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湟水河的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总有暗流。西宁城头的紧张气氛，如同开春的冰面，悄悄裂开了缝。街上的马家军巡逻队不像前阵子那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饮马街的铺子也陆续卸下了门板。阿大说，城东我们家的那间杂货铺，该去打理了，税局的单子也送来了两份，再不去打点，怕是要惹麻烦。

这天一大早，阿大就揣着账本和钱袋子出了门。院子里，就剩下我、阿妈，还有肩伤渐愈的红军姐姐。

正值周末，不用去学堂。日头暖洋洋地照进小院，把青石板晒得温温的。我和姐姐搬了小杌子，坐在院里的老榆树下，就着光亮做针线。她肩头还不能大幅度动作，便只帮我分线、递递东西。我偷偷瞧她的手，指节粗大，掌心布满了厚茧和细小的裂口，那是常年握枪、干重活留下的印记。可就是这样一双手，捏起细小的绣花针时，却异常沉稳灵活。她帮我绣一片兰草叶子，针脚细密均匀，叶脉走向清晰，比我这个正经学了好几个月的还要活泛。

“姐姐，你这手艺跟谁学的？”我忍不住问。

她低头笑了笑，阳光在她浓密的睫毛上投下小小的阴影：“以前在家时，跟我阿妈学的。后来在队伍上，我们宣传队的女同志也常在一起做针线，给同志们缝补衣裳，有时还在红旗上、慰问袋上绣字绣花。”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阳光透过榆树叶的缝隙，在我们身上、在未完成的绣绷上洒下晃动的光斑。阿妈在灶房里忙碌，偶尔探头看看我们，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那一刻，院子里安详静谧，我们俩低头做女红的模样，在外人看来，活脱脱就是一对亲密的姊妹。

然而，这份宁静被一阵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猛地撕裂。

“咚！咚！咚！”那声音又重又响，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砸在院门上，也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阿妈脸色一变，急忙从灶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她快步走到我们面前，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快！你俩快回屋里去！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姐姐的衣袖。姐姐却比我镇定得多，她迅速收起针线，拉起我的手就往屋里走。她的脚步很稳，但我能感觉到她握着我手的力道有些紧。

我们刚闪进里屋，掩上门，就听见阿妈走去开院门的声音，以及她刻意提高、带着几分讨好意味的招呼：“来了来了！军爷，这是……”

门闩落下，院门被“哐当”一声推开，杂乱的脚步声涌了进来。

“查红匪！挨家挨户地查！”一个粗嘎的男声吼道，“家里几口人？有没有生面孔？”

我扒着门缝，屏住呼吸往外看。院子里站着三个穿着灰布军装、挎着枪的马家军士兵，为首的是个黑脸班长，眼神像鹰一样在院子里扫视。

阿妈赔着笑脸，身子微微挡在我们屋门口：“军爷，家里就我们三口，我男人一早就出门了，还有个丫头在屋里……”

“屋里？”黑脸班长眉头一拧，目光立刻钉在了我们这间屋子的门上，“搜！”

“军爷，屋里就我家丫头，胆子小……”阿妈还想阻拦。

“滚开！”旁边一个士兵不耐烦地推了阿妈一把。阿妈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眼看他们就要朝我们屋子走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下意识地想往炕沿底下钻。姐姐却猛地站起身，她不是寻找藏身之处，而是一把将我拉到她身后，用自己的身子挡在了我和门之间。她的背挺得笔直，像一堵突然立起来的墙。

“吱呀——”一声，房门被粗暴地推开。光线涌入，照亮了姐姐清瘦而坚定的侧影，也照亮了门口那几个士兵凶悍的脸。

黑脸班长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姐姐的脸，上下打量着。姐姐穿着阿妈改过的旧衣裳，头发也像本地妇女一样在脑后挽了个髻，但她的身姿，她眉宇间那股挥之不去的英气，还是与寻常村姑截然不同。

“你是什么人？”黑脸班长厉声问，“路引（身份证明）拿出来看看！”

姐姐沉默着，她当然拿不出来。

阿妈这时也挤了进来，脸上堆着更急切的笑，声音都带了颤：“军爷，军爷，误会了！这是我娘家那边的外甥女，姓张！她老家在甘肃那边，不是闹……闹红匪嘛，兵荒马乱的，她爹娘不放心，让她来我这儿躲躲清净！”她一边说，一边暗暗朝姐姐使眼色。

“外甥女？”黑脸班长显然不信，冷笑道，“躲清净？我看是躲我们吧！瞧这站相，可不像是普通丫头片子！”他说着，突然上前一步，毫无预兆地伸出手，重重地在姐姐的左肩头上拍了一下！

那是她受伤的地方！

姐姐猝不及防，伤口被狠狠按压，剧痛让她控制不住地倒吸一口冷气，眉头紧紧皱起，脸色瞬间白了几分，身子也晃了一下。

“伤？”黑脸班长的眼睛立刻眯了起来，像发现了猎物的踪迹，“这伤怎么回事？啊？”

阿妈的脸也白了，抢着回答：“是……是摔的！前些天帮我晾衣裳，从凳子上摔下来，磕到石头棱子上了！”

“摔的？”黑脸班长逼近一步，眼神更加怀疑，“我看不像吧？这伤，别是枪伤吧！”

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躲在姐姐身后，能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狂跳的声音，几乎要冲破胸膛。

阿妈急得额角冒汗，嘴唇哆嗦着，眼看就要圆不过去了。忽然，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伸出手，指向姐姐的脚，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利：

“军爷！您看看！您看看她的脚！都说红匪最恨小脚，见一个要放开一个！您瞧瞧她这双脚，缠得好好儿的，标准的四寸弓足！穿着袜儿，套着弓鞋，这怎么可能是红匪嘛！”

所有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姐姐那双穿着浅口布袜和深紫色缎面弓鞋的脚上。那双脚，被阿妈精心收拾过，白袜洁净，弓鞋合脚，尖瘦纤巧，虽比我的略大，但那分明是缠足女子才有的模样，是“金莲”的轮廓。

巡逻队员们的眼神里的怀疑，像退潮一样，慢慢消退了。他们互相看了看。确实，传言里凶神恶煞、反对一切旧规矩的红匪，怎么会是一个缠着小脚的女子？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形象实在相差太远。

黑脸班长又盯着姐姐苍白的脸看了几秒，终于悻悻地哼了一声：“算你们走运！走！”他一挥手，带着两个士兵转身出了屋子，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院门被重新关上。

院子里恢复了安静，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粗重的呼吸声。

阿妈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扶着门框才站稳。姐姐紧绷的身体也松弛下来，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左肩微微颤抖着。

夜里，阿大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阿妈立刻把白天惊险的一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阿大听完，坐在炕沿上，半晌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模糊了他紧锁的眉头。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映着他忧心忡忡的脸。

许久，他重重地磕了磕烟袋锅，灰烬落在泥地上。他抬起头，看了看里屋方向——姐姐已经睡下了，声音沉甸甸的：

“她妈，这人……咱家怕是留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