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还在继续，煎熬也在继续，我觉得这羊肉汤太多了。想我刚坐下时我还觉得锅太小不够分的，现在我第二碗汤的表面开始凝结出了一层油膜，我还没动分毫，这在平常时候是不能想像的。

太宗还在发问：你曾对人言，“有天下”不如“游天下”，你若是“天命武氏女主”，才不要做那皇帝，你要做天下第一商帮之主，带着商队巡四海，走天下，天地任你邀游，岂不比困在这小小的宫室中，拘在那小小的龙椅上快哉？

是的，这话是我说的，类似的话我还不只说过一次。贞观八年，那些谶语刚开始流传时我就说过。那时我父亲任荆州都督，我们一家到那里两年了，经过两年的经营，我在街头拉拔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但大多是十岁以下的流浪儿，没什么战斗力。这些人的父母，有些是因为遭了灾而流落他乡，有些则是被豪强侵占了田地，成了“失地农民”，最多的却是“逃户”，即为了逃避赋役流亡外地没有户籍的人，相当于现在的黑户，这逃户问题也是困扰我大唐的顽疾。这些小孩因为常年在街头流浪，所以消息最是灵通。而那时的我已经显露出了明显的女儿家模样，只是为了行动方便着男式衣裳，但从未曾向他们隐蔽过我女子身份。那群小马屁精在听到“女主武氏有天下”之后，便跑到我面前来说恭维话，那神情，那语气，就仿佛我就已经君临天下，而他们都是当朝宰相、将军——戏真多。

那时，我不但是不想当皇帝，甚至有些嫌弃，实在是因为那时的朝廷太穷了，穷得连官员的工资都拖欠。我父亲这个一方都督都得从我母亲手里拿生活费，就靠他那点薪水，撑自己都督的门面都不够用，更别提养家了，如果不是我母亲善于经营，武家早就破产了！我那两个异母哥哥，想想他们我真是一言难尽。他们带着武惟良、武怀运来找我母亲要产业，傻傻地以为那些人是真心为他们好，最后他们要到的那些钱财大部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充公为族产，而当时的武氏家族的当家人就是他们那位好堂哥武惟良——典型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那时国家穷到什么地步？穷到专门设置了一个官位叫“捉钱令史”。此官职被明确记载在史书中：“唐高祖、太宗时置公廨本钱，为诸司办公费用，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岁满授官。”这项制度并非唐所首创，而是兴起于隋朝。“廨”是古代官署的总称，“公廨钱”就是官员们从朝廷借来的本钱，将之投入商业或贷放市肆取利，谓之“捉钱”。“令史”则为三省、六部及御史台低级事务员之称，位卑秩下，不参官品。说白了，所谓的“捉钱令史”就是一群从朝廷借本钱还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的人。而太宗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收取他们的“利息”来弥补政府日常开支，以及给官员发放工资。为了鼓励“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太宗还给出了一个大大的优惠：缴满一年的利息，就可以任命实缺官职——这跟卖官有什么区别？虽然“位卑秩下，不参官品”，但对官员体系和管理体系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而且，这些打着朝廷旗号的捉钱令史们，在经营时不乏狐假虎威之辈，对于市场的交易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朝廷所得的利息是固定的，而付出的代价却是长远的，但朝廷却仍然延用了这一长期来看弊大于利的措施，足可见当时的朝廷有多穷！那个时候，不但朝廷穷，百姓也穷，但那时治安很好，“夜不闭户”，因为大多数人家都“一贫如洗”，所以有一种“安全感”叫做偷无可偷，当时偷窃率下降至几乎为零。我母亲身为都督夫人却下海经商在当时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而且因为协助打理父亲所任州府的官方产业所得的收益在各州遥遥领先，所以我母亲在当时被视为“为夫分忧”的贤妻楷模，为其他官员所歆羡。

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一方面是我父亲的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另一方面是我母亲的游刃有余、阔绰大方，年少而又没及时树立“鸿鹄之志”的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不小心就偏了。再说了，当时那帮“小弟”们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可不是因为未卜先知我日后会成为“女皇”，只不过是跟着我有饭吃。那时的我哪来的米粮？还不是我老娘给的，她说就当是日行一善，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不读书就把街头给管一管，这么大一个人了也别闲着白白浪费粮食——“闲着也是闲着”，杨姐姐抓我当“假期工”也是这么个说辞，她们老杨家的人怎么都是一样一样的。

不过话说回来，那时我说的话可没像太宗今天说的这么“斯文”，我说的是：屁皇帝，那就是个穷要饭的头，姑奶奶我要当富豪，你们要再敢诅咒我是那丐帮帮主，今晚统统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