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我的记忆力和观察力都不错，虽然说不上是过目不忘，但起码能记住个八成。

例如，高济科长刚刚进来时戴着一块金色的腕表，档案室里的科员大姐下午来后换了一个框镜。例如，刘仪明在桌面上想隐藏起来的笔记上记着贝成山的名字。

再例如，我透过那条缝隙，记住了汪时瑞家庭的住址。

档案室的科员按理来讲并不需要出外勤，但似乎是因早上的越界行为，高科长特意让我去政府送资料，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若是搁在以往，我定然不会乐意，但今日却刚好撞上了我的计划。

送完资料回程的路上，我趁机绕路去了汪时瑞曾经的家。

她家里的条件整体上比张潇然和北川要好很多，住址位于汉南市北郊的一栋居民楼里，坐公交车到19中，要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栋居民楼筑龄大概在十年，建筑外表附着的砖石仍旧雪白崭新，窗户设计成全包落地的模样，看起来不像是底薪层能入住的样子。

建筑四周阳光普照，阴暗闭塞的角落里也干净得一尘不染。它的模样与气质竟让我感觉和落后陈腐的汉南市格格不入。

进去时，我没想到会被保安拦下。

有些尴尬之际，只好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如实说出：“我想找三号楼的汪时瑞。”

保安从上到下看了我一眼，我轻笑一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我警察学院的学生证来做担保：“我不是可疑人士，只是有点事想问她。”

显然，保安的经验并不足，他没仔细看我的学生证，在瞥到证件上那个警徽时，立刻放松了警惕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踏电话：“同志，我虽然想放您进去，但我们这儿也有规定，您私事找，也得先给业主打了电话再说。”

说完，倒也没有为难我，我也怕露馅，就点点头翻找了起来。

如我开始时所猜的那样，电话本上汪时瑞原本居住的屋子一栏户主，写着的人并不姓汪。

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保安反倒先说起来：“您说这家啊！我想起了。”

他的手摸上电话本，向我示意了一下，而后翻了几页。

停下时，那一页的中间，写着一个姓汪的名字，他指着这个名字道：“我知道这家，嗨哟，这家两年前就搬走了，当时走的时候闹哄哄的，给人印象可深了。”

“这家怎么了？”

“这家小女儿，就是你说的那个叫汪时瑞的，那年冬天摔了一跤，半边脸都快没了。其实对外说是摔的，但小区里的人都说是她欺负同学被报复了。她爸也不解释啥，转眼就把房子卖了去北京了。”

保安说着把那电话又抄了一份，就在我以为他要递给我时，保安忽然又眯起眼睛，将写好的号码按在了手下：“当年这事闹去过公安局，后来莫名其妙就平息了。您应该是才来，所以不知道？”

“噢，是，”我立刻回过神来，正色道，“我是新来的，我们这边最近年底整理材料，关于她的住址还没变更，叫我来看看，联系上她后修改一下新的。”

“是这样啊。”他还有所怀疑，但终究把纸条递了出来。趁他没反应过来时，我立刻抽走了纸条，以免发生什么变故。

我没再要求强进小区，保安也就放我走了。

那串电话号码的主人姓汪，恐怕是汪时瑞父亲的。

关于她的父亲，我并未在档案上看到具体的职务。只是汪时瑞改名随母亲姓许，恐怕她的父母两年前因为她被划伤一事而离婚了吧。

我握紧这串号码，一路顺着汉南河湾往19中的方向走去，要想找到汪时瑞，最快的方式只有给这串号码打电话，尽管概率不大，但仍旧有立刻联系上她的希望。

只要能快刘队一步……

想到这里，我忽然停下了脚步。

汉南河的河水在冬季平缓地顺着砂石流淌着，拐角处还有未融化的积雪，几乎与地平线平齐的橘色太阳在灰蒙蒙的雾霭中像是一颗将暗未暗的灯泡，斑鸠的鸣叫声藏在干枯的树梢。

愣神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

为什么要比刘队快？

我的目的只是在实习表上留下名字的话，就已经达到了啊。

难道说，我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嫉妒贝成山与刘仪明的裙带关系的吗？

我控制不住地举起我的手机，在破旧的案件上依次按下汪时瑞父亲的电话号码，‘滴滴’‘滴滴’的清响盖过了鸟叫，盖过水流。

按下绿色的电话图标时，我紧张地吞咽了下口水。

对面的铃声是时下最流行的张靓颖的歌。

第37秒时，我的手正准备挂断电话，就看到屏幕上亮起了绿色。

“喂？”

说话的人是一个女生。

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我立刻一手抓住手机，一手不顾寒冷握住河边结冰的铁栏杆：“汪……”

话还没说完，对面的人立刻打断了我：“不要叫我那个名字！”

她的声音在那个瞬间变得沙哑，歇斯底里般的怒吼冲出了电话小小的屏幕钻入了我的耳蜗，它好像一双无形的手直直地捏住了我的心脏！

之后，电话被挂断了。

我与汉南河水无言对立，我忽然觉得，我怀疑自己不该感性用事，就好像在内心深处为自己设下了防线。

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两年前的那起校园暴力事件，张潇然的死可能真的不是自杀，汪时瑞的伤口也可能不是被单纯的报复。

意识到这点起，我确实就在怀疑刘仪明和贝成山了。

为何刘仪明要在笔记本上写贝成山的名字？又为何要在贝成山的旁边写下青岛的地名？为何不能光明正大地查这起案件？

我快速清理好自己杂乱的思绪，抓起手机，向对面的号码编辑了一条短信。

‘许锐，我想了解张潇然的事情，如果你愿意让一切故事浮出水面，请在明天上午九点时，来西郊的西咖啡店。’

我对许锐的出现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我总感觉，她一定会来，并且一定会告诉我想知道的东西。

*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时，我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戴着鸭舌帽的女生。

她已经不再像两年前一样是短发了，她的头发刚好落肩，我明白，这样做是为了刚好的长度遮挡住她下颌上的丑陋伤疤。

她坐在我的对面，眼里也已经没有了那张证件照上的懦弱，反而在锐利之下透露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

许锐没有脱下帽子，反而拽低了些，她遮住自己的眼睛，缓缓开口：“未来的警察小姐，你找到我了。”

没有昨日下午在河边的尖叫，没有愤怒的不语，没有那日激动的冷嘲热讽。

许锐露出了和北川如出一辙的神秘笑容：“这下你查到哪里了？贝成山与明辉的关系？潇潇的死因？还是说，你只是用私权，查了我的档案？”

我深呼吸一口气，没有理会她的挑拨。

见我久不说话，她皱起眉来，拿起书包作势要走。

我淡淡抬眼看她，故作轻松地朝椅背上靠去，平稳地端起桌面上的咖啡杯，丝毫没有想要挽留的姿态反而引起了许锐的注意。

她果真将手又从书包上放了下来，转身面对我：“你想说什么？”

“许锐，我虽然只是一个学生，但是你也不要小瞧了警校的人。”我透过她的眼镜框强行与她对视，“我能查到被记录下来的真实，尽管你们有时候并不认可这种真实，但它却又是必须存在的。”

“哪怕这样的真实不是真实？”许锐笑起来。

“不，对于我们而言，记录下的一定是真实。作为观众，每个人的角度都是不同的，一个事实自然不能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解答。我明白你对这样的事实抱有怀疑并不屑一顾，但你若想更改既定的事实，必须拿出足以推翻它的证据。”我放下咖啡杯。

“就像，”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面朝着许锐的方向打开，“你们想让我证明张潇然的死不在1月8日，就得拿出12月时，她受伤的证据。”

纸条上写着的，是一个日期——

2005年12月13日。

这天，是汪时瑞住院的日期，我昨日回复完汪时瑞短信后回到了公安局，借口想要学习如何写档案记录，科员大姐见我没再把注意力放在居民个人信息上便放松了警惕。

我从2006年1月往前逐日翻看，终于在2005年12月20日的一次记录中，找到了汪时瑞的父亲报警称汪时瑞受到严重故意伤害的记录。

记录中写道，汪时瑞于12月13日晚23点左右住院观察。

由此，我才敢大胆地推测，张潇然的死亡日期，恐怕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附近。

许锐的表情在看到我的纸条时一下变得僵硬起来，她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好像是回忆起了恐怖的过往，我有些担心强烈的刺激会使她受不了，于是立刻收起了纸条。

她见视野中的障碍被清除，立刻抓住了我的前臂，红血丝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她的眼眶：“你还查到了什么？”

我被她的突然袭击吓了一跳，我注意到，她的那双眼睛里充斥着的并不是名为恐惧的东西，而是一种极度的兴奋，好像是亲眼看到了某部大型连续剧的结局，她克制地压着上扬的嘴角，再次问了我一遍：“你还想到了什么？”

我本想将我的推测作为我进一步沟通的王牌保留下去，却在此时被她这般令人胆战的目光引出了口：

“贝成山与明辉，曾经有不正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