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初刻，沈府后宅还在睡。

天光未亮透，甬道上的青砖蒙着一层薄薄的、磨砂似的灰。昨夜下过雨，不知什么时候下的，大约是后半夜，檐角还在淅淅沥沥地滴水。空气里有一股土腥气和着花的甜腻，混在一起，闻着让人不大舒服。

我已经醒了，并且站在祠堂外面的甬道上。

不是谁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卯时初刻，挽翠还没起身，我穿好衣裳，梳好头，推开门，像往常一样端庄地迈过门槛。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连巡夜的婆子都不在。

祠堂外面的甬道铺的是大块的青石板，年深日久，石缝里长出些青苔，踩上去微微发软。甬道尽头是一道月洞门，门外面连着前院。甬道两边是两道高墙，把祠堂夹在中间，常年见不着多少日头，墙角生着些喜阴的羊齿蕨，叶子湿漉漉地耷拉着。

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只转了一圈，就被一阵风带跑了。风从甬道那头灌进来，贴着地面呼呼地刮过，把地上的落叶和花瓣卷得飞起来。杏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海棠，粉白的花瓣被雨打湿了黏在石板上，像是什么人洒了一地碎纸。

我看着那些花瓣，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蹲下身，用手指拈起一片花瓣。

花瓣湿，软，边缘已经被雨水泡得有些透明。我把它放在掌心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发现是哪里不对劲。

这片花瓣下面，有字。

不是用笔写的字。是用指甲划在石板上的。划得很用力，指甲的白色碎屑嵌在石纹缝里，断断续续地连成几个潦草的笔画。我低头辨认了许久，才勉强认出来。

“出不去。”

我的心跳很稳。一下，一下，一下。

我看着这三个字，把它看进眼里，然后站起来，用鞋底在石板上蹭了蹭。花瓣碎了，指甲划出的痕迹还在，只是被濡湿的花瓣碎末糊住了，不凑近了看不分明。

我用鞋底又蹭了几下，蹭到那几个字彻底隐没在花瓣的残骸底下，才抬起头。

甬道那头，月洞门的阴影里，仰面躺着一个人。

是一个女子。脸朝上，四肢摊开，躺的姿势说不上来——不像是睡着了倒下的，倒像是从很高的地方跌落到这里，落地的姿势还没来得及调整便被定格了。她穿着一件有些眼熟的衫裙，料子是极普通的青布，像是针线房里统一裁的。

她的脸是白净的鹅蛋脸。眼睛睁着，嘴也张着，脸上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痛苦，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更接近于困惑的茫然。

像是一个人在解一道很难的题，算到最后一笔，忽然发现答案等于零，怎么也对不上。

我走过去，在她身旁蹲下。

昨夜的雨在她眼角积了一小汪水。我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又摸了摸她的颈侧。凉的。死了有一个多时辰了。

我低头看她。她睁着的眼睛里倒映着天上将明未明的云，灰蒙蒙的，像两颗没有温度的石子。

三个人中的一个。前天进府，鹅蛋脸的是“沈怀瑜”，圆脸和瓜子脸去了针线房。她是那个瓜子脸的。

怎么死在这里？

我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意识到我并不是在思索她怎么死的。我是在思索另一件事——方才我蹲下身看那几个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先看见她？

她就躺在月洞门旁边。从我这个方向看过去，只要抬起头，应该一眼就能看到。可我没有看到。不是她藏起来了，也不是光线太暗。是她躺在那里，而我经过她的身边，像经过一块石头、一盆花或者一面墙——眼睛看见了她，脑子却没有把她当做一个人来处理。

这个认知让我微微打了一个寒噤。不冷。只是一个很轻的、从身体内部泛上来的细微震颤，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我的骨髓。

不是害怕。是熟悉。太熟悉了。这种视而不见的冷漠，这种把人当做物的漠然，好像是我的日常，是我在这座府邸里做了无数次的事。

可我为什么想不起来？

我正想着，甬道尽头传来脚步声。很轻，很稳，一步不多一步不少，是那种被规矩驯化到骨子里的走法。不用抬头我便知道是谁。

吴嬷嬷。

她是来祠堂上早香的。每日卯时二刻，风雨无阻。这是她的规矩，也是她的体面。

“大姑娘？”她看见我蹲在墙根下，脚步顿了顿，脸上划过一丝意外，“这么早，怎么在这儿？”

我站起来，裙摆带翻了地上几片花瓣。“昨儿晚上陪老太太说话，落了支耳坠子，找了一路，”我朝地上那具尸体看了一眼，声气平淡得像在说今早吃了什么，“结果找着了这个。”

吴嬷嬷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我看见她的脸——先是愣住，然后皱起眉头，然后舒展，又皱起来，像是在几套表情之间来回切换，最后定格在一种介于烦心和无奈之间的神情。那神情不是说“有人死了”，而是“怎么又来了”。

“不是咱们府上的，”她弯下腰端详了一眼，手指都没沾那人一下，只拿眼睛从脸看到衣裳，从衣裳看到脚，便下了定论，“针线房新来的，昨儿晚上遣去给二姑娘送衣裳，大约是走岔了路，在这儿犯了什么病。”

“什么病？”

“约莫是老毛病。”吴嬷嬷直起身，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回答得很干脆，“新来的下人身上有什么毛病，牙婆哪里肯说。这倒好，头一个活没干完，人倒折了。回头还得叫外头的人来收殓，又是一桩麻烦事。”

她的话滴水不漏，像是已经在肚子里打好了草稿。

我没有反驳。不是不敢。是没有必要。

“嬷嬷说的是，”我把落在肩头的海棠花瓣拈下来，放在掌心看了看，又随手丢在地上，“那就有劳嬷嬷了。”

“姑娘说哪里话，这是老奴分内的事。”

吴嬷嬷堆着一脸的皱纹笑起来。她弯腰的时候，我看见她后颈上有几颗暗红色的斑点，像是火罐印子，又像是别的什么。我没细看。

她走了，脚步仍是一步不多一步不少，好像甬道里没有躺着任何不该躺着的东西。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蹲下身去。这一次不看她的脸，看她的手。她的右手攥着，很紧，指节都发白了，人已经死了，那指节还挺着不松。我用帕子垫着，将她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掌心里，是一个用红线编的平安结。很旧的，有些褪色。结子打得很密，手指头大的一个，下面垂着两条穗子，都用红绳扎着。绳子的颜色已经暗沉了，沾了汗渍和泥土，露出脏兮兮的黄。

我把平安结托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收进了自己的袖中。

站起身来时，天已经亮了。

是那种不容分说的亮，青灰的天光忽然就薄了，散了，太阳从东边墙头上跳出来，把整条甬道照得明晃晃的。祠堂门前的石狮子在日光下露出了全貌，是普通的看门石狮，左雄右雌，雄狮脚踏绣球，雌狮抚弄幼狮。那幼狮蜷在母狮的爪下，张着嘴，像是在啃咬母狮的爪子，又像是被母狮按住了喉咙。

阳光照在石狮的眼睛上，原本黑洞洞的眼眶里忽然有了一点光，亮晶晶的，像是活的。

我移开视线。

我不是来处理尸体的。我来这里是有别的缘故。方才跟吴嬷嬷说的那套话，只是顺口编的。我并没有什么耳坠子在祠堂附近丢失，老太太昨晚也没有留我说话到那么晚。

我来这里，明明是因为——

忽然停住了。

甬道那头，靠近祠堂正门的地方，有一小摊积水。雨后的积水，窄窄的，也就一个海碗大小。水面平静，倒映着天上那一方规矩的蓝。水底下沉着一样东西。是个很小的金属物件，正在幽幽地泛着光。

我走过去，蹲下。

是支耳坠子。

不是金子打的，也不是银，是铜。很细的铜丝绞成麻花样，下面坠着一颗假珠子，珠子表面有一层廉价的珠光漆，被水泡得起了皮，露出里头灰白的底子。这坠子很新，铜丝上没有铜绿，最多戴过几天。

吴嬷嬷来上早香，是在我刚才走过来的方向。她却没有看见尸体——或者说她假装没有看见。她也没有看见地上那个平安结，没有看见这片海棠花瓣下面的三个字。她只看见自己想要看见的东西，像一把筛子，把那些筛孔以外的都挡了回去。

我把铜耳坠子从水里捞出来，拿帕子擦干了，也收进袖中。

两样东西碰在一起，都很轻，没什么分量。

回到院子里时，挽翠恰好端着铜盆从廊下转过来。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姑娘起这么早？”然后看见我的裙摆。杏子黄的底子上沾了些濡湿的花瓣碎屑，还有几处颜色发暗，是水渍。

我还没开口，她已经把铜盆放下了。

“姑娘这是去了哪儿？”

“祠堂外头走了走。”

挽翠的嘴张了张，像是有什么话要冲口而出。但她咬了咬嘴唇，把它咽回去了。她弯下腰，用帕子沾了水，一点一点地替我擦裙摆上的泥。

太阳升高了，日头从窗棂里照进来，照在我昨日的绣架上。那是“百子千孙”，石榴籽已经绣到第七颗，金线在光下亮闪闪的，很好看。那些石榴籽密密地挤在一起，每一颗都很饱满，每一颗都用金线锁了边。

我在绣架前坐下来，穿针引线。

绣到第九颗石榴籽的时候，挽翠忽然开口了。

“姑娘。”她的声音有些闷，眼睛仍看着我那沾了花瓣的裙摆。

“嗯。”

“外头的事，自有外头的人管。”她的话说得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掂量过，“姑娘是这府里的嫡长女，只管绣花、陪老太太说话、等个好人家来提亲就好。”

我手里的针顿了一下。

针尖扎进绢子里，从背面穿出来。我捏着针尾，把它扯过来，金线在日光下划过一道弧，落在绢子上，服服帖帖的。

“我知道。”我说。

挽翠不再说话了。

午时三刻，吴嬷嬷使人来传话，说针线房的那个新来的查清楚了——说是今早起来发了急病，还没等请大夫就断了气。外院已经知会了牙婆来收人，尸首先挪到后罩房的空屋子里搁着，等晚上拿席子卷出去。

“太太叫大姑娘不必挂念，”传话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说话还带着稚气的尖音，显然是吴嬷嬷特意挑的，“太太说，姑娘近日辛苦了，好生歇着。”

“知道了。”

小丫头行了个礼，转身跑了。她跑出月洞门时，头上的丫髻一颠一颠的，像两只抖动的毛球。

我目送她跑远，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绣活。

第九颗石榴籽绣得有些歪。金线松了，那颗石榴籽看上去不是饱满的圆，而是瘪的，像一个被咬了一口的果子。

我用针尖把松了的金线一点一点挑出来，重新下针。

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脚步。不是挽翠的，挽翠走路是外八字，落地很沉。这脚步轻得像猫。

我回过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是“沈怀瑜”。

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藕荷色衫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笑，嘴角抿成一条直线。她的眼睛下边有两团青，昨晚怕是没怎么好睡。她站在门槛外面，垂手站着，样子很恭顺，可那恭顺底下有什么东西硬硬地支棱着，像是一根竹竿撑着纸糊的人。

“姐姐。”她叫了一声。

声音不大，可在这安静的午后，听着竟然有些亮堂。

我放下针。“有事？”

“妹妹今日去祠堂给二姨娘上香，”她顿了顿，“听吴嬷嬷说，姐姐今早也去过祠堂那边。”

她是在试探我。

我看着她。她的目光没有躲。虽然眼皮垂着，可那双眼睛在睫毛底下是亮的，是那种努力压着却压不住的光。像是一盏灯，隔着纸罩，还是透出了亮来。

“去过。”我说。

“姐姐可见到什么……”她斟酌着字句，“什么不妥当的事？”

我没有立刻回答。日光移动，正好照在绣架的金线上，金线亮得有些刺眼。我拈起针，不紧不慢地穿了一针。

“是有不妥当的事，”我说，声音很平和，“有一个针线房的下人夜里死在祠堂外面。不过已经照规矩处置了。妹妹不用放在心上。”

“沈怀瑜”沉默了一息。

这一息很短，但在这个安静的屋子里，却像是一根被拉长了的丝线。然后她点了点头，低声说：“是妹妹多嘴了。”

她又行了一礼，转身要走。

“怀瑜。”

我叫住她。她转过身，脸上有一丝来不及收回的东西——是戒备。

“那根簪子，找到了没有？”

说完这话，我平平静静地看着她，嘴角甚至还挂着那四颗贝齿的微笑。

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变了好几变。先是茫然，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瞳孔缩了缩，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她的手指在袖子里蜷了一下——这个动作很小，可我看得清清楚楚。

“簪子？姐姐说什么簪子？”

“没什么，”我收回目光，低下头继续绣那颗歪了的石榴籽，“昨晚你在院子里找什么，姐姐以为是簪子。既然不是，就算了。”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响起来，又轻又快，往西厢的方向去了。

等她走远，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抬眼望着她离开的方向。月洞门外的海棠树已经落了大半，花落了，新叶子正在往外冒，嫩绿的叶芽上还带着昨夜雨水洗过的光。

我从袖子里摸出那枚平安结和那只铜耳坠。

平安结上的红线已经完全干了，硬硬的，像一缕凝固的血。铜耳坠在日头下泛着廉价的光，珠子上的珠光漆又翘起了一块。

我端详了很久，然后拉开绣架下面的抽屉，把这两样东西放了进去。抽屉里还躺着另一样东西——一枚硬币。

上面铸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头像，下边有一圈我认不大全的字。它在这抽屉里放了多久，我记不清了。铜面上生了薄薄一层绿锈，可那人的笑容还清清楚楚，笑得很温和，像是在说：都是小事。

我把东西放进去，关上抽屉。

然后把那颗歪了的石榴籽终于拆了个干净，重新绣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