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宁是北周太师于谨曾孙，中书舍人于宣道次子。他初仕隋朝，授冠氏县令。晋阳起兵后，投奔秦王李世民，出谋划策，位列秦王府十八学士。唐太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封黎阳县公。担任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教导皇太子李承乾——总之，前朝臣重臣子弟，弃隋投唐……这样的人生轨迹是当时朝中很多大臣的缩影，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他与前太子李承乾之间“相爱相杀”的过往。
贞观三年（629年），时任中书侍郎的于志宁被加封为太子左庶子，开启了他与前太子的缘分。
贞观十四年（640年），皇太子李承乾日益奢侈放纵。于志宁为此撰写《谏苑》二十卷，进行劝谏。唐太宗大喜，赐他黄金十斤、绢帛三百匹，又让他兼任太子詹事。
那些年，李承乾“奢侈放纵”了什么呢？一是建造密室，于志宁上疏批评他过于奢华；二是喜好歌舞，于志宁又上疏批评他，甚至将他比作秦二世——这道理我就看不懂了，一国太子，建间房，看个歌舞，真的是大罪过吗？上疏就算了，竟然还出书（《谏苑》二十卷），陛下还跟着起哄（黄金十斤、绢帛三百匹、太子詹事）。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世人，想升官发财吗？那就来骂太子吧！后来果然，大家上疏的激情空前高涨……摊上李二这么个爹，李承乾这孩子也真是命苦。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承乾私下召了一群突厥人入宫宴乐，再次惹来于志宁的上书（《谏太子承乾引突厥达哥支入宫书》）。于志宁在文中说：“达哥支等突厥人，人面兽心，难以教化，把他们引进内室，甚为不妥。”一向与突厥人关系亲厚的李承乾大为恼怒，暗中派刺客刺杀于志宁。刺客不忍下手，于志宁这才得以幸免——这件事，我觉得值得好好说道一番。千头万绪，从哪说起呢？就先从新出场的角色“突厥”开始！
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以游牧为主的“部落联盟”国家——突厥汗国。该汗国在583年时（隋开皇三年）因隋分化离间突厥分裂为“□□”、“西突厥”。贞观四年（630年）双李（李靖、李绩）大破□□，漠南一带尽归唐境。也是在这一年起，唐太宗被西北各族君长尊为“天可汗”。
那年，大唐在接收“□□”国土的同时，还接收了一大批人口——前来投降唐朝者有十多万。对于这些人的安置问题，朝中分为了三派：
一派是多数派，主张将他们迁徙河南，分散安置到大唐的各个州县，令他们放弃游牧、改为务农，慢慢将他们汉化。
一派则是少数派，以时任中书令的温彦博为首，认为突厥人是诚心归降，大唐善待他们，他们必定对大唐感恩戴德，绝不会再反叛，于是主张效仿汉武帝安置匈奴的做法，将他们安置在边境地区，“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让这些突厥人成为唐朝北方的屏障。而且为了防止叛乱，则可以将部分突厥贵族安置在长安，充当侍卫，即可以笼络他们，也可以充当人质。
还有一派则是极少数派，以魏征为首，他们认为突厥人绝对不可信任，让其成为唐朝北方屏障的想法是荒谬的，而且“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这么多“白眼狼”在唐朝腹地，将来必然成为心腹大患。魏征甚至直截了当地称突厥人为人面兽心，说他们只会在弱小时服从唐朝，他们归顺只是暂时走投无路，一旦强大了，必然生事反叛，绝不会顾及恩德和道义。而突厥人又与汉人差异太大，想要同化难度太大。所以无论是把他们安置在边境，还是分散到内地，都是后患无穷。魏征主张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拆分成很多互不统属的小部落。并且部落首领由唐朝任命，制订出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约束他们，禁止相互吞并。这样一来，突厥远离大唐腹地，内部又不统一，就不会对大唐构成威胁。
那年，唐太宗虽然认为三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最终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降兵整体安置在北部边境地区，即东起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虽然突厥人当年就已安置妥当，但此后数年间，魏徵不肯罢休，仍就此事不断上书指责温彦博，两人为此争论不休，直至贞观十一年（637年）温彦博病逝，魏老头才不得已停止了对温老头的纠缠。
贞观四年（630年）时，投唐的突厥各部落酋长都被授予将军或中郎将之职，五品以上官员多达百余人，几乎占朝中同级官员总数的一半。突厥人迁居京城长安的将近一万户。突厥贵族大多数都安置在了长安，很多人还成了皇宫侍卫——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李承乾对于突厥人会那么亲厚了！
很明显，对于突厥人的安置问题，前太子李承乾与突厥人的亲厚足以表明他是“温派”，而于志宁上疏中严厉的措辞则表明他是“魏派”。但“魏派”当年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因为九年之后，即贞观十三年（639年），也即于志宁写《谏太子承乾引突厥达哥支入宫书》的前两年，便发生了一件大事：结社率之乱。
结社率，也被称为“阿史那结社率”，他是始毕可汗之子，突利可汗之弟。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他随突利可汗归降大唐，被任命为中郎将一职，负责保卫皇宫。后来他诬告突利谋反，因而不得太宗重用，多年未得进升，为此怀恨在心。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乘唐太宗赴九成宫之机，结纳本部落四十几人夜袭行宫，企图杀死太宗后逃回草原复国。那天，结社率听说晋王（李治）四更时出宫，届时将大开宫门仪仗，他打算乘开门之机突进宫内。可是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李治没有按计划出宫（请不要问我那晚大风有多大，也不要问我为什么刮大风李治就不出宫，那年姑奶奶我正被李二忽悠进弘文馆，刚刚入读大一，远离李治，九成宫之行自然没有我的份，我也是听人说的，细节自然不清楚）。结社率担心夜长梦多，又担心另择时机期间会有人告密，只得硬着头皮上，以箭射中营，呐喊着杀入。被唐折冲将军孙武开率部击退，结社率逃出，杀了养马人盗马欲渡渭水，被追上斩杀。
结社率反叛之事发生后，许多人纷纷上言突厥留在黄河南部有很多“不便”。太宗李二于当年七月下诏，令以前被安置在各州的突厥及诸胡都渡过黄河回到旧地——贞观四年到贞观十三年，事隔九年，“魏派”的意见得到部分采纳。
太宗诏令虽已发出，但这时，突厥人的故土都被薛延陀占领了，北返的突厥人遭到已经占据漠北的薛延陀汗国打击，连战连败，突厥诸部都惧怕薛延陀部，不肯走出塞南，又重新南下请求唐朝同意他们回到唐朝境内居住。于是突厥人的安置问题又被摆在了大唐面前。
由于突厥北返已经不可能，所以只剩下两个可能：一是集中安置在边境，二是打散后安置在内地。当时绝大多数大臣主张把突厥人分散安置在内地，逐步同化。当时，薛延陀汗国已经归顺大唐，他们的首领夷男向大唐建议：“突厥人反复无常、人面兽心、不能信任。大唐现在应该把他们贬为奴婢，分给各个将士和民众。” 他还表示愿意出手帮助唐朝武力解决突厥遗民问题。
最后，宽宏大量的太宗不顾几乎全体大臣的反对，坚持将这些突厥人集中安排在了北方边境地区。他令□□贵族阿史那思摩为可汗，赐姓李氏，统领这部分人。同时给薛延陀赐下玺书，告诫道：“你们薛延陀受册封在前，突厥受册封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们在漠北，突厥在漠南，各守疆土，镇抚本族各部落。如有越境劫掠，我大唐就要发兵，各问其罪。”
经过这一番折腾，延至贞观十五年（641年），思摩才带领十多万百姓、精兵四万、马匹九万渡过黄河，建牙廷于旧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四十多年后，也即李治在位时的永淳元年（682年），这些突厥人中的一部分发动叛乱，回到了故土建立了“后突厥”，还有一部分成为了以后安史之乱的主力。虽然站在很多年以后来看，太宗的决定并不明智，但在当时，太宗这么做，自有他的考量，原因就是：牵制“薛延陀”。
薛延陀，居于漠北。本为匈奴别种铁勒之一部，由薛、延陀两部合并而成，曾役属于突厥，官制和风俗，与突厥大抵相同。贞观四年，唐灭□□后，把大多数□□部众迁到黄河以南安置，这样一来，朔塞空虚，薛延陀趁机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了大部分原□□的地盘，并将牙帐由郁督军山迁至都尉捷山北独逻河之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流域），有精兵二十万，进入了全盛时期。
贞观十三年（639年）以前，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基本保持友好。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发生了“结社率之乱”，于是太宗令“突厥及诸胡回旧地”，于是与大唐的“蜜月期”结束了——那年时我已经跟着李治在屏风后面听政，我记得好像是在“结社率反唐”事发前，我唐就打算“声称欲把散处河南十余万突厥入全部遣返河北”，理由是“复其故庭，继其先绪”，实际则是为牵制和威胁薛延陀汗国，以集中精力对付高昌。但“结社率之乱”使得“声称”成真了！
值得注意的是，□□灭亡后，突厥人去处有三：一是归降大唐，二是入西域，三是投奔薛延陀。太宗决定安置他们在河南时，曾说：“我怜恤突厥之亡，收容他们在河南赈济之。他们不就近去投奔薛延陀而远来归附我，是感我之恩。我的政策能使中国五十年不会有突厥之患。”很明显，太宗也明白，这种方式只能保五十年平安，但事实是，只保了四十一年就叛乱了，而且那时，就像老魏所说的那样，“蕃息倍多”，当初的十几万人已经成倍增长……但回过头来想，若当时放任他们去投奔薛延陀，坐视薛延陀壮大，难道就是好事吗？——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任何决定都在“利弊之间”，就看你如何取舍！太宗当年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四十年后，这个选择题由我和李治来解答，不过，那是很久以后才要讲的故事了。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率部渡河加剧了大漠南北局势的紧张。薛延陀国积极备战，准备乘太宗赴泰山封禅之机，进攻漠南突厥——贞观十五年（641年）夏，李世民正式下诏封禅泰山，并做好了一切准备。不过，后来天上出现了彗星，被认为不吉利，加之魏征上奏，说“天下还不富裕，祭祀封禅投入太大，老百姓难以承受”，希望皇帝不要前往封禅。太宗从谏如流，放弃了封禅的念头——以后，太宗再也没能找到封禅的时机，估计太宗心里的小账本上，魏老头又多了一笔账。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薛延陀发兵二十万渡过沙漠进攻突厥，突厥部众退守朔州（今山西朔县），并派使向唐告急。大唐兵分五路出击薛延陀，救援突厥。当年十二月，五路军中，李勣最先与薛延陀军交锋，当时后面的数万唐军步兵还没有到达，李勣率领三千突厥骑兵以及三千唐军骑兵与薛延陀大军交战，唐军大败薛延陀，斩杀三千人，俘虏五万多人，逃回漠北的薛延陀余部失去辎重又遇大雪，人畜被冻死十分之□□。经过这次大战，崛起强盛的薛延陀汗国遭到沉重打击，实力大幅削弱——后来，唐太宗非常热情地给薛延陀上课，他对薛延陀使者说：“李勣率领的只有数千骑兵，你们却被打的那么狼狈。回去告诉你的可汗：做事须权衡利弊，要善于选择适宜的事去做。”
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挑衅失败后，遣使朝贡不绝，并请求和亲。对此，唐太宗有两套解决方案：一是精选十万大军，灭其国家，俘其首领，可保我边境百年安定；二是答应和亲，采取羁縻，这样足以保证边境三十年安定。当时宰相房玄龄支持第二套方案，太宗也倾向于第二套方案，于是答应和亲，决定以宗室女为新兴公主和亲。后来因为礼节上的琐碎问题，太宗食言，断绝了与薛延陀的婚姻。
于志宁弹劾“太子李承乾私引突厥群竖入宫”之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如果我是李承乾，我也会与突厥人保持友好关系，常言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而且突厥人打架真的是一把好手，留在家里务农真是可惜了——估计当年太宗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他们养在河南，只可惜，最初的待遇过于优厚，大唐的朝堂，被突厥人占据了太多的位置，渐渐地，有些事或许也偏离了太宗最初的设想，于是对于突厥，太宗应该是“变心了”。而作为太子的李承乾，他当时的行为表明，他并没有敏锐地发现这一细微变化——李二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