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宜打扫开业。
将近零点，Delay全员在城市文化中心为“仍然·摇滚艺术特展”......打杂。
与另两组乐队将想法反馈给江启余和阿亮不同，Delay部分的装置由他们自己完成。
原因无他，只是因为陈燮林当年拿的是双学位，除了经济学，还有一个策展与艺术史。
毕业多年，得此契机，心痒难耐。
于是，全员被拱来当苦力。
胡宇丢了个“Delay打工日记”的小视频在群里。
视频里，宋聿正埋首悬挂五线谱上的音符。
程希珏在ipad上收到群消息，正和屠诗打电话煲。
“小九，”屠诗小心翼翼地问，“国庆要一起去看那个摇滚艺术展吗？”
她是在大学毕业典礼时，无意间发现程希珏和宋聿之间的“关系”，此后，屠诗虽不会在程希珏面前避谈宋聿，但每次都会特别留意小九的反应。
“好啊。”程希珏应地干脆，溢出的笑没逃过屠诗敏锐的耳朵。
“你？什么情况！”
“就......”程希珏又点开胡宇发的小视频，说：“就是一直想的那样。”
程希珏将手机挪开一米远，从话筒里传来的嚎叫依然震了震手机。
“你们...你们.......”屠诗心潮澎湃，“你们什么时候的事！”
“就最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国庆假期第一天，屠诗七点准时敲响程希珏家的门，“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就没从脸上下来过。
压着人画了个妆，还没八点火急火燎地就拉着程希珏出门。
“作为我们主唱的官方家属，你难道不应该第一个到场吗？”屠诗把程希珏扣在副驾驶，自己上了驾驶座。
程希珏指了指时间，“我们这个时间出发还能第一个进场？”
“万一呢。”屠诗信心满满的语气给程希珏一种志在必得的错觉。
如果不知道Decision们有多能排队的话。
这是一个底色纯白的世界，以珍贵的照片投影、AR科技以及装置艺术，梳理中国（包括港澳台）摇滚50年的发展历程，也从不同时代的摇滚视野拆解“我们为何仍然需要摇滚乐”这一终极问题。
「华语摇滚始于模仿 ——」
整个展览以此为开场白。
黑蓝红的投影里，关于摇滚的叙事，徐徐展开。
经过60年代摇滚跨洋传播的温床，摇滚乐首先在香港和台湾流行。1970年代，以翻唱欧美摇滚为主的“雷蒙乐团”和“万李马王”出现，分别成为台湾摇滚演唱和大陆摇滚的先驱乐队，同时，香港第一支的摇滚乐队“黑鸟乐队”诞生[1]。
1980年代，随着摇滚文化的逐渐流行，香港首先迎来第二次“乐队潮”，以Beyond乐队为代表的主流摇滚乐与达明一派等受英伦新浪潮影响的乐队力均势敌；黑鸟乐队也开始发力，成为华语抗议/反叛音乐鼻祖，音乐政治运动先驱，反体制实践团体。同期的台湾正处于解严前夕，幻眼合唱团、红蚂蚁合唱团、青年合唱团等音乐人发布融合摇滚风格作品，成为摇滚青年的乐团启蒙[1]。
1986年，“中国摇滚之父”以一首《一无所有》标志中国大陆的摇滚乐诞生与爆发[2]。而在这之前的1984年，“不倒翁”乐队作为大陆地区第一支尝试用电声器演绎现代音乐的乐队，也是内地摇滚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3]。
在中国摇滚启蒙初期，摇滚乐是他们触犯禁忌时的快乐，贫穷中即兴式的生活方式。
随后的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独立摇滚如野草般生长，以角头音乐、野台开唱等中心的摇滚舞台成为无数摇滚青年的乐团启蒙；在此期间，水晶唱片、真言社、魔岩唱片纷纷成立[4]。
1990年代以后，摇滚乐在中国不只是一种地下音乐，尽管也没有融入主流文化，但在这个摇滚音乐狂飙的年代，其势力大幅度扩张。
观众从珍贵图像场迈入全息投影场，走进“94年红磡”，那个载入史册的演唱会。
那是个无法想象的不完美的神奇夜晚，人们炙热、干净、才华横溢、毫无畏惧的脸庞和声音，渴望自由的躁动，一路高歌。
在此之后，香港的主流乐队基本销声匿迹。
魔岩唱片，则以另类的思考为出发，清楚地呈现年轻文化理想，占据独立音乐厂牌鳌头，为后来音乐节的蓬勃发展埋下伏笔[1]。
千禧年初期，一句“乐团的时代来临了”，迎来摇滚地下乐队短暂的辉煌。不仅大型唱片公司也开始愿意给予摇滚乐队机会，独立摇滚乐队也取代“地下乐团”一词，获得主流观众的注意，live house 亦成为摇滚乐队演出新领地。同时，首届迷笛音乐节成功举办，中国户外音乐节迈出了第一步，最早一批数字音乐网站也同步上线。
Delay便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破土而出，作为平均年纪最小的摇滚乐队，尽管无法亲历live house中的尽兴摇滚，他们却开创了独属于Delay“校园摇滚”的时代。
在数字音乐、手机彩铃、音乐客户端等新鲜数字音乐消费模式下，不仅成就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十年”，Delay音乐的传播度亦被载入史册。
当然，这十年，盗版音乐横行对唱片行业造成近乎毁灭的打击，乐评人“唱片已死”的哀叹成为唱片公司惨淡经营的最佳注脚；个人用户不愿付费，唱片公司和音乐人不断紧逼，加上政策收紧，很长一段时间里，数字音乐平台都只能通过广告获得收益[5]。
而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酒吧等live house场所逐渐走向没落，而“唱片公司（自主创办户外音乐节品牌） 商业资助”模式使音乐节商业化快速发展，该模式也成为独立摇滚音乐的另一个乌托邦。
随着网络平台化发展，数字专辑的黄金时期开启。歌手与数字平台携手推动华语乐坛正版化的思考，改变了国内数字音乐的正版付费生态，流媒体和音乐付费模式为彷徨中的音乐产业找到的新盈利模式，并成为支撑行业良性循环的主要动力。
此后，对摇滚乐来说，小众和主流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多方位音乐发布渠道不仅得以拓展他们的受众，增加粘性；更重要的是，摇滚乐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成为音乐节放大衍生品市场，培育“摇滚IP”的粉丝经济。
然而，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唱片行的没落和摇滚商业化成为一种必然。对于坚持“艺术摇滚”的摇滚乐队来说，唱片公司要讲效率，计算成本，他们只好自己演奏，自己当录音师，时间沉没成本消耗异常。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摇滚乐？」
程希珏和屠诗进入下一个叙事轨道。
这部分来自Delay，他们以装置艺术和AR科技铺陈数字时代下的音乐，也是他们关于“人类始终需要摇滚乐”的答案。
[1] 小岛音乐速报 （2022）.□□音乐简史.
[2] 郭小寒. (2023). 《有核：中国摇滚小史》.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3]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 “他们唱着唱着，就创造了中国摇滚史”.
[4] 马世芳. (2016). 《地下乡愁蓝调》. 新经典文化.
[5] 吴怼怼. (2019). “中国数字音乐罗曼蒂克消亡史”.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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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LOVE & PEAC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