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644年），我毫无悬念地升入大四，也即“修道堂”。经过去年年底与李治的一番“恳谈”，我总算是明白陛下送我到国子监的目的了——分开我跟李治，将那点矇眬的情丝扼杀在摇篮里。也就难怪我在国子监各方面的待遇都超出平均水平一大截——陛下这是怕极了我住得不开心闹着回宫，同理可知，自己就算是年底交白卷也能升级——可惜我不敢，只因为平时万事不关心的崔姐姐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线了，对我的学业异常关心，她平常不怎么说话，可她只要一开口，明明没有一个脏字，可我就觉得那耳边凉风嗖嗖地，心底直发寒——让我压力山大！
大四开始之后，一到节假日我便老老实实回宫，陪着李治在宫里到处晃悠，效果很明显，三个月后，李治的情况明显好转。我觉得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功成身退了——他现在婚也结了，娶我的心思也断了，陛下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完全可以放我出家。于是我便开始琢磨着将自己在国子监的生意交托出去。
那年三月底时，我便坐在书案前，打算立遗嘱——不对，是公司转让授权书。我在桌前发了半天呆，发现没什么可写的。因为我那事务所是属于无固定场所、无实物资产、无营业执照的三无企业，日常营运靠的是头脑和口碑，纯属皮包公司，所以没有股权转让和资产交结——这不就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我想了想，决定写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交代一下注意事项，也算是对“后辈”从业人员的一个激励，顺便增加一点仪式感。可是动笔时，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公司的业务开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当甩手掌柜了，除了看看一下账目以及接洽业务时去当一下背景板，其他事完全没过问，全部甩给我的左右手去处理了！这也不能怪我太放心，实在是我们“止争斋”的两位二掌柜太让人安心了——我们虽然没有店面，也没制作招牌，但还是给自己取了个名号：止争斋。“止争”者，止息纷争之意，与我们的业务内容相当贴合，我真心希望个字号能永远传承下去。
我作为发起人，自然而然成为“止争斋”的大掌柜。可我不懂律法，而且这种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所以开店之初，当然会想着去招聘。但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只有律学专业的人才不行，必须得要经学的人才能开展业务。这是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经学专业的毕业生，国子监经学的人一向自视出身高贵，看不上其他三个专业（律、书、算）的同学，根本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谈合作——自己不懂，还看不上别人懂行的，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优越感！但没办法，谁让他们是甲方，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宗旨，我只好迁就。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案子都需要我去交结，而且移交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必要的案件处理说明——工作量真的是太大了，我一人承受不来！于是，我便开始在国子监经学专业的学生中物色员工，费了好大的劲，才招到两个，还都是大一的新生，而且都是“四门学”的学子。
国子监的“经学”专业按学生出身又细分成三个系：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国子学的出身最高、太学其次、四门学居第三。也就是说，我千挑万选选出来的人居然是经学专业入门系的学生。我也是没办法，实在是岗位要求太高了，只是“要能与律法专业的人和睦相处”这一条简单的要求，就淘汰掉了大半的人，再加上我当时手头也拮据，拿不出太高的待遇，于是可选的范围又小了……最后，偌大的国子监经学系，我就只捞到两条鱼。虽然数量少，但常言说得好：“兵在精而不在多”——招到的这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人才，我可算是捡到宝了。
这两个人，在入学之前都有外号，一个被称为“小神探”、一个人被称“小书典”，名声在外，所以虽然出身不高，但实力在身，学长们对他们二人相当给面子。而且这两个人也确实名不虚传。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后两人都参加科举，而且都中了。只不过“小神探”是考的明经科，“小书典”则是考的进士科。值得一提的是，高中进士时那位才二十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听过没？二十岁的进士，哪是只值得一提？绝对值得一提在提——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自他中举之后，我逢人就夸耀，我早就知道这家伙会有出息……最后总结，我慧眼识英才！
若干年后，大家都知道的，我总揽朝政大权，这两位又再次成为我的搭档。年纪大了，人就喜欢回忆过去，我们仨也不例外，“小神探”曾经感叹到，他遇到我的那天，平时出门习惯左转的他，鬼使神差地右转，然后才有了我们的相遇，于是他便觉得我们的相识，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缘分。
我点点头，附和道：“我们自然是命定的缘分！就算不是在那一天，也会是在某一天，我们必定相识、相知、相惜！”心中却在坏笑：老娘有心延揽你们入麾下，哪由得你“左右”！
说了这么久，好像忘了说这二位的名字，他们二位在历史上也是有名有姓的，可不是什么小人物。他们一个叫“娄师德”，另一个叫“狄仁杰”——那个没出息靠“明经”出仕但却会断案又有“小神探”之称的是哪一个，就不用我来介绍了吧！
我连哄带骗将他们拐到我麾下之后（这“止争斋”的名号也是他们给取的），带着他们跟我谈好客户接上线，介绍他们互相认识，除必要的接洽场合我会去镇镇场子之外，我就彻底甩手了——我为什么干脆？因为这项业务，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有趣，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地枯燥。
我在接触这项工作之前，对于它的理解是：大堂居中端坐，运用无上的智慧，分析断案，然后赢得无数鲜花、掌声、歌颂声……事实却是，我们面对的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比如：长在两家地中间的果树，是谁的？两家都觉得对方的院墙占了自家的地界，谁有理？……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些事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智慧，也不需要多么强大的分析推理能力，你需要的只是耐心，用以跟两家甚至是多家人不断扯皮，你得听他们把一句话反反复复说上几十甚至上百遍，而你哪怕只说一句话，只要有半分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说没读过书、听不懂，跟你胡搅蛮缠……或许，你还需要到田间地头，甚至是深山老林，去实地勘探测量，那时交通不便，一个案子可能就得费上十天半月，这么辛苦拿出的结果，也许是公正而合法的，但因为两方都没占到便宜，所以他们都觉得吃亏了，结果两方都不满意，然后两边都骂你是狗官……“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样的逸事只是少数，更多的，你面对的是两家互吐口水、互扯头发以及对着你呼天抢地、满地撒泼打滚……我头晕！我目眩！说实在的，如果这不是第一家自己一手开创的商号，我早就放手了。
贞观十八年（644年）的三月底，我坐在窗口，阳光晒进房间，我的心情也是一片灿烂，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明媚！虽然如此，我还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心理建设，暑假放假前（大唐也就是五月端午节那个月份放暑假，我们称之为“田假”）才去找到我的两位副手，打算把“止争斋”完全托付给二人——我这个挂名掌柜正式“摘牌”！谁知道，狄、娄二人说他们已经离开“止争斋”三个多月了，而且裴炎说让他们离开是我的意思——可我根本就没说过！
这裴炎是我和李治在皇家小学时的同学，他与狄仁杰、娄师德二人同岁，但他没在国子监就读，而是就读于弘文馆——就是我原来想去的那个学校，那里都是帝国的“**”！他学的自然也是“高大上”的“经学”。他之所以会出现在“止争斋”，那是李治的建议。
我们“止争斋”面对的客户们出身比我两个二掌柜要好，而且是超出一大堆。所以谈合作时若我不在场，只有他二人，难免会受气，所以每逢与衙门负责人接洽的场合我都会在场，虽然我不说话，但只要我坐在那，对方就不敢太过分。可今年，我跟李治和好了，不能回宫时还得跟他请假，一两次之后，他便主动提出让他曾经在小学收的小弟“裴炎”替我去镇场子——弘文馆可比国子监的国子学来头大，这买卖划算，我当然就同意了，哪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
我带着二人寻访到我旧时招请的伙伴，却发现他们全都被解雇了，我联系到旧日的学长，他们非常气愤，说“止争斋”擅自中止合作，打乱了他们全盘的计划，而且定金也不退还，没有信誉……我们一家家去听他们的抱怨，一家家去善后——“止争斋”是不可能重开了，但以前谈妥的业务，我们负责到底。这些案子自然分文不收，之前收的定金全部退回——入了裴炎口袋的那份我也自掏腰包垫上了！我把以前的员工聚集起来，处理完了这些案子，然后给了他们一笔遣散费……这就是我开办的第一家商号，结局是“破产”！
我自然要去找裴炎理论，可他却说“止争斋”是太子交托给他的，他无需给“小小的五品才人”交待（我读小学时，是以武媚娘的身份入读的，所以他知道我的底细）！我拉着他到李治面前去说清楚，他却说：“他接手时，止争斋早就入不敷出，不能开源便只能节流，就读经学的狄仁杰和娄师德有何用处？于是我先裁撤他们以节流；只可惜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只好关门大吉，及时止损，何错之有？太子乃一国储君，不敢拿些许小事劳烦太子，于是便未曾汇报！”他还说，他关闭止争斋时，无人提出异议，更不存在定金纠纷，他说我在搬弄是非，说我在讹诈——止争斋的账目我一直都在看，裴炎到的时候明明已经开始盈利；而且裴炎你就是个吉祥物，止争斋是交给你的吗？我安排的主事人明明就是老狄和老娄，你倒好，才来没几天就把主人家给辞了，还说是我的意思；定金和信用的事，你裴炎背靠裴家，官场中人谁愿意得罪裴家，当然无人提出异议，但没人说，并不等于不存在……后来，李治出来和稀泥，出钱贴补了我所有的损失，但这口气，我却只能自己消化。
若干年后，历史再次重演——李治去世时，将裴炎任命为顾命大臣，我儿子初登大宝，地位不稳，裴炎乘机将朝政大权全部揽于他一手，对我们孤儿寡母步步紧逼，我们节节败退……但庆幸的是，那时的媚娘已不是贞观十八年时的那个小才人，于是那个故事有了不一样的结局：光宅元年（684年）十月，裴炎被斩杀于洛阳都亭驿——事隔四十年，总算是扳回一局——欠下的，终究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