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九回到草棚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他从卫生所门口逃开之后，又在村子里转了一大圈，把昨天没捡完的那片垃圾捡了。但其实今天捡得不多——他的心思不在废品上，左手撑着地，脑子里却老是晃着那个人的影子。

白大褂。银框眼镜。站在枇杷树底下看过来的目光。

阿九在村里见过很多种看他的目光。有嫌恶的，像大伯娘看着他吃饭时那样，好像他多吞一口米都是浪费。

有好奇的，像那些孩子蹲在路边打量他时那样，像是在看一只翻不过身的甲虫。

有怜悯的，像李校长塞给他馒头时那样，叹着气，嘴里念叨着“可怜”。

但那个新来的医生看他的方式不一样。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只是那种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没有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冲动。反而想多看一会儿。

这个念头让他慌乱。

他把脸埋进臂弯里，左手的动作加快了些。轴承轮子碾过碎石子，咯吱咯吱地响，像一只急躁的老鼠。

草棚在村尾，靠着大伯家的后院墙，原本是堆羊草料的地方。

说是草棚，其实只是三面土坯墙加一个石棉瓦顶子，没有门。墙是大伯盖羊圈的时候顺带垒的，垒得敷衍，泥巴里掺的草筋太少，几年下来裂了好几道大口子，最大的那条能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人影。

冬天灌风，夏天漏雨，石棉瓦顶上破了个窟窿，阿九用捡来的化肥袋子塞着，下雨天还是滴滴答答地漏。

棚子只有四步长、三步宽，勉强能躺下一个人。但阿九躺不了——他的腿蜷着伸不直，只能侧着睡，侧着睡又压得胸腔喘不上气，所以大部分时候他都靠墙坐着睡。

墙根底下被他坐出了一个浅浅的凹坑，土面被压实了，泛着一层暗色的油光。

棚子里堆着小半间屋的干草料，是大伯家养羊的冬储。草料垛占了将近一半的地方，剩下的角落塞着阿九的全部家当：一床露了棉絮的薄被，一只磕掉了漆的搪瓷碗，一双断了一根带子的拖鞋，还有一个爷爷留下来的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几样他认为值钱的东西——爷爷的老花镜，奶奶的顶针，一把生了锈的铜钥匙，他已经不记得是开哪把锁的了，以及一卷皱巴巴的零钱。

饼干盒藏在草料垛最里面，上面压着一捆干花生秧。

阿九挪到棚子口，左手撑着地，把身体从板车上慢慢挪下来。这个过程很慢。他先要把左胳膊伸出去撑住地面，然后把上半身歪过去，让身体的重心一点一点地从板车滑到地上。

右腿和右胳膊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帮不上忙，像两截脱离了身体的累赘，软塌塌地拖在一边。

落地之后他靠在墙上喘了一会儿。

喘气这件事对他来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小儿麻痹症伤到了他的呼吸肌，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多一点。

每次挪动身体都像跑了一场短跑，胸腔里像被人攥住了似的，吸进来的空气总是不够用。他歪着头，把脖子尽量伸长，让气道打开得大一些，一口一口地把气喘匀。

墙缝里透进来的风带着羊圈那边的膻味。

阿九闭上眼睛。

——砰。

后门被推开的声音。

是大伯娘。

阿九的身体几乎是本能地绷紧了。他睁开眼，听着那双塑料拖鞋啪嗒啪嗒地踩过院子里的泥地，越来越近。

他下意识地把蜷缩的右手往身侧藏了藏，左手撑在地上，让自己坐得稍微正一些。

王大芬出现在草棚口的时候，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

她四十出头，个子矮，但壮实得像一截树墩子。脸上的肉被山风吹得粗糙泛红，眉毛稀疏，嘴唇薄而扁，嘴角两边各有一道深深的纹路，是常年撇嘴撇出来的。

她穿着一件碎花短袖衫，领口洗得变了形，松松垮垮地耷拉着，露出里面红布背心的带子。腰上系着一条油渍麻花的围裙，上面沾着草屑和羊粪末子。

她站在草棚口，没有进来。不是因为客气，是因为嫌里面脏。

“喂。”

她叫他的方式从来不带名字。有时候是“喂”，有时候是“那个谁”，有时候连称呼都没有，直接一句话砸过来，好像他是羊圈里一只不用叫名字的畜生。

阿九抬起头看着她。

王大芬把手里的碗往地上一墩，碗底磕在土面上，溅出一点汤水。

“今天的饭。”

碗里是半碗稀粥，上面浮着几片菜叶子，已经煮得发黄软烂，看不出本来是什么菜。粥很稀，稀得能照见碗底，米粒沉在底下，寥寥可数。没有油星，没有盐味，就是白水煮米煮菜叶，给猪都嫌稀。

但阿九没有说什么。

他说不了什么。

大伯家给他供一口吃的，不是因为好心，是因为老房子的宅基地和那几亩地。爷爷去世的时候没有留遗嘱，按村里的规矩，房子和田该由两个儿子分。

但阿九的父亲刘建国跑去了县里，再没回来过，他的那份就落到了大伯刘建军手里。刘建军占了老房子，占了地，占了宅基地，唯一付出的代价就是给阿九一个住的地方和一口吃的。

“住的地方”是堆草料的棚子。“一口吃的”是每天一顿稀粥，有时候连这一顿也没有。

村里不是没人说过闲话。李校长来找过刘建军，说孩子都这样了，好歹给口饱饭吃。

刘建军当时答应得好好的，转头王大芬就把阿九的碗换小了一号。“他不是吃不完吗？换个小碗省得浪费。”李校长后来再送馒头来，都是偷偷塞，不让大伯家人看见。

阿九用左手把碗够过来。

他吃饭很慢。非常慢。

吞咽对他来说是一道需要全神贯注的工序。咽喉的肌肉也不太听使唤，食物进去之后，他必须有意识地控制软骨把气管盖住，否则米粒和汤水就会呛进气道里。

每一口都要先在嘴里停一停，确认位置，然后屏住呼吸，用力咽下去。咽完之后再小心地吸一口气，确认没有呛着，才能吃下一口。

所以他吃一顿饭要很久。小时候因为这个挨过不少骂。奶奶在的时候不催他，爷爷也不催。奶奶会坐在他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等他，等他吃完一口再喂下一口。后来奶奶走了，爷爷走了，就再也没有人等过他了。

王大芬等不了。

她站在草棚口，双手叉腰，看着阿九一口一口地抿粥，嘴角那两道纹路越来越深。

“吃个饭跟鸟啄食一样，磨蹭得要死。”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吃完把碗涮了送回来，别搁在这儿招苍蝇。”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

“对了，这两天有人来收羊，后院的圈要腾一间出来晒草。你那些破烂玩意儿别堆在墙根底下挡路，都收进去。”

后院的墙根底下放着阿九捡回来的废品——分好类的塑料瓶、压扁的纸壳、几截还能卖的铁丝。那是他唯一能换钱的东西。

攒够一麻袋，等收废品的老孙头赶着骡车进村的时候卖掉，能换几块钱。他用那几块钱买盐，买火柴，买最便宜的止疼药片。有时候攒得多了，还能买一小袋米，自己煮一顿稠的。

“听见没有？”

“……听见了。”

阿九的声音很轻，带着气声。他的声带没问题，但呼吸撑不住长句子，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像一台电力不足的收音机。

王大芬走了。

塑料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穿过院子，进了堂屋，然后被一扇关上的门隔住了。

阿九把碗里的粥慢慢抿完。最后一口的时候还是呛了一下，米粒进了气管，他弓着背剧烈地咳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胸腔里像有把刀在刮。他用手背擦掉嘴角的汤水，又擦掉眼角的泪，靠在墙上缓了好一会儿。

棚子外面，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来。

他把碗放在一边，左手撑着地，慢慢挪到棚子口，去看他那些废品。塑料瓶和纸壳还堆在后院墙根下，码得整整齐齐，和大伯家的羊圈隔着一道半人高的土墙。羊在圈里咩咩地叫，挤来挤去，蹄子踩在粪泥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阿九蹲不了，只能歪着身子靠在墙上，用左手把废品一样一样往棚子里拖。塑料瓶还好办，纸壳太大，他一次只能拖一张，拖到棚子口还要想法子折小。

右手帮不上忙，他只能用牙齿咬着纸壳的边缘，配合左手把它压扁、折起来。纸壳的边缘割破了他的嘴角，尝到了一丝铁锈味。

等他把所有东西都拖进棚子，天已经黑透了。

棚子里没有灯。阿九摸黑爬到草料垛旁边，把搪瓷碗放到饼干盒旁边，然后把那床薄被从墙角拽过来，围在自己身上。

被子的棉絮已经结成了疙瘩，一块硬一块薄，盖在身上跟盖了张渔网似的。他把后背靠到墙上，调整了几次姿势，找到了一个让呼吸稍微顺畅一点的角度，闭上眼睛。

羊在隔壁咩咩地叫。

远处的狗在吠。

风从墙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凉意。九月的山里，白天晒得人发晕，夜里却凉得很快。阿九把被子裹紧了一些，把脸埋进膝盖里。蜷缩的腿抵着胸口，压着呼吸，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压在胸口，不致命，但永远在那里。

他闭上眼睛，想着明天的路线。

后山那条路边的灌木丛里还有几个塑料瓶没捡，是前天看见的。村口小卖部老刘叔说最近废品收购价涨了一分钱，一斤塑料瓶能卖到一毛二了。他算了算自己攒的量，大概能卖三块多钱。盐快吃完了，火柴也只剩三根。

然后，不知怎么的，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了那个穿白大褂的人。

新来的医生。

他站在枇杷树底下，阳光落在肩膀上。他的白大褂很白，白得像山尖尖上的雪。他戴着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看着这边，没有笑，但也没有皱眉。他只是看着。

阿九从来没有被那样看过。

像看一个正常人一样。

他把这个念头按下去，觉得好笑。他哪里正常了。他的腿是废的，胳膊是废的，吃饭会呛，喘气会堵，连拉屎撒尿都要撑着地挪到棚子后面的土坑边，完事了再挪回来，来回一趟要歇三次。他哪里正常了。

但是那双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不正常。

他把脸往膝盖里埋得更深了一些。

睡吧。

明天还要去后山捡瓶子。

草棚外面起了风，吹得石棉瓦顶子呼啦啦地响。那条最大的墙缝里透进来一线月光，落在阿九蜷缩的脊背上，像一道细细的、银白色的伤口。

而村子上头的卫生所里，林时序的窗户还亮着灯。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老周那里借来的居民健康档案登记册，翻到了某一页。那一页上贴着一张皱巴巴的一寸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被一个老人抱在怀里。

孩子瘦得厉害，但眼睛很亮，对着镜头露出了一点怯生生的、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笑。

照片下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刘阿九，男，19岁。

既往病史：小儿麻痹后遗症。双下肢及右上肢瘫痪畸形，呼吸肌受累，吞咽功能障碍。

监护人：刘建军（伯父）。

备注栏是空白的。

林时序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把登记册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后山的梯田隐没在夜色里，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在看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村尾，是草棚所在的地方。

山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凉意。

他站了很久，然后关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