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雾散了。

岑聆住在霞飞路后面的一条弄堂里，二楼亭子间，一个月九块。房东是上海人，每天早上六点半在楼下骂媳妇，骂到八点，声音准时得像上弦的钟。骂声一停，他反倒醒不过来。

这天早上他醒的时候，已经九点二十。

屋里冷。煤球炉昨夜封得不好，灭了。窗玻璃上糊着一层白，是人的呼吸积的，亭子间小，一夜的呼吸能把玻璃糊白。

他坐起来。太阳穴里还留着一根细针，不快不慢地扎。昨晚那阵耳鸣退下去以后，余韵留了一整夜。这毛病一年犯几回，每回要三五天才干净。

他用热水瓶里隔夜的水泡了半碗饭。水不烫，饭粒泡不开，硬，他嚼得很慢。酱萝卜只剩一小块，切得极薄，一共四片。

楼下有人在磨剪刀。“锵——锵——”，从弄堂口一路过来，磨一记，走三步。磨到窗下，停了。担子放下，一声咳，往手心里吐口唾沫，接着磨。

岑聆把碗里剩下的饭吃完。

桌上那张名片，昨夜回来就搁在那儿。米白，硬，边上压着一道银线。

背面那行铅笔字还在：你的耳朵，我听了整晚。

他把名片拿起来，对着窗光看。纸是好纸，对着光能看见里面的纹。这种纸上海现在还买不到，应该是舶来的。

九点四十，楼梯响了。

这幢楼的楼梯是木头的，十四级，这层楼的第三级和第十一级楼梯阶会响。住得久的人上楼都会绕开。这个人没有绕。他每一级都踩，踩得一样重，一样快，像节拍器。到门口，停了。三下敲门，间隔一样长。

岑聆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四十上下，个子不高，肩很平。深灰西装，剪裁贴身，袖口露出一截白。头发梳得整齐，鬓角有一点白。手里提着一个纸包。日本人。

“岑先生，你好。”他说，“晚上影山骏。”

中文很好。只是“岑”字咬得稍微重了一点，像怕说错。

他没等让，就在门口把鞋脱了，弯腰摆正，鞋尖朝外。袜子是白的，很干净。然后直起身，等岑聆说话。

岑聆把门让开。

影山进来，没有立刻坐。他站在屋子中间，头微微偏着，像在听。

屋子小。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五斗柜。墙上一把琵琶，蒙着布。桌上一台手摇唱机，摇把上的漆磨掉了。

楼下裁缝铺的缝纫机在响。哒哒哒，密而匀。

“这间屋子的，”影山说，“声音很干净。”

“什么？”

“墙薄，东西少，没有地毯，没有帐子。声音进来，出不去，都留在里面，但是干净，不乱，”他看着窗，“这种屋子，录东西最好。”

岑聆没有请他坐。

影山自己坐了——坐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

岑聆只好坐在床沿。

影山把纸包放在桌上，打开。一小包茶叶，蜡纸包着，外面裹一层蓝布。

“我带了茶。”他说，“您这里的茶，恐怕不太好。”

“我不喝茶。”

“那我自己喝。”影山说，“可以借您的壶吗。”

岑聆朝煤球炉看了一眼。

影山也看过去，看见炉子灭了。他就把茶叶重新包好，收进纸包，动作不紧不慢。

“可惜。”他说。

然后他抬头，看向墙上。

“那是您母亲的琵琶。”

岑聆的手在床沿上停住。

“您怎么知道。”

“琴头有一道裂，用鱼胶补的。补的人手很稳，是弹琴的人自己补的。”影山说，“您不弹，您听。”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楼下缝纫机还在响。

影山把视线收回来，落在岑聆脸上。

“昨夜节目，我听了。”

“嗯。”

“您说那天在下雨。”

“底噪里有水汽。”

“不是雨。”影山说，“是药。”

岑聆抬眼。

“那间棚子在四川路，二楼。楼下是药铺，隔壁是药铺的灶间。那天下午在熬药，熬了三个钟头。药气从板壁缝里进来，蜡盘受了潮，高音才发毛。”影山说，“不是天气，是药。”

“您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因为那张盘，是我寄的。”

屋子里的空气像被人抽走了一层。

岑聆把手从床沿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为什么。”

“我想知道，上海还有没有人，能把一张盘听到这个地步。”

“您知道了。”

“我知道了。”影山说，“但是您还漏了一样。”

“什么。”

“那天门外站着两个人。”影山说，“一个在咳嗽。另一个，一直没有出声。”

岑聆没有立刻回答。

他在心里把那段盘又过了一遍。第三分钟，第十一秒，三声咳。咳完之后有一段空，大约两秒。那两秒不是空的——里面有另一个人的呼吸，压得很低，压得比咳嗽的人还低。

其实昨晚他听见了，只是没说。

“那您呢。”岑聆问，“您听出了什么。”

“我听见了药。但我听不见人。”

“什么意思。”

“我知道那天在熬药，我知道那药是治肺的，我知道熬药的人后来死了。”影山说，“可我不知道弹琴的人那天是高兴，还是害怕。”

他看着岑聆。

“这就是我要找您的原因。”

影山笑了一下。眼角纹路很深，看上去很和善。

“登记簿上写着女眷止步。”岑聆说，“所以咳嗽的那个，不是女眷。”

“不是。”

“她是谁。”

“我不知道。”影山说，“我只知道，那天熬药的人姓宋，是陈四宝的师父。他那天夜里死了。”

“死了。”

“肺病。他熬的是自己的药。”

影山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位置和岑聆昨晚敲的那一下，一样。

“陈四宝弹完那张盘，第二天就不弹了。他的手，后来断了。”他说，“断了，就没人再问他，那天晚上在棚子里看见了什么。”

屋子里静下来。

岑聆低头看自己的手。

“您查这些做什么。”

“我收集声音。”影山说，“也收集声音的来处。”

他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张对折的纸，没有打开，只是放在桌上，用手压着。

“东亚音声研究所在做一件事。采集江南的民谣、船工号子、市声、叫卖。用好的机器，找听得准的人。”他说，“我们要一个录音师。”

“你们所里有日本人。”

“有。”

“也有中国人。”

“有。”

“我不做政治。”

“我们不做政治。”影山说，“我们只做声音。”

岑聆没有接。

“一个月一百五十块。出差另计，吃住所里出。”

岑聆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房租九块。饭钱十二块。母亲的坟在虹桥，看坟的人一年收五块，去年从四块涨上来的。提篮桥那边，每月十五块，一个月不能断。剩下的，修鞋、买烟、买一两本旧书。

一个月四十二块，正好用完。今年他一件新衣裳没添。脚上这双鞋，右底开了口，走快了啪嗒响，他一直没去补。

一百五十块。四个月，能买一台二手的便携灌音机。美国货，去年在四马路的旧货行里见过，四百五十块，摇把上缺一块漆。他站在橱窗外面看了很久，看到店里的人出来问他买不买。

“我在百代这里做了四年。”他说。

“我知道。民国十九年进去，先做学徒，二十一年转正。”影山说，“您经手的片子，我有一份片目，一百四十七张。我听过其中的三十一张。”

岑聆的后背有一点凉。

“我不去。”

“为什么。”

“我只做唱片。”

影山点头，像是早就料到。他没有再劝。

“您昨夜在节目里，有一句话停了两次。”他说。

“哪一句。”

“‘第三分钟’。还有‘她不想让人听见’。”影山说，“两次停的时间一样长。一息半。”

岑聆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

“那不是修辞。”影山说，“那是疼。”

岑聆抬眼看他。

影山没有回避，也没有显出同情。他只是等着，像等一个音落下来。

“上海的湿度，对您的耳朵不好。”他站起身，把椅子推回桌下，推得很正，“苏州干一点。我们在苏州。”

他走到门口，穿上鞋，弯腰系带，背挺得很直。

“契约我留在这里。您不必现在答。”他说，“三天后，我再来。”

门开了，又关上。

楼梯响了十四级。第三级和第十一级都响了。

楼下大门开合。接着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岑聆听得到，楼下一直有一辆车等着，发动机没关，怠速压得很低，一直没熄。

他把那张纸打开。

是毛笔字，中国楷书，一笔一画，端正得像印上去的。条款不多：聘期一年，随所采录，不得另受他聘，不得私留副本。报酬、差旅、医药，都写了。

翻到第二页，是行程。

吴县光福 昆山陈墓 常熟白茆

第一站后头，日期已经填好：十一月二十一日。

今天十一月十八。

岑聆看着那个日子。

三天后出发。可是这份契约上的墨，已经干透了。不是今天写的。

他想起影山临走那句话。苏州干一点。

说这句话的时候，影山背对着他，人已经在门口了。可是这张纸上的第一站，早就写好了。

下午两点，岑聆出了门。

他没有去霞飞路。他坐电车去了提篮桥。

电车到终点，人下光了。他沿着一条小街往里走，走到第三根电线杆，拐进一条更窄的弄堂。弄堂尽头有一间屋，没有门牌，门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已经黄了。

他敲门。三下。

里头有人应了一声，很慢。

开门的是个老头，姓孙，六十多，眼睛坏了，眼白上蒙着一层灰。他不用看，也知道门外是谁。

“进来。”

屋子小，一股药味和霉味。老头摸索着回到床边坐下。

墙角有一台旧无线电，是三年前岑聆从旧货行买来的，四块五，喇叭破了，声音发闷。老头整天开着，不听内容，只听有没有声音。

现在它也开着，正在播一段沪剧。唱的人哭哭啼啼，老头把音量拧小了一点，还在听。

岑聆从口袋里掏出钱，十五块，三张五块的，压在桌角。

“这个月的。”

老头的手摸过去，摸到钱，捏了捏，塞进枕头底下。

“早了三天。”

“我要出一趟门。”

“哪儿。”

“苏州。”

老头没说话。他的手在膝盖上搓了两下。

“去多久。”

“一个月，也许更久。”

“那你这个月的钱先给了，下个月的呢。”

“下个月我托人送来。”

老头哼了一声。

“你爸那个人，”他说，“就是话太多。”

这句话岑聆听过很多遍。每一次都是这一句。

他站起来。

“孙伯，我爸走的时候，说过什么没有。”

老头的手停了。

“他说郭什么。”

“他说，他有一张盘，不能听。”

屋子里静下来。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

岑聆出来的时候，天阴了。

他沿着弄堂往外走，走到街上，左边就是监狱的墙。提篮桥监狱，墙很高，青砖，墙头拉着铁丝。墙里面有人在咳嗽。

一声，两声。然后停了。

他站住。

他知道那不是父亲。父亲死了两年，死在墙里面，骨灰是他去领的，一个很小的坛子，轻得不像一个人。

可是每次经过这里，他都要站一下。站多久不一定，有时候半分钟，有时候一支烟的工夫。

这一次他站了很久。

墙里面又咳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了看墙头。

然后转身，往电车站走。

霞飞路口的东亚音声研究所是一栋两层小楼，门口挂一块木牌，牌上的字是柳体。楼前有一棵法国梧桐，叶子落了一半，扫街的把它们堆在树根底下，堆成一小堆。

他推门进去。

屋里比他想的大。走廊两边都是门，门上都包着毛毡。有一扇门开着一条缝，里头有声音。不是唱片，是活人的声音。一个老妇人在唱，唱的是乡下小调，一个字也听不懂，没有伴奏，干得像在自言自语。

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从走廊那头过来，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侧身让他过去。

影山在三楼楼梯口等他。

“岑先生。”

“契约我看了。”

“嗯。”

“有一件事要改。”

“请说。”

“我一个月要回一次上海。”岑聆说，“每月十五号。”

影山看着他，看了两秒。

“可以。”他说，“十五号，我给您留出来。”

契约摊在桌上。影山取出一方小印泥盒，打开，红得很正。

“这里。”他指着末页。

岑聆把右手拇指按下去。

印泥凉。纸上多了一个红色的指纹，纹路很清楚，像一小片地图。

他没有问为什么第一站是光福。

他这辈子最要紧的本事，就是不该问的不问。

笔递过来的时候，影山忽然开口。

“您不问为什么是光福吗？”

“不问。”

“为什么不问。”

“问多了活不长。”

影山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像是把这句话记了下来。看岑聆的眼神多了赞许。

“那我把该说的说了。”他说，“光福有个老船工，姓顾，七十三了，会唱一种摇橹号子，一句一句往下接，能接半个钟头。这种号子，别处没有人会了。”

“你们找他找了多久。”

“两年，”影山说，“机器买了，人找到了。只差一个听得准的。”

岑聆把笔接过来。

影山把契约收起来，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推过来。

“预付三个月。您点一点。”

信封很厚。

岑聆把钱抽出来，一张一张数。三百块。他这辈子手上没拿过这么多钱。

他数了第二遍。

数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因为钱。

是因为他忽然想起契约上那一行：每月十五日支给。

十五号。他给孙伯送钱的日子，也是十五号。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过。奇怪。

而这张纸上，“十五日”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

他把钱收进内袋，扣好扣子。

“岑先生。”影山在他起身时说。

“嗯。”

“您刚才说，一个月要回一次上海，为了十五号。”影山说，“我不问为什么。我只想说一句——”

他把钢笔帽旋上。

“这一年里，您每个十五号，都回得来。”

岑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梧桐叶子在脚下响。街对面是三菱洋行的后门，一扇铁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汽车，车窗里没有一点光。

他想起老金说的话：一个卖收音机的，买这么贵的时段做什么。

他把手按在胸口。钱在内袋里，硬硬的一叠，隔着衬衣，硌着肋骨。

回到亭子间，他没有开灯。

摸黑坐到桌边，把那个旧报纸包从抽屉里拿出来。报纸已经发脆，一碰就掉渣。他一层一层剥开，露出里面那张蜡盘。

没有标签。边上一道裂口。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父亲从狱里托人带出来的，只带出来这一样。带话的人说，你父亲让你别听。

他把盘捧在手里，捧了很久。

屋里黑。楼下宁波老太太的骂声起来了，六点半，准时，一个字也没变。

他没有把针放下去。

他把报纸重新包起来。包得很慢，包得比老周包盘还仔细，四个角都折得方正。

包完了，他把盘放回抽屉最里面，压在存折底下。

然后他站起来，去点煤球炉——今天他要用热水洗个脸。

火钳碰到炉壁，响了一下。他蹲在炉边，没有立刻加煤。

楼下骂人的声音，隔壁孩子的哭声，弄堂口卖馄饨的梆子。还有远处，江上的一条船，汽笛压得很低，像从水底下传上来的。

这些声音，再过三天就听不见了。

他今年二十九岁，在上海住了二十六年。除了民国二十年跟着父亲去过一次苏州，他没离开过这座城超过十天。

他知道这三天里他不会听那张盘。

他也知道，三天之后，他就要走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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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东亚音声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