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王不是每天都来。
这件事我花了两天才确认。第一天它没来，我以为是偶然；第二天它来了，在书房外面站了半个时辰，等我出来，然后我们走了一段路。第三天它又没来。第四天它来了，带了一卷书，说是角落那架上缺的一种古文字的原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
它有自己的事。这件事我不问——我治过国，我知道一个王的时辰表长什么样。它能来的时候就来，来了就陪我走一段路或者坐一坐。不来的时候，我也不等。
不等。这件事我要强调。我不等任何人。
（这是假话。但假话写在自己的备忘录里，算不算说谎？）
日子照旧。书房，律法，教字。那个年轻女人已经认识一百三十个字了，开始能读短句。有一天她指着一段话问我：「这个字是你写的。」她认出了我的笔迹。我说是。她说：「你的字和架子上的不一样。」
我看了看自己写的字，又看了看架子上前人抄的字。她说得对：我的字太方了，太稳了，一笔一划都像用尺子量过。那是宫里练出来的——从八岁起，太傅逼我抄了七年帖，说储君的字就是国书，歪一笔就是歪一条边界线。
「以前练的，」我说，「改不掉了。」
「好看。」她说。然后继续读。
第二十六天下午，我走出书房。
天晴了。这是我到谷里以来第一个晴天——很蓝，蓝得像有人把天洗过一遍。
它站在书房外面。
不是灰色的。
天蓝色的毛在阳光下几乎和天融在一起。它卧在书房台阶旁边的大石头上，下巴搞在前爪上，尾巴垂在石头边缘，脚下的雪化了一圈，那一圈里长出了细细的绿色。
它没有看我。它闭着眼睛，面朝太阳。
我站在门口。
然后我看见了另一个人。
阿窑从公厨那边过来，手里提着一只桶。她走到石头旁边——离它三步——顿了一下，朝它点了点头。不是行礼。是打招呼。像和一个每天都见的邻居打招呼。
它睁开一只眼，看了她一眼。阿窑继续走了。
我看着阿窑的背影。
她知道它是谁。
这个念头落下来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手指搞在门框上，忽然觉得脚底下的地面不太稳。
阿窑知道它是谁。她朝它点了头。不是惊讶，不是害怕，不是「天哪狼王怎么在这里」——是「你又来了啊」。
又来了。又。
我开始往回数。
信使那天，在驿站。那头狼看了我一眼又一眼——我以为是因为我年纪大。灯务狼来坡上谈灯芯参数，走了两步回头看我——一瞥。老狼在书房连来三天，问我「你在那边当过什么」，然后说「怪不得」——我以为它在夸我字认得多。律法册被挪到最上层正中间——我够不到那个位置。那些狼看完字之后多停一步，看我一眼——我以为是因为我做的工作好。
不是的。
它们知道我是谁。
不是「知道我是一个会识字会算账的新来的人」——是知道我是谁。是知道「那个人来了」。那个在人间养大了它们的王的人。
我站在门口，开始往回数。
我走出门，走到石头旁边。它睁开眼睛看我。蓝色的。淡蓝色的。像晴天。
「它们都知道。」我说。
不是问句。
它看着我，耳朵微微动了一下。
「是。」
「从什么时候？」
「从你过门那天。」
我消化了一会儿。「灯道上那头信使。」
「是。」
「坡上那头灯务狼。」
「是。」
「书房里那头老狼。」
「不需要一一数。」它说。声音很平。「所有的都是。」
所有的。
我在石头旁边站着，阳光落在我的灰布衣裳上。头顶那片蓝和它身上那片蓝是同一种蓝。
「桂婆呢？」我问。「阿钟呢？阿窑呢？」
「她们不知道。」它说。「她们对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她们对每一个过门的人做的事。」
我闭了闭眼。
这是我需要确认的。
灯道是给每一个人点的。火墙是给每一个人烧的。「随你」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不许把人当东西」是给每一个人立的。桂婆的干鱼、阿钟的灯、坡上那张没有头的桌——所有这些善意，都不是因为我是谁，是因为她们就是这样。
那条暖廊——过门那天，雪原上的暖廊——
我没有问。这个答案我已经知道了。暖廊不是给每一个人的。暖廊是它偷偷织的，是它在制度允许的边界上做的一件小事。
制度是公平的。私心是微小的。
我忽然觉得眼睛酸了。
不是因为「举国皆知」——是因为在这个前提下，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对我格外相待。它知道我是谁，但灯还是一盏一盏地点，路还是一段一段地走，桂婆还是要我数鱼干，阿钟还是教我论沓不论捆。没有人铺红毯。没有人跪接。没有人用「知道我是谁」这件事来换任何东西。
在我的故国，知道一个人是谁，从来都是用来换东西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问。
它看着我。蓝色的眼睛，很安静。
「你会怎么走？」
我怔了一下。
「如果你一过门就知道我在这里，」它说，「你会怎么走那条路？」
我想了想。我想了很久。
如果我知道它在终点等着——我会走得更快。我会跳过驿站、跳过坡上、跳过书房。我会用我在朝堂上走路的方式，直奔目的地。
我不会数鱼干。不会读那些姐妹们写的药方。不会在空页上写下「粗盐受了潮」。不会教一个陌生女人一百三十个字。不会在灯旁边坐一整夜，看一座山散步。
我会错过所有的东西。
「你说得对。」我说。声音有点哑。
它没有追问我承认了什么。它只是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和我并排站着。它的肩膀到我的腰。脚下的草在雪里蔓延，蔓到了我的鞋边。
我们就那样站了一会儿。两个站在晴天底下的人——一个人形的，一个不是。
「阿杏的杏脯还有两枚。」我说。
「谁是阿杏？」
「给我送葬的时候，往我袖子里塞了五六枚杏脯的人。」
它的耳朵动了一下。
「路上饿了吗？」
「没有。」我说。「一路都没有饿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