠街，秋棠街与浣衣弄相通。楼台宅院聚如蚁巢，走如盘蛇。藤萝花木一重重，衣物穿梭交织，晾在一角红月下。
来人提着只行李箱，步子沉滞，由一个妇人领去了一道绿萝攀遮的门前。
那妇人有一大挂叮叮当当的钥匙，先开门后点灯。煤油灯一亮，方瞧见二人的脸。妇人岁在四十上下，瓜子脸，柳叶眉，一双细挑凤眼，一头烫卷了的时髦黑发，发间闪着一对金刚石耳坠子；肌肤微丰，身形娇小，着一件长长的墨蓝色棋盘格的旗袍。她叫他潘先生，笑眯眯地说：“一楼已由一个教书先生——叫李闻的租下了。他近日返乡探亲，过四五日才能回来。劳烦您同我上二楼瞧瞧吧。”说着即接过他的行李箱，却是搬不动，只好又笑，“哎哟，好沉！”两人合力把行李箱抬上二楼，都呼出一口长气。“叮”地，再是门把手一动，借着油灯，他眼望四下陈设，书橱中藏了一只海洋绿色的琉璃花瓶，杂花已枯尽了。
“潘先生，坐吧。”
他叫潘少玮，二十出头，是个扬州来的文人，素来耍笔杆子吃稿费的，英俊而有几分伟岸之美。潘先生两手摩挲起灰色长衫，道：“刘太太，我先付三个月的房租给你。”刘太太点头，叮嘱了他几句琐碎话，说：“上海的早春冷，我改天给你抱个火炉子来……”
窗外忽传男女争执之声。
隔岸听戏似的，没一句清楚，只知吵嚷得极厉害，又是喊又是吼，又是摔东西又是骂人。
“邻楼的！不要理，又是她。”刘太太说，“事不关己，少管为妙。那个小女子，苏州人，住进来三个月了，是个学西洋油画的。”她忽又笑了，与此前的笑不同，“没见卖出过半幅。常有男人来浣衣弄找她。不知这一回，又是哪个冤家。据传，她是逃婚逃来的。家里给她指了一门亲，她不乐意，逃来阿拉上海吃苦，当过下人，当过洋画模特儿，后来又自己学画。她从没短过我的房租。谁知道，她究竟卖什么！”
此等尖刻之语从这体面人的唇间迸出，叫潘先生以为大煞风景。现今世道不好，人人活得艰难，而女子尤其辛苦——卖什么？
她又说：“我不想租给她，她就哭，把我的心都哭软了。没办法，租吧，租吧，谁能和钱过不去！”说罢，眉间便压了一段愁，“东北形势不好，该快打仗了吧……”
“打不来上海的。”潘先生说。
等刘太太走了，他才扯下围巾，脱去外套，看一眼左腕上的手表，是七点半。
“咚咚”。
他提灯下楼开门。
“对不起——”她捂着右半张脸，“我以为是李先生……我是邻楼的，叫刁玉曼，来借白药。”像是低声下气的乞求，楚楚可怜的、悲凉的、难受的、哽咽的调子响在喉腔里。
潘先生心忖，这便是苏州小女子了？
他边找药边问：“谁打的？”
她先是沉默，后来忍泪道：“我弟弟，从苏州来拿人的。我决不与他回去。谁愿嫁一个无赖，谁就回去吧！李先生从前把药膏药水收在橱柜里，你不当只在桌面上找的。”如其所言，白药在橱柜里。他一面给她红肿紫涨的右眼上药，一面追问：“他走了没？还回来吗？上海是**讲理的上海，任是谁也决不能乱打人，更何况，你还是他亲姐姐。弟弟打姐姐，不像话。你未来夫家是什么人，为什么说是无赖？”
玉曼只说：“我的难处，你不会知道的。”
她该有十**岁，发式是当下学堂女学生最流行的样式，一刀齐的及肩发，额发在两弯烟眉以上，有点稚气了。一双大得过分的、眼梢飞斜的眼睛老是低垂着不看人。一袭米黄暗花旗袍外搭着一大片旧披肩，像是副怕冷的样子。
不知竟为何故，他脸上有些微烫，避过她一道探查的目光，放回药道：“我是新房客，叫潘少玮，扬州人。你……邻里街坊的，若有什么难处，说给我听也无妨，我……用得着我，我就帮一帮。”
“谢谢你，潘先生。”她只当他是客气。
3.
上海的早春。
风叩门环，芭蕉弄绿；细雨如织，春燕斜飞。天井生瓦松，青砖垒白泥。花木婆娑，石狮威武，古宅门楼相对闭。天光将尽了，云霾弥漫，偶有行车声来去，从森森的两道高墙间荡远。谁家的狗忽吠了起来。听取天地万物一片凄愁之声，玉曼倦了，而枕边人的肌肤是汗湿的。在此半梦半醒间，她低语：“我病了，病得厉害。”电光如游蛇而动，一声惊雷，她蓦地清醒，接着小声呼叫：“救我！救我！”
“……什么？”
“我没有那样好的命。”玉曼已在抽泣，“玉书三日前找上门了，死活拉我回苏州。他打我，我还手；他再打，我就只会哭了。抽屉，衣柜……我积蓄的几个钱全被他搜刮走了。你知道的，我们女子的命从来都轻贱。可是，再轻贱的命也由不得我做主。我十六岁离家出走，一到上海就给徐家的太太小姐当了下人，浣衣洗碗缝补衣裳，挨打受骂被使唤，无处不辛苦，无处不可怜。再辛苦，再可怜，也是我选的。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如今再叫我回去，叫我嫁一个流氓，叫我过从前的活法，我不行！”
她说得动情。
男子侧过身：“玉曼，不要哭。”
“我有一万个缘由去哭……”
“你弟弟……”他说，“我帮你……”
她拭一拭泪珠，抬起眼来——他是那样精于算计，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可她想听，于是问：“董先生，您还是爱我的，对吗？”
风催雨急，闷雷隐隐，灯火幽暗不明，映见他的容貌，一头短发梳成四六分，眉目深邃，白若傅粉；脸颊瘦削，一左一右如有刀痕；颧骨稍高，微凸而起，水枯石出似的；两片薄唇是绛红色，下颌线条刚冷方正。
他起身，从床头柜上的一只银制雕花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并不看她，却含着笑说下去：“我头一回见你，就认定你是读过书的，不同于一般女子，能断文识字，自有一股不凡的书卷气，像是哪户人家的落了难的小姐。我记得你当时扶徐太太下车，所穿的是淡青色，上袄下裤，是春雨里的一株细柳。一扭头即撞见我，你吃惊，吃惊的神色如一只淋了雨的小雀儿，叫我如何不喜欢？”
“我算什么小姐？我家祖上是读书人。清帝没了，科举没了，家门威风也没了。从小，我阿娘就请先生教我诗书。我识得几个字，会一两句诗。”她含恨道，“读过书又如何，女子又不能考功名，只有早早嫁做人妇、草草一生。那个茶叶商之子，猥鄙无能，自甘下流，一日日是走鸡斗狗、吃喝嫖赌，仗着尚有一点家底就欺负我刁家，是条十足十的癞皮狗！我阿娘去得早，若是她还在，怎么也不能为了几斗米就把亲女儿卖了！”
又要滚下泪来，却是止住了满心饱涨的悲情，她勉勉强强地冲他一笑：“——你今夜走吗？”
“你这样问我，我可走不了了。”他把烟头按灭在水晶烟灰缸里。
铁艺床，床头柜，镜台，书桌，圆凳，衣柜，纱帘与露台，拉门相隔的盥洗室。屋角支着个画架，盖了块白布，幽灵似的立着。画笔，调色盘，五颜六色的、或封藏或空瘪的颜料管。镜台上摆有插满粉白蔷薇的黄釉花瓶、牛奶色玻璃罐装的雪花膏、一管口红、或红或蓝的香水瓶和一把牛角梳子。有几个闻名上海的洋牌子，蜜丝佛陀的花体字十分优美。
在油画颜料的冷腥气里，他道：“玉曼，我在等你画完《上海之春》。”
4.
潘少玮辗转难眠，披衣起身步去了露台，倚栏而望万家灯火。残月一轮，星子寥落。一辆黄包车拉着个人一溜烟往西去了。再是野猫打架，互扑着，撕咬着。乡愁，是乡愁叫他眠不成。他唯有叹了一口气：“说起来，邻楼的玉曼小姐，她睡下了么？”
忽起鸣笛声，野猫溜走了，一辆车缓缓驶来，停在弄堂口。那男人来了，头也不抬地经过少玮楼下，往邻楼去，按了按门铃。
“我以为你不来了。”是苏州小女子。
少玮大约懂了，从露台返回床上，直挺挺地一躺，心思飘渺：“一个年轻女子，没有可观的收入，是难以在上海租下一整栋小楼的。是了，她有手腕，有门道……”此时，他于心底是轻视玉曼的，不仅因她的“不正经”，“暗门子，小小的年纪，竟是那样一个暗门子！”他又后悔，后悔自己不听刘太太的话，后悔当日看她可怜就放她进了门，是怎样的一个祸水！一个妖孽！他，一个清清白白、本本分分的文人，是决不能与此等女子有往来的。他是受了她的蒙骗，才为她上药，才说“用得着我，我就帮一帮”——他有什么本事帮她？
又闻“咚咚”之声。
他提灯下楼，门一开，是他们。那男人朝他温和一笑，说：“潘先生，上回蒙你照顾玉曼，我很感激，特此登门谢你。我瞧见楼上灯还亮着，估摸着你还未睡下。如有打扰，真是不好意思了。”
“……请进吧。都是街坊邻居，彼此照应是应当的，你们这般客气，倒叫我不好意思起来。我初来上海，脚跟还未站稳，没有好茶好点心招待你们，是我的不是了。如不嫌弃，我去为二位烧点水、泡点茶吧。”
“哪有什么嫌弃不嫌弃的。”玉曼很有些娇怯样儿。
少玮奉上茶水，又看看那个男人，三十多岁，与他一般高，像是个商人，便问：“不知先生怎么称呼？是做什么的？”
“董景珩，骨伤科医生。”
他虽客气，可少玮以为他心里并不客气。再望向他时，少玮自认是请进来了一个敌人，对，是敌人。董先生却笑了，打量这情场上的敌手，问：“潘先生又是做什么的？”
“我么，一介书生，写文章的。”
“难怪，难怪。”
“潘先生写什么文章？”玉曼问。
“我么，一支秃笔，针砭时弊而已。”少玮斜睨一眼他，终于下了逐客令，“我……今夜我还有文章要写呢。”
5.
董先生喜欢看她作画，道：“徐二小姐教出了一个好徒弟。”
“二小姐留过洋，学过美术，比我可强上太多了。我替她寻回了瓜儿——瓜儿是猫，她喜欢我，才教我西洋油画的。否则，我一个轻贱的婢子，如何能学这些！我一拿上画笔，就入迷得不行……”玉曼又害羞了。
“可是，玉曼，你命轻贱一类的话，我不许你再说了。”
之后，一个画商在他的引荐下看了玉曼的作品，从《码头》看到《闲午》，从《卖花妹》看到《静物》，看了一幅又一幅，再看到未成的《上海之春》——杏花春深，翠柳繁密。他不禁扺掌而赞，说她了不得，而到最后却凝眉不语了。
“是，我没有名气，又是个女子，所以……”
“当然，看在您先生的面子上，我会……”
“我明白，我都明白。”玉曼打断他，“这画，我不卖了。”等画商走后，玉曼颓然一坐，语无伦次地说：“董先生，现在，是我还不起了，无论是钱还是情。我听说你起先想追求的，是徐二小姐……唉！假如我是个浅薄的人，那我决不会如现在一般痛苦。”
6.
“玉曼……”
停了笔，少玮微有吃惊：“无端端的，怎么写出那苏州小女子的名儿了！”他以为他是可笑的，见了人家几面，就这样动起情来，实在不像话。这缘分来得危险，是将灭未灭的一点火星，如是当真烧起来，那可了不得！
他把才写了三四行的稿纸揉作一团，掷去字纸篓里，伏案再提笔：
“她是他的模特儿，他的缪斯。他在画她，先拿铅笔在画布上勾定了一个大致轮廓，一个清瘦疏淡的轮廓。而她，玉曼，裸身伫立在一大块纯白无尘的背景布下，一捧白花黄蕊的雏菊掩了前胸，侧过腰，扭过脸，凝眸而望，望向她的情人。”
忽又觉着这风月文笔过于下流，他笔下一滞，接着一动心，不管不顾了：
“他在画她了，一笔笔描出……肩颈是三春残雪一般的白……腰窝在落日余晖里反着金黄耀目的光……右大腿上有一粒小小的黑痣……她是他的模特儿，他的缪斯，他的神女。也是我的缪斯……”
还未停笔，幻境就破灭了。
7.
不久后，将从浣衣弄搬走时，玉曼唇间衔了一支细长的烟，眼一眨，一颗水珠落在密睫上。
不是泪，是雨。
天阴云聚，一场秋雨渐泣渐大。
他们请的搬家工人们正给一堆家什盖上遮雨的油布。董先生打着伞，对她笑道：“我排了老长的队才购得两张船票。叫你等太久了，太太。”
“我将画都当了，只为与你远走！”
那是1932年，寒冬时节。
还是走不成了。
9.
又一个春日，新房客撩起纱帘，走上露台，远眺天主堂和码头。
邻楼的潘少玮正在露台上抽烟——万幸，他已抽得起烟了。少玮瞧见了他，打了个招呼：“您好。”
“您好。”
上海的春天，太冷太潮又太短了。
那房客又说：“先生久居此地，可曾听说陈记当铺有一幅奇画？叫《上海之春》，虽画春景而不画人，但夜来却时见一个女子显影画中，嘤嘤而泣……哎呀，真吓死人了！”
少玮目光一凝：“这当铺在何处？”
“刘太太讲，就在香樟路，从东数第六家。”
少玮将烟头按灭，若有所思……片顷，他像拿定了什么主意。
“哎，先生急往何处去？去看画么？”
“去赎人！”
玉曼，玉曼，他的玉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